翻译与阐释的多元_从_锦瑟_的英译谈起

文章编号：1004-5139（2002）05-0055-07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翻译与阐释的多元

——从《锦瑟》的英译谈起　

祝朝伟１，张柏然２　

（1.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210093；2. 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 江苏 210093）

摘 要：本文结合西方的阐释学理论，从《锦瑟》一诗的多种阐释与英译入手，论证了阐释学对翻译的借鉴意义：文本的空白与阐释的多元、作者本意的游移与阐释的历史性使理解陷入阐释的循环，因此翻译的过程就是对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阐释的循环必然产生不同的译文。 关键词：《锦瑟》；文本；阐释学；阐释的循环；阐释的多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From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ad Zither

ZHU Chao-wei1, ZHANG Bo-ran2

(1.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Jiangsu 210093,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f Bilingual Dictionaries, Nanjing University,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Making a brief but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Western hermeneutic theories and the pluralities in interpreting the Sad Zither, this article devotes itself to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Hermeneutic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ext blanks and the plurality of interpretations, the indeterminacy of the author’s writing intentions and hermeneutic historicity plunge interpretation into the hermeneutic circle;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is one in which the SL text is interpreted, and hermeneutic circle will inevitably result in the diversity of translations. Key words: The Sad Zither; text; hermeneutics; hermeneutic circle; the plurality of interpretations

本文以李商隐的《锦瑟》的理解与英译为例，从理解与阐释这首颇为费解、众说纷纭的唐诗入手，对西方近年来盛行的文学及哲学阐释学进行粗略的梳理，阐明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借鉴意义，指出阐释学中的文本空白、作者对文本控制权的丧失以及作者意图与本文意义的不确定性使译者的翻译陷入阐释的循环，并说明翻译的过程就是对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对文本的不同阐释会导致不同的译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译文只有阐释的不同，

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 一、　阐释学的衍生与诗性的言说

众所周知，翻译是理解与表达的双向过

程，因此，不管什么类型的翻译，都涉及对原文的理解与解释。在这一过程中，理解是对原文的接受，解释则是对原文的阐发。这就为阐释学（Hermeneutics）引入翻译提供了理论与逻辑上的契机。

阐释学一词乃西文译名，其发展经历了古

55

希腊“阐释学”，中世纪的“阐释学”和“文献学”，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W. Dilthey）的哲学阐释学以及海德格尔（M. Heidegger）和伽达默尔（H. G. Gadamer）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阐释学等几个阶段。

阐释学起源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断裂。[1:1]在古希腊，阐释学的主要任务是对“神”的旨意进行阐释。神的旨意往往是含混的、模糊不清的，因而需要做出阐释的努力。这种类型的阐释学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发展为神学阐释学。在这里，产生阐释原则的情境是有关宗教文本的阐释上的冲突。宗教文本意义的含糊不清要求文本的阐释与阐释者所信仰的宗教教义相一致，阐释学就是“要弥合我们所熟悉并置身于其中的世界与抵制同化于我们世界视域中的陌生意义之间的鸿沟。”[1:2]后来，在文艺复兴大变革的洗礼中，随着阐释学逐渐应用于对修辞学与诗学的语义解释，神学阐释学逐渐演变成一种解释某个文本的方法论。而阐释学最终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则是由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实现的。狄尔泰作为阐释学发展中里程碑式的人物，是因为他拓展了阐释学的研究范畴，使它跳出了阐释学作为纯人文科学的囿抑，进入哲学领域并具有自然科学的严密体系。如果说，从古典阐释学向一般阐释学的转变，使文献考据问题从属于基本方法论问题，是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那么，从一般阐释学向本体阐释学的转向，使方法论问题从属于基本本体论问题，则是第二次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一转变是由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实现的。[2:3]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说：“理解的本质是作为‘此在’的人对存在的理解。理解不再被看成是一种认识的方法，而是看作‘此在’的存在方式本身。”[2:3] 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继承了他的本体论的基本倾向并将其发展为阐释学的本体论，即哲学的阐释学的体系。伽达默尔对阐释学所作的根本贡献在于他努力把讨论的焦点从解释

56

的技术和方法转移到把理解活动阐明为一种就其本性而言是谈话式的，并且是超主观的事件，是一种历史意识。[1:19]

在文学的阐释学中，解释的需要是在思想采取物质形式这一过程中产生的。[3:49] 作者内在的言说是不需要理解的，是透明的、自足的。一旦内在的言说需要以某种外在的物质形式进行表达予以固定的时候，内在的言说便与语言表达的物质外壳发生冲突。这样，语言在自己作为交流手段的角色中总是使自己遭到挫折。于是语言就具有天生的缺陷，言说与表达的距离给文本留下了空白，需要随时随地地进行理解与解释。

在各种文学形式中，诗以其谜一般的、难于理解的、暧昧含混的成分使其成为文学阐释中最难的课题，这是因为中外的文学传统一致认为“诗应该是充满暗喻和谜一样费解的”，“歧义、难度和费解是诗歌语言的特有特征”[3:255-57]。艺术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与艺术的“反自动化”（deautomatization）主张使作为艺术的诗歌有意将对象变得陌生，认为诗歌语言是语言的突出（foregrounding），是对标准和规范的蓄意侵犯。因此雪莱说：“诗‘唤醒和拓展人的心灵，它使它能够容纳成千种未曾领略过的思想组合。诗揭去罩在世界隐秘世界之上的面纱，它使熟悉的事物变得仿佛并不熟悉。’”[4:12] 而阐释学的任务就是破译笼罩在诗上面的那层神秘的面纱。从诗性的语言来说，唐代诗人李商隐无疑是这种隐晦诗人的杰出代表。 二、　《锦瑟》无端、阐释各异

唐代诗人李商隐（813-858），字义山，怀州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市）人，晚唐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与杜牧齐名，人称“小李杜”。李商隐作诗，文辞绮丽，喜用典故。与其他诗人不同的是，李诗用典，几乎句句都用；而且，即使注明典故出处，其诗意也未必明白，《锦

瑟》就是极好的例子。也正因为如此，李商隐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为自己赢得了最善于用暗示的诗人的声誉。[3:249]《锦瑟》为七言律诗，诗曰：

锦 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短短八句，却有四句含有典故。借助这种手段，诗人向我们证明意义可能实际上超越了文本的局限。这些典故，有的较为明显，而有的却不那么明显。首先是诗的题目。瑟绘纹如锦，故曰锦瑟。《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5:347] 可诗人为什么说“锦瑟无端五十弦？”《锦瑟》诗取诗前二字为题，与《无题》之类实无差异，但它又似乎不像一篇借瑟以隐题的“无题”之作，至少，“锦瑟无端五十弦”肯定与作者的“年华”有关；诗的颔联首句“庄生晓梦迷蝴蝶”语出《庄子》：“庄周梦为蝴蝶。”[5:348] 说的是古代的大哲学家庄子做过一个怪梦，使他对梦境与现实、自我与他者、存在与生成之间的区别产生了怀疑：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3:248]

这段文字中梦与梦一般的不确定性激发了读者诗性的联想，提出了哲学的疑问和诗性的召唤，可诗人想召唤什么，他用典的意义与给定的文本框架到底有什么联系？颔联下联的望帝句，则是指古代蜀国的国王杜宇。杜宇任命奇人鳖灵为宰相，并派其前往玉山治水。鳖灵治水期间，望帝与其妻子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感到非常惭愧，觉得自己无能无德，便把帝位传给了鳖灵，而自己则化为了杜鹃。颈联上句语出《淮南子》，曰：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据许慎注解：“诸，珠也；方，石也。

已铜盘受之，下水数升。”[5:348]说的是一个美丽的民间传说：珠生于蚌，蚌在于海，每当月

明宵静，蚌则向月张开，以养其珠，珠得月华，始极光莹……。[6:388]在这里，月似明珠，眼泪以珠作喻，形成月、珠、泪三者合一或以一化三的奇妙诗境，而在这样的诗境中，诗人透过文本言说的旨趣何在？至于“蓝田”句，据《寰宇记》《汉・地里志》所考：蓝田县本秦孝公置，山出美玉。《三秦记》曰：玉之美者曰球，其次曰蓝。《西京赋》云：爰有蓝田，珍玉是之自出。范子计然曰：玉英出蓝田。[5:348]诗人以蓝田盛产的美玉作兴，谓之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3:244]换句话说，诗中之境是朦胧的、诱人的、美丽的，但却是非真实的。

可是，虽然这些典故已经注明，但如何把这些句子和意象予以联结，形成一个理解和意义的整体呢？中国的注释者对《锦瑟》的理解，大都从猜测作者的意图及整首诗的意思开始。因为中国古代的《尚玉》中记载着这样的说法：传说中的圣王舜以“诗言志”三个字开创了中国的诗学。[3:222]《虞玉》说：“诗言志，歌永言。”《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语：“书以道事，诗以达意。”《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7:5] 因此，诗的意义应该是诗人意欲表现的东西，作者意图即先于文本的“作者之志”应该成为终极的参照，成为一切阐释的目标。中国的学者于是不遗余力、殚精竭虑，企图透过文本的框架解读隐藏在诗人语言符号和典故背后的诗人之“志”。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

１．悼亡说　

中国很多学者，尤其是清代的学者，大多认为李商隐的《锦瑟》是为悼念其亡妻王茂元之女王氏所作。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钱良择、朱彝尊等。钱良择在《唐音审体》中释云：“此悼亡之诗也。”并引李商隐的《房中曲》为证：“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认为这是以李商隐自己的诗注解自己的诗，说锦瑟是亡者平日所御之物，因而诗人睹物思人、托物起兴。

57

[8:607]持这种观点的以朱彝尊为代表：

此悼亡诗也。瑟本二十五弦，弦断而为五十弦矣，取断弦之意也。一弦一柱而接“思华年”三字，意其人年二十五而殁也。蝴蝶、杜鹃，言已化去也。珠有泪，哭之也。玉生烟，已葬也，尤言埋香瘗玉也。[3:245]

在这里，朱彝尊将诗的所有细节和意象归入悼亡的“意旨”，所有的言说也就形成一个有机而统一的整体。无疑，在历代学者中，朱彝尊的诠释是有说服力的，现代译家许渊冲也赞成这一说法，并将此诗翻译如下： The Sad Zither

Why should the zither sad have fifty strings? Each string, each strain evokes but vanished springs:

Dim morning dream to be a butterfly;

Amorous heart poured out in cuckoo’s cry. In moonlit pearls see tears in mermaid’s eyes;

From sunburnt emerald let vapor rise! Such feeling cannot be recalled again; It seemed long-lost e’en when it was felt then. [9:340-41] 在这首诗中，“sad zither”，“dim morning”，“amorous heart”，“cuckoo’s cry”，“tears in mermaid’s eyes”以及“such feeling”等意象的复制深深地表达了诗人对爱人的伤怀和怀念。

２．自伤生平说　

尽管朱氏的诠释合情合理，但仍挡不住批评家和广大学者对此提出异议。由于在宋刻本李商隐诗集里，《锦瑟》作为第一首收入，何焯据此认为这是李商隐“自题其集以开卷”，有自伤生平之意。[8:609]按何焯的说法，“庄生句言付之梦寐，望帝句言待之来世，沧海、蓝田言埋蕴而不得自见，月明、日暖则清时而独为不遇之人，尤可悲也。”[3:245]这一说法在《李商隐评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该《评传》认为，《锦瑟》实际上是李义山一生遭遇踪迹的概括。首联概括本诗的基本主题思想。中四

58

句是纯系自伤生平之辞。“庄生”句一方面实写青年时代的仙游生活；另一方面又虚写诗人自己青年时代绮丽美好的理想在冷酷的现实生活中逐一幻灭，化为泡影，晚年回忆起来真是既辛酸又甜蜜。“望帝”句谓我满腹忧愤，惟有假诗篇以曲传。“蓝田”句和尾联则突出诗人内心的惆怅寂寞。[8:609]

这样一来，朱、何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诗人的类型作了不同的假设。在朱氏那里，诗性主体是英年早逝的亡者，而何氏的主体却是诗人自己。庄生与望帝既是来生与飘逝的拟像，又是才华浪掷、人生虚度的惆怅；虽然蓝田美玉在二者的阐释中同一到了埋葬，可在朱氏那里，埋葬的是诗人的亡妻，而何氏埋葬的却是诗人自己的如玉才华。两种不同的阐释使我们看到，文本诠释来自意义的谈判，谈判的方式与技巧决定了诗的类型和意义的涅槃。具体到翻译，John A. Turner于1976年翻译的《锦瑟》却是自伤生平说的最好例证：

Jeweled Zither

Vain are the jeweled zither’s fifty strings: Each string, each stop, bears thought of vanished things.

The sage of his loved butterflies day-dreaming:

The king that sighed his soul into a bird:

Tears that are pearls, in ocean moonlight streaming:

Jade mists the sun distils from Sapphire Sward:

Why need their memory to recall today?---- A day was theirs, which is now passed away.

[9:338]

在这首诗里，“Vain”，“bear thought of”，“vanished things”，“day-dreaming”，“sigh his soul into a bird”，“jade mists”，“recall”以及“a day was theirs”和“passed away”等的使用，无不展示了诗人对逝去年华的感伤与惆怅。

３．“适、怨、清、和”说　

以上两说在李诗的诠释上已见仁见智，他

们透过符号的指涉对诗人“意旨”的解释也是入情入理的，可他们并没有穷尽意义的阐释，文本的开放为意义的进一步谈判提供了阐释的进一步宽容。同样是根据《锦瑟》作为李诗的第一首收入宋刊义山诗集这一事实，“适、怨、清、和”说的倡导者们也为自己的注解找到了阐释的佐证。宋代诗人苏轼曾说，《锦瑟》出于《古今乐志》。该书称：“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按照这一说法，诗中种种详细的用典与描写实际上是直接与乐器的四种声音息息相关的。[3:246]这种说法在廖文炳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此义山有托而咏也。首言锦瑟之制，其弦五十，其柱如之。以人之年华而移于其数。乐随时去，事与境迁，故于是乎可思耳（首联）。乃若年华所历，适如庄生之晓梦，怨如望帝之春心，清而为沧海之珠泪，和而为蓝田之玉烟，不特锦瑟之音，有此四者之情已（中二联）。夫以如此情绪，事往悲生，不堪回首，固不可待之他日而成追忆也。然而流光荏苒，韶华不再，遥溯当时，则已惘然矣（尾联）”[8:607] 由此可见，诗中用典暗指音乐中的四种不同的情调，因此，这首诗可以看作是有关音乐或诗歌本身的。它被放在诗集的开篇，可以理解为诗人对自己的总评即诗歌体的作品的序言。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也采纳并发展了这一说法。[10:435-38]

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赞成“适、怨、清、和”说的英译当属Shui Chien-tung与Keith Bosley所翻译的《锦瑟》，这里受篇幅所限，仅举一节：

The mind is on the water: The fingers on the lute Strum empty chords But the lute’s belly

Fills as the oyster fills with pearls at full Moon

As the mermaids in the south sea spill Pearls from their weeping eyes. The mind is in the mountains:

The fingers on the lute Pluck high, far notes

But the lute’s belly

Fetches them back and warms them as the sun

Warms

Jade, the cold virgin from the hills.

Likewise the poem: STAND WELL BACK! [9:338] 这首合译的英诗共有5节，以上是第4节。从这一节我们可以看出，诗人情随乐至，乐催情生，“pluck high, far notes”等语句的选择正切合了诗人诗为音乐、音乐为诗的意旨。 三、　阐释学对翻译的启示

阐释学在翻译研究的引入与《锦瑟》一诗阐释的多元对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笔者拟从以下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１．文本的空白与阐释的多元　

中国的传统哲学认为，言为心之声，为意之形，意属形而上，言属形而下，前者为一，后者为多。[11:48]可是作者的内在言说被赋予语言这一物质外壳时，内在的言说与语言的表达往往产生冲突，产生言表意未能尽意，以言载道未能尽道之感，意与言的一对一关系被割裂了，形成言一意多或意一言多的表意图式。而从文本本身来看，文本的种种语义单位之间留有诸多空隙，形成文本的空白，这就为读者的阐释提供了创造的空间。一般说来，文学语言的空白比日常语言或科技文体语言的空白更大。因为日常语言的能指指向所指，而文学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具有“返回能指性”，因此就更不具有“透明性”，而更有“多义性、多重阐释性、无限衍生性”等特点。[12:50]保罗・瓦莱里曾指出：“凡清晰易懂、思想明确的东西都不可能产生神圣的印象，所有高尚、高深的东西都建立在隐晦之上。”[3:255-56] 从诗的角度来看，隐晦是诗人“对日常话语的平庸陈腐和松散拉遢所作的必然反应，在日常语言中，实用交流的‘量’必然败坏表达方式的

59

‘质’”。[13:123]

在翻译的过程中，在译者通过文本的中介与作者进行对话时，译者总是带着自己的经验和认知模式（耀斯称之为审美经验的期待视野）进入文本框架，而不同的经验和认知模式必然使不同的译者对相同文本的阐释产生不同，文本中的空白也因期待视野和解读方式的不同发生不同的意义，从而导致阐释的多元。吕俊先生认为，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正是作品意义的空白和不确定性以及语义单位连接之间的空缺激发和诱发读者进行创造性的填补和想象性的连接，这是一个读者与作者对话、商榷、争论、调和并产生新的意义的过程。[12:53]《锦瑟》一诗的理解、翻译与阐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同的学者与翻译家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其修养与学识也各异，因此，对同一文本出现阐释的多元正是言说与意义“一与多”关系的辩证体现。

２．对作者本意的质疑　

在传统的译论中，原语文本是作者的独白，作者对原语文本具有绝对的解释权与权威性。因此翻译者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找出作者的本意，这是译作的根本。但是，现代阐释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宣称，作者的本意是不存在的，一切探寻作者本意的努力最终是徒劳的。[14:54]在西方哲学里，就像尼采说“上帝死了”一样，法国文论家罗兰・巴尔特宣称“作者死了”。伽达默尔阐释学的作者和文本观跟西方解构主义译论中“作者死了”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当作者创作了一件作品（文本）之后，这件作品（文本）就是一个脱离了作者的自足的存在。因此，翻译的过程不再是作者的独白，而是读者通过文本这一媒介与作者的对话。文本的解读是第一性的，作者的复活是通过译文来实现的。

阐释学的原则将译者从对作者本意的亦步亦趋中解放了出来，使作者更能发挥自己的创造性。《锦瑟》一诗阐释的多元使我们看到，作者的言说以及原诗所言之“志”在历史尘埃的封杀中已变得模糊不清，读者只能通过阐释

60

者的阐释才能触摸诗人呼吸的命脉，感受诗人或是自伤、或是悼亡、或是追古抚今、慨叹平生的适、怨、清、和。种种情愫，只能透过文本在历史中早已飘零的斑驳，借助阐释者的种种努力将一个活生生但又各不相同的李商隐还原在读者的面前。

３．阐释的历史性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一个我们卷入其中却不能支配它的事件；它是一件落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从不空着手进入认识的境界，而总是携带着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解释学的理解既包含了我们突然遭遇的陌生的世界，又包含了我们所拥有的那个熟悉的世界。” [14:54] 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存在都是历史的，一个人的理解力事先便已经历史地形成。伽达默尔的观点充分认识到意义在时间和可变情境中的可变性。我们理解到的意义离不开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教养，而知识和教养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历史条件的决定。他认为阐释的循环源于人总是带着前理解（foreunderstanding）去解读一部文本。译者正是带着这种前理解去与作者的视野发生融合。孟子也认为，要把握文本的真正意义，只能根据作者的意图去恢复其历史背景和上下文关系，这就是他所说的“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3:224]

从《锦瑟》一诗的诠释来看，不同的学者由于所处的时代各不相同，他们为了使对该诗的理解尽量有说服力，也尽可能地对诗人李商隐的历史环境与诗人作此诗的种种可能作出了推测，然而由于他们本身作为理解者，其视野的先设与文本的历史存在使诠释的结果走向了不同。阐释的多元也是阐释的历史性的必然体现。杰拉尔德・格拉夫（Gerald Graff）指出：正如我们谈论别人的意图时不过是在对意图进行推论一样，我们试图确定一句话的相关背景时，我们也是在作一种推论。这种推论跟其他解释过程的推论一样，是允许争论的。[15:166-67]因此，解释的多元表明，没有谁的解释是唯一正确的，文本的开放性允许各种合

理的解释。如果翻译的过程也是阐释的过程，那么不同的翻译就是不同的文本阐释，只要是合理的，便是可以接受的。《锦瑟》一诗的翻译极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四、　结语

如前所述，李商隐是历代诗人中最擅长暗示的诗人之一，对《锦瑟》一诗的种种阐释正是不同的阐释者对该诗历史地阐释的结果。从翻译的角度来看，不同的阐释就是译者通过文本与作者的对话的不同结果，必然导致译文的多样性，上文所列举的三种译文就是很好的例证。中国的传统哲学历来就提倡阐释的多元。《易传》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而《锦瑟》一诗的理解正是阐释多元的极好的例证。王蒙先生在谈到《锦瑟》一诗的理解时说：“情种从《锦瑟》中痛感情爱，诗家从《锦瑟》中深得诗心，不平者从《锦瑟》中共鸣牢骚，久旅不归者吟《锦瑟》而思乡垂泪，这都是赏家与作者合作的成果。”[16:18] 参考文献：

[1] 张隆溪. 道与逻各斯[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

社, 1998.

[2] 伽达默尔. 哲学解释学[M]. 夏镇平, 宋建平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3] 王岳川. 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M]. 济南: 山东

教育出版社, 2001.

[4] Shelley, Percy Bysshe. A Defense of Poetry[A]

Bruce R. McElderry. Shelley’s Critical Prose[C].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7.10-19.

[5] 钱牧斋, 何义门 (译注). 唐诗鼓吹评注[M]. 韩

成武等 (点校).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6] 周汝昌. 李商隐诗二首赏析[A]. 张宝坤.名家解

读唐诗[C].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 386-393.

[7] 朱光潜.诗论[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8] 施蜇存. 唐诗百话[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1996.

[9] 许渊冲. 中诗英韵探胜[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7.

[10] 钱钟书. 谈艺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1] 柯飞. 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J]. 外语教学与研

究, 1996, (4):48-52.

[12]吕俊. 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

外国语, 2000, (5):49-54.

[13] Poggioli, Renoto. The Theory of the

Avant-Gard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4] 谢天振. 作者本意与本文本意[J]. 外国语, 2000,

(5): 53-60.

[15] Graff, Gerald. Determinacy/Indeterminacy[A]

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 (ed).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164-169. [16] 钟来茵. 李商隐爱情诗解[M]. 上海: 学林出版

社, 1997. 收稿日期：2002-05-18

作者简介：祝朝伟（1973—），男，四川人，淮海工

学院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英汉比较。

张柏然（1943—），男，江苏武进人，教授，博士生

导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翻译学、双语词典编撰等。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