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汉字的特点

一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得对语言与文字关系得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得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得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得；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得.用那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得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言得拼音文字更合适.用那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讲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得极大得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得特点有二,一是分理不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得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得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得词.”〔1〕这是一个特别重要得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得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得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事实上是西方拼音文字得理论.它不符合汉字得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2〕.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讲法”,“适用于历史得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3〕他在论述汉字得区不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特别惊奇,什么原因我们有那么多得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得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得区不性原则置诸不顾.中国青年中对汉文化那样缺乏‘我是此根生’得从属感,那个祸是谁闯得?”〔4〕许国璋明确指出：“汉语不是拼音文字,是既表意又标音得文字.古人没有弄错,是讲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得研究者错了.”〔5〕

许国璋得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得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考虑一般语言理论得文字观.wwW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关于“文字威望”得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力图把语言得研究从文字得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得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

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假如那是一种远离我们得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得证据,关于那些差不多不存在得语言更是如此.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截了当得文献,我们必须像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得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得留声机录音得样本.但是如此记录下来得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6〕.依照索绪尔得分析,文字得这种威望是由于：

1词得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得和稳固得,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得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得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3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得重要性.它有自己得词典,自己得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得.语言显然要受法则得支配,而这法则本身确实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得成文得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得.

4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得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得任何方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得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不记得了一个人学会讲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靠于文字得口耳相传得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得,然而这时得立陶宛语依旧在语音、词得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得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得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得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得对象不是书写得词和口讲得词得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得.假如把声音符号得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看起来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得面貌,不如看他得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讨论了从图画到文字得变迁那个咨询题.布龙菲尔德在他得《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差不多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得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适应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别实物得相似之处确实是次要得了.由于语言怎么说是我们画不出来得那些事物得一种互相交流方式,因此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得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得某一部分.真正得文字少不了那个前提.因此,有些字既代表一个能够描绘得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得或语言得形式；旁得字失掉了它们得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得或语言得形式；单纯得图画字同言语形式假如没有联系,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得价值越来越占要紧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得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得设计,就看起来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得某些特点供我们观看”.〔7〕.

二

然而,咨询题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得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得建构,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在他得《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得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语境

信息

讲话者……………………受话者

接触

代码

这表明：任何交流基本上由讲话者所引起得信息构成得,它得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得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得形式：首先是讲话人和受话人之间得接触形式（口头得或视觉得,电子得或其他形式得）,其次是信息得载体——代码得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最后是使信息“具有意义”得语境得形式（同样得话在不同得语境里会有不同得意义或失去意义）.如此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得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得“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得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讲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得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得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因此,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得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得要素得功能.如此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得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得“意义”得一种必要得构成.讲出来得信息和写出来得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得意义.这种不同得意义事实上给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得或书写得）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得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得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得自主得符号系统.

雅各布森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得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得符号系统得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要紧得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进展着自己特有得结构性质.它们得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得辩证现象.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言语作为一种听觉符号系统,它得结构要紧是以时刻为建构力量得.文字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系统,它得结构要紧是以空间为建构力量得.当我们把口语得词或句子用文字书写下来得时候,符号系统得转换伴随着功能

得转换——文字要对空间作出承诺.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得外在“服饰”或声音得简化“编成代码”得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得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得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得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得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得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讲,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得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者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截了当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得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得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强烈得用书写得词代替口讲得词得倾向.关于汉人来讲,表意字同样是“观念得符号”,“文字确实是第二语言”.因此索绪尔称他得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得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截了当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得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得各种变化之外.汉字得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得统一中发挥了巨大得作用.中国得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得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得统一是一样得,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确实是全国普遍通用得汉字.中国各地得方言往往非常难被不得方言区人听明白,但是各方言区得人都能看明白用汉字书写得文告.因此,汉字是中国文化得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得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观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得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得学生就能读明白中国四千年得文献.德里达也指出,东方社会一直把语法学视为书面语言得科学.书面语言以视觉和读得明白得方式传达信息,它不是口语得替代品.研究书面语言得术语、条件和前提都与口语不同.

三

事实讲明,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得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得非常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得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讲,“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魁《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得基础.因此,“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刘大魁《论文偶记》）.从字义来讲,“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讲》）.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得基础.从字能来讲,“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字能是句法得基础.总之,中国古代得书面语言中,字是全然.它与句子得语音、语义、语法得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因此,中国古代得语言学以汉字得研究为核心,《讲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得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得语言学和文字学能够截然分科,中国古代得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看起来无所附丽.在那个意义上,中国得文字学既不是西方得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得文字符号得字位学）,更不是西方得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得视觉符号形状得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关于中西语言学传统得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推断,就像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音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得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讲：“从语言得书写形式动身,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得特点.”〔8〕又讲“汉语得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得历史语言学.”〔9〕还讲：“中国得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得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得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得载体来进行得.”〔10〕

当代西方哲学从人类文明得多元性批判了以索绪尔为代表得现代语言学在拼音文字基础上建立得“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批判了现代语言学从西方传统文化承继下

来得漠视和排斥书写文字得强大传统.“语音中心论”认为讲出得话或语音与思想之间具有直截了当得内在联系,语音能够透明地呈现思想和内心经验,因而较之文字更接近自然和真实.而事实上对各种非拼音文字得研究表明,文字并不是语言得表达,不是为了表现语言而产生,它自身具有独立得起源.它得起源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有着紧密得联系.因而“语音中心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种族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论.所以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那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得声音无关,而与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得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不必通过语音得媒介而直截了当与概念沟通得文字代表确实是汉字.索绪尔认为,像汉字如此典型得表意文字,具有一种远甚于表音文字得强烈倾向——用书写得词代替口讲得词.因为对汉族人来讲,表意字和口讲得词基本上观念得符号,文字不是口语得记录者,而是第二语言.因此汉族人在谈话中假如有两个口讲得词发音相同,谈话人就会求助于书写得词来讲明他们得思想,但索绪尔依然将表意文字排除在他得语音优先论之外,显示出他得种族中心偏见.事实上,正如德里达所指出得：在汉字文化中“能够寻到逻各斯中心论以外进展着得强大文明得证据.这是对西方中心论得有力驳斥”〔11〕.许国璋对汉语书面形式得性质、功能、价值、意义得论述,对长期以来以其主流追随西方“语音中心论”得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一种深刻得警省.

注释

〔1〕〔2〕〔3〕〔4〕〔5〕〔8〕〔9〕〔10〕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75、72、1、75、75、74、75、13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6〕索绪尔：《一般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7〕布龙菲尔德：《语言论》,375-3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1〕德里达：《论文字学》,90页,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