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集聚、产业集聚和新产业区形成综述

人类的许多经济活动都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趋势。世界范围内产业集群的迅速发展及其对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使其日益成为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等不同学科共同探讨的对象。在一些开创性研究的启发和带动下，工业集聚和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

一般来说，工业集聚不同于产业集群。工业集聚是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但并非任何工业集聚都能发展成为产业集群。从概念上来说，工业集聚（Industrial Agglomeration）指的是相同或不同类型的工业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它侧重于工业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而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则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Porter，1998）。显然，与企业在空间上简单的集聚相比，产业集群则是一个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的产业群落，它是企业自组织或有组织的综合体，而不是无组织的混合体和堆积物，它揭示了在一些地方相关企业集结成群，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的现象和机制（王缉慈，2002）。 近年来，产业集群表现出来的强劲竞争力也引起了很多国家和地区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关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无论在中心的还是外围的区域，发展产业集群已成为工业政策的一种新形式。

关于工业集聚的研究

工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分布是现代工业布局最突出的特点。对于工业集聚形成的内在机制的研究将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地区工业化的进程。

一、工业集聚的理论基础

工业集聚理论的古典基石集中体现在以韦伯（Webber）为代表的古典区位论和马歇尔（Marshall）关于产业区的论述上，前者由艾萨德（Isard）继承和发展，最终形成在实证研究和规划中广泛应用的产业综合体（Industrial Complex）模型，后者演化成纯经济分析中的产业集聚模型（Gordon IR. and McCann P. 2000）。 1．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

马歇尔（1890）是最早关注工业集聚现象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将工业集聚的特定地区称为“产业区”，产业区内集中了大量相关的中小企业。在马歇尔看来，这些工业之所以能够在产业区内集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获取外部规模经济。马歇尔认为外部经济十分重要。“这种经济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而获得”（马歇尔，1964）。

马歇尔阐述了为什么集中在一起的厂商比单个孤立的厂商更有效率的三个主要原因：厂商集中能促进专业化供应商队伍的形成；厂商的地理集中分布有利于劳动力市场共享；厂商的地理集中有助于知识外溢（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2002）。

大量工业企业在地理上集中完全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马歇尔提到了有关辅助工业的发展问题，“辅助工业从事于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小的部门，为许多邻近的工业进行工作，这些辅助工业就能不断地使用具有高度专门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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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虽然这种机械的原价也许很高，折旧率也许很大，但也能够本”（马歇尔，1964）。同时，工业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能为提供拥有高度专业化技术的工人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有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的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有良好的市场，一个孤立的工厂之厂主，即使他能得到一般劳动的大量供给，也往往因缺少某种专门技能的劳动而束手无策；而熟练的工人如被解雇，也不易有别的办法”（马歇尔，1964）。更为重要的是，当同行业中的很多公司集中在一个地区时，“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也学到许多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地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法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之成绩，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马歇尔，1964）。

马歇尔的研究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但他的这一部分思想因缺乏严格的数理表达方法，而长期被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所遗弃。马歇尔用外部经济的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产业集聚的原因，但他却忽视了区位和运输成本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不同的产业和区位，工业集聚的程度和持续性是不同的。

2．韦伯的工业区位论

现代工业区位的奠基人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一书中，首次建立了有关集聚的一套规则和概念。韦伯将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影响工业分布于各个区域的“区域性因素”，另一类在工业区域分布中，把工业集中于某地而不是其他地方的“集聚因素”。他认为：“集聚因素是一种‘优势’，或是一种生产的廉价，或者是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被带到某一地点所产生的市场化”。“在一定集中化程度下，成本因工业的集中化而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指数比工业完全分散情况下的成本指数低，也比集中程度低的工业要低”（阿尔弗雷德•韦伯，1997）。

韦伯将工业集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仅通过企业自身简单的规模扩张使工业集中化，这是初级阶段；第二阶段，各个大企业以其完善的组织而地方集中化，这时，大规模生产显著的经济优势就是有效的地方性集聚性因素，这是集聚最重要的高级阶段（阿尔弗雷德•韦伯，1997）。高级阶段的基本要素有以下四个方面：①技术设备的发展使生产过程专业化，而专业化的生产部门更要求工业的集聚；②劳动力的高度分工要求完善且灵活的劳动力组织，劳动力组织有利于集聚的发生；③集聚可以产生广泛的市场化，批量购买和销售降低了生产的成本，提高了效率；④集中化可以使基础设施，如煤气、自来水管道、街道等共享，从而降低“一般经常性开支成本”，同时，一般经常性开支的降低还会促进集中化。韦伯还 从运输指向和劳动力指向两个不同的途径分析产业集群能够达到的最大规模。

韦伯还对工业集聚做了定量研究。他设想用其创始的等费用线方法来确定工业集聚的原则。即集聚中心的形成以及单个企业在该中心的集聚依赖两个条件：①与假定的集聚单元相联系的临界等运费线的交叉部分存在，②在这些交叉部分中必须达到一定的生产量。当这两个条件满足时，单个生产单元将发生集聚。单个企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什么样的产出量，只要它的临界等运费线同其他足够多的企业的临界等运费线交叉形成集聚单元，那么它将和它们一起集中（阿尔弗雷德•韦伯，1997）。

韦伯主要是从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来研究工业集聚。他将集聚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集聚所得利益与因迁移而追加的运输和劳动力成本进行比较的结果。与马歇尔一样，韦伯的著述出现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诞生之前，传统的古典理论仍占据着主流，因此，他们的集聚理论被称为古典集聚理论。古典集聚理论一般认为集聚的产生是自下而上的。

3．增长极理论与地域生产综合体 与古典集聚理论不同，增长极理论和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将集聚的产生看做是自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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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增长极理论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 Perroux）提出来的，其后由布德维尔（Boudeville）、缪尔达尔（G. Myrdal）等加以扩展和完善。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弗朗索瓦•佩鲁，1998）。佩鲁所认为的增长极是一种“推动性单位（Propulsive Unit）”，它自身的增长和创新将促进其他单位的增长。推动性单位可能是一个工厂，或是同部门内的一组工厂，或是有共同和约关系的某些工厂的集合。而布德维尔则将增长极理解为相关产业的空间集聚。根据增长极理论，政策制定的关键是在地区内建立推动性工业，通过工业集聚来推动经济增长。

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是由科洛索夫斯基（Korosovski）等前苏联学者提出来的。科洛索夫斯基将地域生产综合体（Territorial Production Complex）定义为：“在一个工业点或一个完整的地区内，根据地区的自然条件、运输和经济地理位置，恰当地(有计划地)安置各企业，从而获得特定的经济效果，这样的一种各企业间的经济结合就称为生产综合体”。涅克拉索夫认为，地域生产综合体是“在经济区、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省、边区内，一个或几个专门化部门的高度结合，并基本上共同利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基础设施”。从前苏联一些学者的定义可见，地域生产综合体具有聚集性质。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来源于前苏联国民经济建设的实践，它是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具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优势，综合体的建设完全是由国家投资完成，因此，其自上而下形成聚集的特征更加明显。

4．新经济地理学的工业集聚理论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将空间的观念引入了规范的经济学研究框架中。基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提出了新的空间经济理论。在此基础上，克鲁格曼发展了集聚经济的观点。克鲁格曼的工业集聚模型是基于以下事实：企业和产业一般倾向于在特定区位空间集中,不同群体和不同的相关活动又倾向于集结在不同的地方，空间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产业专业化有关。这种同时存在的空间产业集聚和区域专业化的现象，是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分析中被广泛接受的报酬递增原则的基础。克鲁格曼的工业集聚模型假设一个国家有两个地区，有两种生产活动（如农业和制造业），工业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在一个区域内，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格局最终演变的结果将会是集聚，这从理论上证明了工业活动趋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并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某些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历史和特殊事件、某种偏好、某种生产要素的天然的可获得性等，都可能在自我强化的过程中趋于不断放大而对工业集聚的形成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但工业集聚一旦形成，又会通过生产的前向和后向关联以及要素的流动产生积累效应，使得非理性的经济分布具有“锁定”效应。因此，在现实世界中，工业集聚的形成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克鲁格曼的工作实际上为主流经济学分析理论框架下研究空间集聚形态的多样性开辟了空间，证明了经济发展中，“区位是重要的”。

克鲁格曼将区位理论和贸易理论等有效地整合在一起，用模型化的方法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产业集聚发生的机制，弥补了马歇尔和韦伯观点的不足。克鲁格曼的模型为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使产业政策有可能成为地方工业集聚形成和不断自我强化的促成因素。

二、工业集聚的类型

工业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会形成各种不同形式的集聚体。为此，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分类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马库森（Markusen）对工业集聚区的分类（Markusen，1996）。马库森根据集聚区内企业的特点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四种典型的工业区类型（见图17－1、表17－1）：①马歇尔式工业区（Marshallian District）。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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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地方性的中小企业组成，规模经济相对较低，大量贸易在区内进行，与区外企业的联系和合作程度低。如美国硅谷、意大利产业区等为这一类型。②轮轴式工业区（Hub-and-spoke District）。由一个或几个大型企业支配，供应商在外围。美国的底特律和西雅图就是这种情况。③卫星平台式工业区（Satellite Platform District）。主要由区域外的大型企业的分支机构组成。如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科技园区、巴西的马纳斯等。这类工业区最显著的特点是与外部企业尤其是母公司的联系密切，缺乏区内贸易。④政府主导式工业区（State-centered District）。主要由公共或非营利的实体支配。如军事基地、军工企业、大学或集中的政府机构等。马库森提出，现实的工业区可能的情况是上述类型的混合形式，或现在是其中一种，经过一段时间会转变成另一种。 供 客 应 商 商

（1）马歇尔式工业区

（2）轮轴式工业区

（3）卫星平台式工业区

图例： 本地小企业 大型企业在本地的总部 总部在外部的大中型企业

图17－1 马库森的工业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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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Markusen, A., 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 Atypology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Economic Geography 72 ,1996.

表17—1 马库森的工业类型区特征

类型 马歇尔式工业区 轮轴式工业区 卫星平台式工业区 区内企业的特点 地方性中小型企业 大量的内部贸易与合作，强大的制度支持 一个或多个大型企业与大量小型的供应商 总部在外部的大中型企业 由大型企业对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做出安排 小规模合作与企业网络 劳动力市场在区外，在垂直一体化的企业中 内部依赖关系 地方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在区内，有高度的灵活性 劳动力市场在在管理和促进核心工业发展中起很大作用 在管理和促进核重要作用 提供基础设施、减税和其他优惠条件 地方政府的作用 长期增长前景 依赖于区内的经济制度和协作关系 依赖于工业和轴心企业的发展前景 依赖于当地吸纳和外部分支企业的能力 政府主导式工业区 大型公共企业与非营利实体以及与之相关的供应商 仅限于公共实体与其供给商之间的贸易关系 国家出资则劳动力市场在区内，大学、军事机构等出资则劳动力市场在外部 在规制和促进核心活动中的作用弱 依赖于当地扩大政治支持获取公共设施的能力 区内，活动性小 心工业发展中起 资料来源：同上。

三、工业集聚的优势和问题

工业集聚是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生产者

集聚在一个特定的区位有很多优势，而这种优势反过来又可以解释这种聚集现象（保罗•克鲁格曼，2002）。总的来说，工业集聚的优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集聚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

工业活动在有限空间的集聚，有利于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对加强和促进区域经济有重要意义。①某种工业地理上的集中，有助于促进一些辅助性工业的建立，也为成品的推销、运输提供了方便。②集聚扩大了市场规模，一方面因为运输费用的节约从而降低了实际销售费用，另一方面也利于生产者引进先进设备，进行技术创新。第三，工业集聚增强了企业间技术和信息的交流及职工接受培训的机会。③多种企业的集聚，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企业间相互合作与竞争。④集聚提高了公共服务设施的利用率，而且使金融和商业服务条件更为优越。此外，多种有才能的经营者、企业家的集聚，有利于形成高智力结构（刘再兴，1997）。总之，相同类型或相关企业的集聚加强了这些企业及其所在地区的增长潜力。

2．工业集聚转变了生产组织方式

工业集聚有利于专业化分工的演进，同时，分工演进又推动着集聚经济的发展。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过程的可分性，中小企业获得了更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大批零部件和工艺专业化生产商相继出现，独立的企业比垂直结构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规模经济，可以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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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生产各种专门的投入品和提供专业的服务。同时，世界经济不断加剧的竞争也促使人们将有限资源集中投向核心环节，越来越多的企业根据自己的相对优势来组织生产活动，产业联系也不再局限于企业之间垂直或水平的物质联系，而且还包括了信息等的联系。因此，一些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垂直结构型企业正逐渐向从事专业生产的相对规模较小的非垂直型企业的转变。这种工业结构的变化不一定会减弱工业集聚的趋势，反而会使之加强。这也就使得工业集聚的原因由追求外部规模经济扩展为减少交易费用和风险，追求范围经济。 3．工业集聚有利于企业网络的形成

工业集聚有利于企业之间通过分工协作形成企业网络。企业网络组织是企业组织与市场组织在资源配置方面互相替代的过程中交融结合的产物，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型的经济活动制度安排。企业网络有利于发挥各企业的互补作用，共同开发市场，统一行动，共享资源和知识，实现规模经济或解决企业所共同面对的一些问题。对专业化服务有相同需要的企业将形成水平网络，对在商品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发挥作用的将出现垂直网络。在水平网络中，企业间要合理分配产品开发与接受专业化服务的费用，需要对市场信息的收集与要素市场做出安排。垂直型网络的内容包括交易双方对信息专业技能的分享以及在产品设计、工程技术和市场营销方面的合作。企业网络可帮助那些小型企业获得通常只有大型企业才能实现的规模经济和获取信息、进入市场的有效途径（大卫.L.巴克利、马克.S.亨利，1997）。虽然企业间相互依赖的网络对企业行为具有约束力，它可以带来单个企业无法生产的网络利益，但同时它也会产生网络风险。

集聚的确具有许多优势，但集聚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聚，不同产业的集聚规模是不同的。企业或产业集聚规模如果过大，也会引起集聚收益递减，这是因为同时还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的制约：①集聚到一定程度后，可能导致因运输、电力、劳力、用地、水源、原材料的短缺而提高生产要素的价格，从而提高基建投资和生产成本。②可能引起销售方面的问题，即成品极限运距内的需求趋于饱和，进一步扩张，就要延长成品的运距和追加过多的运输支出。③组织管理上的不利。集聚程度越高，区内外的经济技术联系越来越复杂，增加组织、管理特别是决策上的难度，一有重大失误，就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也就是风险增加。④技术上的不利。由于上述限制因素的作用，可能引起贵重设备利用率的降低，企业的运转低于其全部生产能力，从而单位成本提高（刘再兴，1997）。

产业集群

工业在地理空间的集聚可以形成产业集群，工业集聚是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它们都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特征。但集群并不等于集聚，它还具有一些集聚所缺乏或尚未形成的更高层次的特征。产业集群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也是工业集聚所无法比拟的。世界范围内，产业集群所表现出来的强劲势头已引起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基于不同角度的研究和关注。

一、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在产业集群研究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是哈佛商学院的波特（Porter）教授。波特在其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并认为国家或地区在国际上具有竞争优势的关键是产业的竞争优势，而产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彼此相关的产业集群。在波特看来，产业集群是集中在特定区域的，在业务上相互联系的一群企业和相关机构，包括提供零部件等上游的中间商，下游的渠道与顾客，提供互补产品的制造商，以及具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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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技能、技术或共同投入的属于其他产业的企业。波特认为，产业集群的核心内容是其竞争力的形成和竞争优势的发挥，这是产业集群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障。同时波特指出，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在集群发展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的政策对集群的形成、发展模式和发展周期都有重要的影响（Poter，1998）。波特的理论在一些方面也受到了批评，如有些学者认为，国家间和区域间的竞争方式与企业间竞争方式是不同的，这种在企业、国家和区域间的类推是错误的（Martin, R. and Sunley, P.，2003）。有些认为，波特的集群理论的根本性的局限是它从其他经济现象中抽象出了集群，因而在他的理论模型中集群往往以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实体出现（Breschi, S. and Malerba,F., 2001）。尽管如此，波特关于集群的许多理论观点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从波特理论出发，学者们就集群的成因、机理、案例实证等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对集群问题的分析也逐渐地从经济方面转到社会方面。

目前，产业集群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机制。

有关产业集群的形成，基于以下三种认识：一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二是自上而下人为促成的；三是自发和人为共同促成的。联合国贸发会把集群分为两大类（UNCTAD，1998）：自发形成的集群（Spontaneous Cluster）和人为形成的集群（Constructed Cluster）。意大利学者Bagnasco，Bacattini，Piore和Sabel对“第三意大利”产业区的研究，使人们较早地认识到，产业集群的发展得益于高度分工协作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外部性，以及当地社会文化背景支持下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关系。美国学者Scott，Storper，Christopherson，Walker则进一步将劳动分工、集聚经济和交易成本联系起来对美国硅谷半导体产业群、好莱坞影视产业群进行了研究。此外，一些学者还侧重于从地区要素特点、地区消费偏好和市场变化、社会文化等角度对产业集群的成因进行研究。如Kaldor认为，要素禀赋和技术特征会导致内生性产业集群并决定其发展过程（Kaldor, N., 1981）。从现实情况来看，影响产业集群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偶然因素又有确定因素，既有市场因素又有非市场因素。

2．产业集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产业集群可以通过规模效应以及加速技术进步与扩散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Philippe Martin 和Gianmarco I. P. Ottaviano综合了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和罗默（Romer）的内生增长理论，建立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间自我强化的模型（Martin, P. and G. Ottaviano, 2001）。J. Vernon Henderson, Zmarak Shalizi和Anthony J. Venables探讨地理集聚对经济绩效、规模和区位的重要作用（Henderson, J. V., Zmarak Shalizi and Anthony J. Venables，2001）。Audretsch , Feldman和Beaudry, Swann则从产业集群能促进技术进步和扩散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Audretsch, D.B. and M.P.Feldman , 1996）（Beaudry, Catherine and Swann, Peter, 2001）。此外，一些学者还通过实证分析来证明产业集群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关系。

3．产业集群与创新的关系。

地区经济中的创新常常来自于产业集群。1984年成立的欧洲创新研究小组（GREMI），通过社会文化环境（Milieu）把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与创新活动联系起来（王缉慈等，2001）。Anderson（1994）考察了传统的熊彼特主义分析创新关联度的不足，主张用演化经济学来分析创新关联度，并在演化经济学的框架内，构筑了交互创新的两产业模型和三产业模型，开辟了一个产业集群研究的新视角。Dalum Holmen和Jacobsson (1999)从国家创新系统的角度探讨了北日德兰半岛和瑞典西部知识型产业集群的形成。Machiel Van Dijk和Onder Nomaler (2000)不同于传统关注知识溢出和累积的思维，从供给方面解释产业动力学。Lucia Cusmano (2000)探讨了企业的相关研究能力在技术政策和合作研发方面的作用。C. J.Caniels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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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ijn (2001)研究在经济自由化和国际经济整合的背景下，技术能力的累积对中小企业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建立概念框架来分析地理集聚影响技术能力累积的机理，从中观和微观层次对集聚优势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产业集群政策（陈剑锋、唐振鹏，2002）。产业集群的创新优势也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证实。

4．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的研究。

与其他经济组织一样，产业集群也有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在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因素都会对集群有很大影响。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秘书处（UNCTAD）曾根据网络化中的每个企业的技术水平、市场的扩展和企业之间的合作程度将产业集群分为五种类型：即非正式的合作网络、有组织的合作、创新型集群、科技园区和出口加工区等，并寻求这五种类型中的发展阶段性联系（UNCTAD, 1998）。Ahokangas和 Räsänen（1999）曾提出一个演化模型，将区域集群的发展过程分为起源和出现、增长和趋同、成熟和调整三个阶段。这一演化模型分析了集群演化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对集群发展过程的研究。此外，一些学者通过考察集群中的企业迁入、迁出、发展和衰亡等变化来研究集群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5．产业集群的风险性研究。

尽管大部分的理论研究集中于产业集群对区域竞争力产生的正效应。但一些学者还是注意到了产业集群潜在的风险问题。今天成功的产业集群也可能衰落成为明天的问题区域。波特就曾指出，集群产生后可能因为外部威胁(如技术间断、消费者需求变化等)以及内部僵化(由于过度合并、卡特尔、群体思维抑制创新等)而失去竞争力。丹麦学者Bent Dalum以北欧的无线通讯工具集群为例研究了技术生命周期如何使得区域集群发展面临崩溃危险。奥地利区域经济学家Tichy G.论述了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性风险。在Tichy G.研究基础上，O.M.Fritz等分析了经济周期对产业集群的冲击——周期性风险（蔡宁等，2003）。G. Grabher分析了产业集群的锁定效应（Grabher, G.，1993）。这些对于研究老工业基地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此外，随着产业集群理论的继续深入发展，基于产业集群的产业政策和实证研究将日益重要起来。

二、产业集群的概念和特征

1．产业集群的概念

对于什么是产业集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波特的表述：集群用来定义在某一特殊领域中，相互联系的公司和研究机构在地理上的集聚形式。集群通常包括下游产业的公司、互补产品的生产商、专业化基础结构的供应者和提供培训、教育、信息、研究、技术支持的其他机构，例如大学、智略团、职业培训提供者、技术标准机构等。很多集群还包括商会和涵盖集群成员的其他集团组织（Porter，1998）。波特对产业集群的定义比较全面地把握了集群的本质。

在国外的文献中，我们还常常看到一些与产业集群相关的概念，如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新产业区（New Industrial District）、产业综合体（Industry Complex）、创新环境（Innovation Milieux）等，实际上，这些概念反映的经济现象是大致相同的，只是各自关注的侧重点或研究方向有些不同。此外，对于产业集群这个概念，有些学者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还将它称为“企业集群”。 2．产业集群的特征

有关产业集群的基本特征，最早还是来自于马歇尔对产业区的认识，马歇尔将产业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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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一种由历史与自然共同限定的区域，其中的中小企业积极地相互作用，企业群与社会趋向融合（王缉慈等，2001）。马歇尔认为产业区具有6个特征：①与当地社区同源的价值观念系统和协同创新的环境；②生产垂直联系的企业群；③最优的人力资源配置；④产业区理想的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⑤竞争与协作并存；⑥富有特色的本地信用系统。

随着经济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产业集群特征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Rabellotti认为集群具有四个主要特征（Rabellotti R., 1997）：①主要由中小企业构成，并在空间上集聚，产业上具有专业化特征；②各个关联的经济参与者具有浓厚的、趋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由此产生了共同的、能被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虽然它们之间有的清晰可见，有的比较隐含，但是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③基于市场交换或非市场行为，能促进商品、服务、信息和人员等生产要素流动，产生强烈的后向、前向、水平和劳动力联系；④本地公共、私营机构网络对集群内部经济实体的行为起支撑作用。其他一些学者也从自己研究的角度对产业集群的特征进行了归纳。

总的来说，对于产业集群的特征需要把握以下几个：①地理集中的特征。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是产生集聚经济的基础，也是集群作为一种地域经济现象存在的基础。地理集中是一个相对的尺度。②专业化特征。集群内单个企业的生产总是集中于有限的产品和过程，形成专业化的特点，专业化的分工是与生产的技术可分性以及垂直分离的生产组织方式相关的。③企业网络。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常常通过生产系统形成本地网络。网络中的各行为主体之间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频繁地进行着商品、服务、信息、劳动力等贸易性或非贸易性的交易、交流和互动，相互学习，密切合作，共同促进地区的发展和企业的持续创新。企业间的关系网络是集群的一个主要特征。④企业的根植性。根植性的概念来源于经济社会学，是指经济行为深深嵌入社会关系中。集群内的行为主体具有很强的地方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经济的，还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等各方面，集群与当地的社会网络密切联系在一起。企业发展需要根植在本地，因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国家环境，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它所在的区域和地方环境。在高新技术产业中，企业的根植性更加重要（王缉慈等，2001）。 4．产业集群的形式

产业集群的形式多种多样，没有统一和固定的模式。可以根据产业集群的概念和特征，对其进行分类。

（1）按专业化产业性质，集群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高科技产业集群，主要依托当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如美国的高科技产业集群：硅谷、波士顿128公路、德国的奥斯汀；印度的班加罗尔地区；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英国的剑桥工业园；法国的索非亚等。第二类是传统产业集群，主要以传统的手工业和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部门为主。如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格纳地区、中国浙江的一些地区：嵊州的领带、诸暨市大唐镇的袜业、海宁的皮装、柳市的低压电器等。第三类是一般资本与技术结合型的产业群，主要包括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和制造业。如日本的大田、德国南部的巴登—符滕堡登。 （2）根据企业网络关系，集群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小型企业为主的产业集群，如意大利、浙江的许多集群属于这种情况。一类是以大企业为核心的中小企业集群。如中国长春的汽车产业集群等。此外，根据企业的所有权结构，集群可分为外向型产业集群、民营经济为主的产业集群以及国有企业产业群等。

三、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产业集群之所以能产生、发展，并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就在于它具有较强的持续竞争力。国外有关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研究，可分为基于直接经济因素和基于间接经济因素的竞争优势两种。直接经济因素是指企业从集群中获取供应商和专业化的信息、公共服务以及获得有专业化技能和工作经验的雇员，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并通过本地竞争对手和顾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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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进一步加强竞争优势，微观层次的企业间由于地理接近性形成中观层次上的产业集聚，使本地化经济和外部经济得到加强，产生协同效应获得竞争优势。间接经济因素是指知识经济背景下的知识和技术要素，强调集群的竞争优势在于区域的创新能力，同时强调特定的资源和制度背景是区域产业增长或衰退的重要因素，企业间的非市场关系，如信任、习俗、文化结构和非编码化的知识被视为极其重要，具有促进创新、鼓励企业家精神和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企业集群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从“经济因素”，如外部规模经济转变到“社会—文化的区域根植性”，如包括信任和非交易独立性在内的非市场形式间相互作用。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可以将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归结为直接经济要素的竞争优势(主要由垂直和水平联系的企业间合作与竞争形成)和非直接经济要素的区域创新系统(由支撑机构和企业群间相互作用形成)两个方面。通过集群内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以及群体协同效应，将可以获得生产成本优势、基于质量基础的产品差别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等经济方面的竞争优势；通过支撑机构和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将形成一个区域创新系统，提升整个集群的创新能力。集群竞争优势的这两个方面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魏守华、石碧华，2002）。此外，产业集群竞争力还应包括集群对抗负面效应的能力，即产业集群应对市场变化以及对不利于集群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的规避和纠正能力（张辉，2003）。产业集群应对负面效应的能力变强还是变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集群的竞争能力。

四、集群化战略及对中国的启示

虽然从成因来看，产业集群主要是市场因素的作用，但与政府的政策扶持不无关系。在政府的集群指向上，就存在着不同看法。如克鲁格曼认为，有些产业具有较好的增长和生产率发展前景，因此，政府应促进这些产业形成企业集群，集中力量去发展这些产业，其他的则让其自生自灭。而集群学派的代表人物波特则认为所有集群都是好的，不应挑选集群，而应该扶持所有的集群（王缉慈等，2001）。对于这两种观点，在现实的区域经济发展中都能找到支持者。为此，有两点应当明确：①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才有必要干预经济活动。并且，政府干预的方向应当是完善市场，而不是通过产业政策进一步扭曲市场。有关政府介入失败的例子在国外也很多，许多由政府主导的高科技开发区建设，最终都未能发展成为像美国硅谷那样的高科技园区。②政府应当扶持合作良好的企业群，而非单个企业。同时，在扶持对象的选择上，应考虑到区域的要素禀赋优势，竞争优势并非无本之木。 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往往寓于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企业集群。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出现了一股自下而上的工业化浪潮。无论是东南沿海一带依靠当地企业家精神和工商业传统发展起来的特色产业群，还是像中关村这样的依托国家高科技资源形成的高科技企业集群，都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上，以不尽相同的方式开始加入全球生产分工与协作网络中。目前中国在产业集群的发展中还存在许多现实问题（王缉慈，2002），一是地区发展的指导思想还停留在支柱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传统思想上，企业间没有形成真正的专业化分工，也没有形成基于共同地域文化背景之上的相互认同和协作关系。二是缺乏完善的市场机制环境，企业间各自为战，交易费用高。中小企业的作用没有充分重视。三是地方性的创新体系和生产系统还有待完善，等等。如何实现产业集群战略，培育企业合作网络、保证企业群的持续发展，提高企业群的竞争力，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实施集群战略，关键在于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产权关系明确，属于典型的创业型组织，具有良好激励机制。中小企业间通过分工、合作与竞争，可以专注于基于低成本的核心能力培养。通过生产单位的多样化、生产组织的柔性化以及营销网络，适应产品需求多样化的市场环境，将比大企业更迅速地捕捉市场机会并组织生产系统从而满足市场需求。对于大企业而言，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将企业的发展方向转为研究开发、塑造知名品牌等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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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链环节，通过OEM（委托加工制造）和ODM（委托设计制造）进行合作，实现柔性生产和大规模定制等生产方式。

产业集群的发展既涉及产业问题，又涉及区域问题，是一个“产业区域化”的过程。由于中国产业经济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长期不协调，地方保护主义和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因此，产业集群的发展要求产业政策与区域发展政策相结合。通过集群战略的区域政策，使区域在分工中，应对日益全球化的生产网络和地域分工体系，可以集中和吸引国内外资源，将外部资源和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相结合，或者成为某产业的制造业中心，或者通过产业升级成为产业的设计与研发中心，真正具有持续发展能力，自我加强与自我更新，拥有独特的，别人难以模仿的核心竞争能力。如浙江省许多地方：绍兴的轻纺城、嵊州的领带、柳市的低压电器、义乌的日用小商品、诸暨大唐的袜业、海宁的皮装等，围绕某一产品系列，形成特色产业群，显现出很强的经济活力。这对于西部大开发中选择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产业集群的发展也可能存在恶性竞争的情况，政府对于完善集群规模及其结构的合理性，加强集群内的有效竞争具有重要作用。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于营造区域创新环境、培育本地的企业家以及发展区域营销以增强地方竞争机制等方面起重要作用。

关于新产业区的研究

一、国外新产业区理论的研究进展

国外新产业区的研究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由意大利的社会学家Bagnasco(1977)首先关注意大利东北部与中部地区的发展，并提出“第三意大利”的概念。 将“第三意大利”的发展模式定义为“产业区”发展模式的是意大利的社会学家Giacomo Becattini(1979)。他在系统考察了意大利中部的Tuscanny地区后，将“第三意大利”出现的这些专业化区域与当年马歇尔在英国观察到的“产业区”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他把“第三意大利”称作“马歇尔式的产业区”，认为这些产业区的发展，得益于本地劳动分工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外部性，以及当地社会文化背景支持下企业之间的相互协同作用。并将这些产业区定义为：“产业区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与社会意义的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 1984年，美国学者Piore和Sabel(1984)在《第二次产业分工》(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一书中，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第三意大利”和德国南部的一些地区。他们认为，这些产业区的发展，是依赖于大量的中小企业在柔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基础上实现的集聚。这些柔性专业化的中小企业集聚区，由于区内企业的运行机制灵活，专业化程度高，企业之间的协同作用强，从而可以更容易地组织生产和适应个性化的市场需求，获得发展的优势，进而也可以与以大企业为核心的区域进行竞争。Piore和Sabel所提出的结论，也导致了各学派之间开始对新产业区发展解释的争论(Storper，1997)。

1985年，在法国成立的欧洲创新研究小组(Groupe de Recherche Europe sur les Millieu lnnovateurs，简称GREMl)，在对欧洲的15个区域(包括“第三意大利”、瑞典等国的典型新产业区)和美国的硅谷地区进行了调研后认为，区域发展以及大量的企业在地域空间上的集聚，与其所在区域内的社会人文环境密切相关。也即，区域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区域创新环境的改善。

而另有一些学者(Scott，1988~Storper&Scott，1992)指出，新产业区，作为新的产业空间，是大量专业化中小企业在集聚过程中生成的“柔性生产综合体”(Flexibl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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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x)。新产业区出现在福特制(Fordism)批量生产已被抛弃的地方，同时也出现在大城市的周围地区，即将新产业区看作是后福特制(Post-Fordism)的产物。 1991年，GREMI中的主要成员Camagini等在主编的《创新网络》(1nnovation Networks)一书中指出了区域发展过程中，企业及其外部的网络联接对于企业发展、创新以及整体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并首先指出了区域创新网络与区域创新环境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但又同时影响到新产业区经济的发展。 所以1991年后，国外许多学者都在强调区域创新网络的重要性。如美国的Saxenian(1991)在Research Policy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美国硅谷地区的发展，归功于区域内由大大小小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商业协会等形成区域创新网络的发展。这种区域创新网络包括产业合作网络、社会关系网络与人际关系网络，其中Saxnian又特别强调社会关系网络和人际关系网络的重要性。

Harrison(1992)在Regional Studies上发表题为“Industrial District：Old Wine in New Bottles?”的文章，指出企业在本地结成创新网络的根植性(embededness)，对于产业区发展来讲，显得尤其重要。否则，企业则易受区外不断变化的条件影响，企业的外部活动日盛，而区内的合作基础则不稳固。因此，创新网络在外部联接时，必须根植于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更好地促进区域的发展。

Grabher(1993)等在其主编的The Embedded Firms：On the Social-economics of Industrial Networks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新产业区的发展正是企业与其周围区域内的其他行为主体(如相关产业企业、供应商和客商，地方政府和组织以及其他的中介机构和研究机构等)结成网络，并深深根植于特殊的区域社会人文环境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整个区域和企业的发展与创新。

1994年，韩国的经济地理学家朴杉沃(Park S．O．)认为，新产业区内的柔性生产系统和大宗生产系统并存，地方网络和全球网络同在。1995年，他又与美国的Markusen在Environment and Planning：A上撰文，提出“将产业区概念一般化”。并认为新产业区不仅仅局限在研究欧洲和北美国家的一些区域，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区域中也有新产业区的出现。Park S．O．等学者将新产业区理论应用到韩国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揭开了发展中国家对于新产业区研究的序幕。而且，他所提出的将新产业区概念一般化的观点，也推动了新产业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1997年，GREMI的成员Remigio等编写的The Dynamics of Innovative Region：the GREMI Approach一书中，在回顾GREMI研究区域历程的基础上认为，区域创新网络在根植于区域内社会文化背景的过程中，随着网络的创新，将会推动区域创新环境的改善，即区域创新网络与区域创新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有机的互动和互相促进的关系。

1999年，Capell。在Regional Studies上发表文章指出，区域内的行为个体在网络联接的过程中不断进行集体学习，促进区域创新网络和区域创新环境的互动，进而实现企业的空间集聚与新产业区的持续发展。 总之，在分析各国各地区的新产业区时，大多数学者主要从区域内的柔性专业化和创新网络来解释新产业区形成与发展的机制。可以认为，企业的柔性专业化是产业实现空间集聚的推动力和产业内部结网的动因，而区域的发展则正是依赖于所形成的区域网络不断创新以及创新网络在区域环境中的发展、根植。

二、国内新产业区理论研究的进展

我国80年代初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各地区域经济的发展非常活跃。80年代中后期江浙一带的乡镇企业集聚区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国内的一些学者在对这些区域进行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江浙模式”(陈建军，2000)等成功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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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些区域发展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区域的发展都是大量专业化中小企业在有限地理范围内的集聚，企业之间的分工或协作依赖于企业主或劳动者之间存在的共同社会文化背景基础。从这些特征来看，国内这些区域的发展与“第三意大利”的一些产业区初期发展的特征非常相似。尽管当时我国学者对于国内的这些新产业区进行的研究，也是在积极探讨区域内的产业空间集聚与发展的机制，但鲜见有借鉴和结合国外的新产业区理论来研究的，“新产业区”的概念在国内的文献中还没有出现。而我国的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或高新技术产业生产基地的发展，则是在90年代以后才初具规模。因此可以说，我国对于新产业区的研究直到90年代初尚处于萌芽阶段。

1994年，王缉慈教授在中日韩三国工业国际会议上发表题为The making of new industrial districts in China：Insights into the development zone’s phenomenon的文章，对我国出现的一些开发区现象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在同年出版的《现代工业地理学》一书中介绍了新产业区(当时称现代工业区)的概念，她还结合国内各区域发展的实际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探讨。

1995年，庞效民博士以我国的农村工业集聚区为例，在IGU (International Geography Union)会议上发表文章，讨论了国内一些新产业区发展的特征与存在的问题。

1997年，李小建教授发表文章，就新产业区的来龙去脉进行阐述，提出从区域的形成时间、规模、部门结构、联系程度和根植性等方面，来判别新产业区。而且他又在《经济地理学》一书中，比较详细地介绍新产业区的观点。

1998年，王缉慈教授与王缉宪博士在Environment and Planning：A上发表文章，以北京市中关村地区为例，对中国新产业区的概念及其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新产业区发展的建议。他们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来投资和跨国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与外来企业的合作，更要注重加强本地企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

1998年开始，王缉慈教授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新产业区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系统地研究了新产业区的理论，并就大量的区域案例进行分析。本书作者在参与这一课题的过程中，对新产业区理论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综述。 1998年，安虎森博士发表文章认为，“这种新产业区以本地结网、企业的本地化、企业之间的对称关系为主要内容。新产业区作为‘孕育创新过程的区域组织’，是本地化的一种网络结构”①。总之，由于国内新产业区出现的时间比较晚，而且发展的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所以我国学者在研究国内新产业区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尽管能够在跟踪国际上的理论研究前沿基础上， 结合具体的区域实践来分析，但研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尚待解决，如国内尚未形成完整的新产业区理论体系，而且在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处于尝试与探讨阶段。

三、关于新产业区研究的国际争论述评

各国学者在研究新产业区过程中，实际上是借鉴马歇尔的“产业区”概念，结合具体的区域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与理论探讨。但各个新产业区的发展，在表现出一些共有特征的同时，也存在着个性间的许多差异。加之研究“新产业区”的学者中，既有经济学家，又有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等，他们选取的研究角度各异，从而导致各学者在新产业区的概念、类型划分与形成发展的作用机制等方面的理论探讨上出现了一些分歧。由于新产业区的概念和衡量的标准是模糊的，目前甚至尚未形成让各国学者普遍认可的统一的新产业区的定义。因此，了解和论述目前各国学者在新产业区研究中产生的争论，对于进一步探讨新产业区发展的机制和揭示其发展规律，则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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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新产业区概念的争论

Piore利5abel(1984)将新产业区看作是高度柔性专业化的区域。他们认为，新产业区内，中小企业高度集中在有限的产品生产和处理过程中，企业间需要高度的分工合作，因为每个中小企业都很容易从其他专门的供应商身上获得产品和价值。产业区内的有些中小企业(最终产品生产商)直接参与外部的市场竞争，而另外一些中小企业(原材料或零部件生产商)则只为竞争性的企业提供互补性的产品和原材料。这种区内特有的高度柔性化合作方式，可以及时有效地对消费者各式各样的消费需求作出反应，对多样化的供应商作出选择，也可以快速适应和扩散不断变化的技术和市场信息，同时还可以有效地利用、培训和分配劳动力资源。所以，Sabel(1989)强调新产业区的共同特性在于：(1)在小的专业化企业之间更广的、更为精细的合作过程；(2)手工业技术与现代微处理技术的混合使用；(3)公共和私立部门在更广范围上提供的商业服务；(4)强有力的非正式或制度化的结构，以确保最小支付规模的提供可以接受的条件，以调整企业之间的合作和竞争；(5)与区内外大企业进行长期合作关系的发展。

Scott(1992)则将新产业区定义为：新产业区是基于合理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生产商在地域上集结成网(生产商和客商、供应商以及竞争对手等的合作)，并与本地的劳动力市场密切相连的产业组织在地域空间上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新产业区具备以下几点特征：(1)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2)中小企业的雇员和其他人员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联系(即个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密切)；(3)比较接近的劳动楚能和比较容易的劳动力获得。按照这一观点，新产业区是柔性生产的地域系统，新产业区经济的合理性是通过外部规模经济来获得的。

Pyke和Sengenberger(1992)等认为，新产业区是指有地理边界的生产系统，大量的企业在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生产同一种产品(专业化)。他们认为，“第三意大利”的新产业区最主要的特征是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而且新产业区应该是“社会经济综合体”，即区域内的社会、政治、经济等空间紧密相连。由于柔性的生产网络和柔性劳动力在区内出现，新产业区的两个主要特征是：适应性和创新性。所以，他们认为，新产业区发展的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企业家创新的精神和创新能力，区内企业的柔性生产方式，区域内企业间紧密的网络 联接与合作。

韩国的ParkS．O．(1994)却认为，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新产业区内的柔性生产系统与大宗生产系统并存，所以不能将柔性生产系统看作是判别新产业区形成与发展的惟一标准。他将新产业区定义为：贸易取向性的新生产活动以一定的规模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集聚，具有明显劳动分散、生产网络和根植性(不管这种根植性是本地企业还是外地企业的表现)。从而指出了新产业区中另外特征，即网络及其根植性。

Garofoli．G．(1992)认为新产业区一般都分布在中等城市的近郊区或大都市的远郊区，具有三方面的特征：劳动力高度的易获得性；高度的劳动力社会流动性；劳动力之间高密度的面对面交流。

Sforzi．P．(1989)则强调新产业区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是本地的劳动力市场繁荣，劳动力在本地有就业机会；二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劳动力分工细化，以适合社会经济需要；三是地区的轻工业化，被单一制造业(专门化)所主导。 2、关于新产业区形成和发展机制的争论

实际上，正如以上所述，研究新产业区的学者们，在以各个地区为实例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就已经指出了新产业区形成发展的机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柔性专业化观点与新产业区的形成和发展

持柔性专业化发展观点(也称“柔性专业化”学派)的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Piore和Sabel。早在1984年，他们就认为，“第三意大利”的产业区形成，是源于大量专业化的中小企业在地域范围内的集聚，而区域发展的动力，则是产业区内劳动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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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提高。企业与企业间在竞争基础上的分工协作，企业与上、下游中的企业进行密切的交流和创新，以促进区内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创新，直至整个柔性生产综合体的创新和发展(Sabel，1997)。因为，在不稳定的和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中，市场已经不可能非常有效地调整 和控制企业的生产与经营活动，而新产业区内柔性专业化的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以及柔性劳动力(flexiblelabor)①的出现，则可以对于外部环境变化作出快速反应。另外，Sabel(1997)也强调产业网络与社会网络的作用。他指出，新产业区中的网络结构，作为产业组织形式，可以获得学习效应中的优势，利于形成浓厚的区域文化基础，促进新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变化。 Morgan(1997)也认为，柔性专业化是“集体企业家精神”的体现。他指出，“第三意大利”的新产业区实践证明，区域发展的关键是区内企业家拥有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现代市场供给与需求的高度不确定性，促进了中小企业间生产的分离与专业化水平提高。在分 割与变化的市场中，柔性专业化的中小企业能够快速从生产这种产品转向另一种产品，并能够在短期内调节产品产量的上下浮动，这不同于大企业那种剧烈的效率损失。中小企业在地理空间范围内的集聚成群与分工过程中的合作，依靠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范围经济获得了利润或企业绩效，并能应付不断变化的市场竞争环境。

Scott(1988)等认为，新产业区的形成是福特制消失、后福特制出现的结果。即柔性的、小批量的生产方式替代刚性的、大批量生产方式的结果。所以他指出，新产业区的形成和发展，显示了福特制生产方式的终结和后福特制时代的来临。

美国学者Storper(1997)却认为利用柔性专业化的观点探讨新产业区的发展，存在三方面的不足：(1)柔性专业化观点是在探讨大量中小企业柔性集聚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过多地强调小企业的柔性专业化，而忽视了区域内大企业的专业化程度。个性化的市场需求虽然要求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但产品的生产并不能完全摈弃规模生产带来的成本降低与效率提高。所以，大企业仍然通过专业化与规模生产同样可以获得市场竞争力。(2)柔性专业化学派过分地强调产业区本地的发展，忽视了产业全球范围内进行专业化分工的现实。(3)柔性专业化学派也忽视了生产过程中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在分工专业化生产的过程中信任、竞争等因素的存在。

（2）区域创新环境、区域创新网络与新产业区的发展

欧洲创新研究小组(GREMl)的成员，在大量调研欧洲一些区域的基础上，认为区域创新环境和区域创新网络在区域经济包括新产业区的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1985年，GREMI的创始人之一——Adylot首先指出区域创新环境对区域内企业集聚发生的强大作用。Adylot并认为，欧洲和北美的一些新产业区之所以保持发展和竞争的优势，关键在于区域内形成了创新的环境，特别是利于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促进了企业的诞生和成长，推动着区域经济的增长。但当时，他们将区域创新环境和区域创新网络看作同一个概念(Remi—gio，1997)。

而后GREMI的研究又指出，企业的发展则是依赖于其在区域内结成的网络，这种区域的网络不仅仅包括同一产业或相关链条上的企业之间正式的产业和经济网络，而且还包括企业在创新与发展过程中，与当地的大学、研究机构、行会等中介服务组织以及地方政府等公共组织机构之间合作基础上而结成的研究和开发合作网、社会关系网、企业家间的个人关系网络等。由于在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进程中，面临着日益不确定的市场和技术环境，区域内网络的联接则是企业发展与创新过程中最重要的战略行为，也是区域内各个行为主体发展的必要条件(Camagni，1991)。由于区域创新网络的不断创新与发展，促进了区域内创新环境的改善，而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善，进一步利于区域创新网络的发育和创新功能的提高(Bramanti & Maggioni，1997)。

显然，GREMI在解释新产业区发展的机制时，基本观点是认为区域内形成的区域创新网络与区域内的创新环境的互动作用，共同推动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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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MI关于区域创新环境的观点，在解释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时，特别强调区域内部力量对于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作用，强调区域内部整体的系统性的作用发挥与区内资源的整合与创新。但GREMI在用区域创新网络解释区域经济发展时，过分强调了本地网络的作用，而忽视了全球化趋势下全球层面的创新网络与本地创新网络的联接与协同作用，忽视了区域创新网络发展过程中应具有的开放性特点。

总之，无论是柔性专业化学派，还是区域创新环境学派，在解释新产业区发展的动力机制方面，都存在着不足。正如Park S．O．(1994)所认为，在新产业区内，柔性生产系统与大宗生产系统并存，地方网络与全球网络同在(如日本新出现的生产系统并非基于柔性专业化的基础)。因此，大宗生产系统在同一个区域内的出现或者在一个新产业区内占主导地位，往往是现在许多新产业区发展的动力。

同样，地方的网络在外部技术和竞争环境突变中，不得不通过非地方的网络或全球网络，补充其在创新过程中知识、技术、信息等资源的不足。 3、关于新产业区类型划分的争论

既然各国学者在研究新产业区时在新产业区的概念、形成与发展机制等方面存在分歧，那么在新产业类型的划分上也存在着差异。如一些学者(GREMI，1986，1991，1993，1997；Piore S L Sabel，1984；Saxenian，1991，1994)则认为发达国家的“第三意大利”、德国的Baden—Worttemberg、英国的剑桥工业园区、美国的硅谷地区等是典型的新产业区。而一些学者(Florida & Kenney，1993)却认为，在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共同信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三意大利”是典型的新产业区。而一些高技术区域如美国的硅谷地区则不是，因为区内各行为主体相互之间的合作不够密切，企业之间的信任度也由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而开始降低。

再如，Storper(1989)认为，大部分的新产业区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关键的方面，应该具有类似的特征，如大量中小企业的柔性集聚，企业专业化过程中的密切协作等。而Amin和Rbins(1991)则认为，由于新产业区发展中依赖的区域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区域内产业的不同，新产业区的表现形式也存在差异。

有一些学者认为，新产业区只存在于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不存在新产业区。但有的学者(Park & Markusen，1995；王缉慈，1994；李小建，1997；Wang & Wang，1998；盖文启，2000)却坚持认为发展中国家也存在新产业区，并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区域进行了研究。 Hayter(1997)将新产业区归纳为两种类型：(1)大量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区，如“第三意大利”和北欧的一些区域；(2)以大企业为核心的中小企业集聚区。 而朴杉沃(Park，S．O．，1994)则提出9种类型的新产业区。即马歇尔式产业区、中心辐射型新产业区(2类)、卫星式产业区、高级中心辐射型产业区、高级卫星型产业区(2类)和首创高技术产业区(2类)。这种划分方法可以将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新兴发展区域也视· 为新产业区，从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新产业区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然而这种划分方法同时也将新产业区的概念过于通俗化。按照朴杉沃的观点，则可以理解为，几乎所有的新兴发展起来的区域都可以称为新产业区。所以，这种划分方法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按照我国的王缉慈(1998)和李小建(1997)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少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如北京市的中关村地区)、发达的乡镇企业集聚区(如浙江省的温州、金华等地区)和外向型的加工区(广东省的东莞市、江苏省的昆山市等地区)等区域，将有可能或正在形成新产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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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工业集聚和产业集群作为比较典型的经济活动空间现象，是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工业集聚和产业集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对工业集聚现象的关注最早开始于马歇尔，其后区位论、新经济地理学等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工业在空间的集聚会形成不同形式的集聚体，为此，许多学者对其进行分类研究，其中具代表性的是马库森对工业集聚区的划分。工业集聚于特定的区位的确会具有许多优势，但也会存在问题，不同的产业的集聚规模是不同的。

工业在地理空间的集聚可以形成产业集群，工业集聚是产业集群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并非任何工业集聚都能发展成为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也是工业集聚所无法比拟的。产业集群现象在西方国家比较普遍，西方学者从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机制、产业集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产业集群与创新的关系、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产业集群的风险性等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基于不同的理论，不同的学者对产业集群存在不同的认识。总的来说，产业集群具有地理集聚、专业化、企业网络、企业的根植性的特征。产业集群之所以能产生、发展，并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就在于它具有较强的持续竞争力。我们可以将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归结为直接经济要素的竞争优势(主要由垂直和水平联系的企业间合作与竞争形成)和非直接经济要素的区域创新系统(由支撑机构和企业群间相互作用形成)两个方面。产业集群表现出来的强劲竞争力引起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发展产业集群已成为工业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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