Ｓｏｃｉａ１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１．３９ ２，２０１７ 皮尔斯符号学在传播学中的发展轨迹： 个学术史考察 一赵星植 ， 薛晨 （１．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６４；２．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６４） 摘要：ｃ．ｓ．皮尔斯的符号学与当代传播学有着极深的渊源。他对符号与传播问题的诸多重要看法，直接影 响着美国传播学研究在２０世纪初的发轫，进而被视为当代传播学研究的先驱。但从２Ｏ世纪３０年代起，经验学派 在传播学中迅速崛起并成为主流范式，再加索绪尔符号学范式在整个人文学科的重要影响，皮尔斯模式在这一时 期对传播学的影响力减弱。但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直到２１世纪，伴随传播技术革新所导致的传播学理论与范 式的更新需求，许多传播学者又开始重访皮尔斯。皮尔斯符号学模式在２１世纪的传播学领域开始复兴并正展现 出越来越强大的活力。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皮尔斯理论在传播学研究中的漂流，则也从侧面为当代传播学的 理论发展轨迹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观察路径。 关键词：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符号学；传播学；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ＨＯ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４４４（２０１７）０２－０１７２－０７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２０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皮尔斯的传播符号学思想研究”（ｓｋｑ２０１６２２）。 作者简介：赵星植，四川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皮尔斯符号学、传播符号学理论研究。 皮尔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是２０世纪 及对传播学这一学科之根本任务之看法所发生 的改变。本文将对这些重要问题进行梳理。 一美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多个学科领域 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开拓性贡献。而在其诸多思 想脉络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对符号问题所进行 的一系列研究，由此被视为当代符号学的重要 奠基人。皮尔斯所开创的面向解释者的、开放 式的符号学模式，对当代符号学乃至整个人文 、２０世纪初：皮尔斯与美国传播学 研究的开端 开宗明义，皮尔斯的符号学与传播学之间 的渊源，实际上与传播者对传播现象及其传播 在社会中的作用这两个根本问题的认知离不 开。在不同的阶段，学者们对这两个概念的不 同理解，所导致的研究方向与路线的差异，决定 了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在学科中的影响力和重要 程度。皮尔斯成为影响美国传播学发轫的重要 学科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国内外现已有多篇文 章探究皮尔斯对符号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本文所关注的是皮尔斯学术脉络的另一个 路径，那就是他的符号学理论在当代传播学中 的发展脉络。谈及皮尔斯符号学的跨学科影 响，恐怕最直接的当属他的理论对当代传播学 理论的建构作用。他在符号中所提及的有关符 号传播模式，以及传播、个体与社群之关系的讨 论，直接影响了美国最早一批传播学者的思想， 奠基人，就是这一发展路径的最佳佐证。 美国传播学的源头是２０世纪初所兴起的 芝加哥社会学派（Ｃｈｉｃａｇｏ Ｓｃｈｏｏ１）。芝加哥社 会学派的成员不仅仅在社会学系，甚至不仅仅 奠定了传播学的理论基础。由此他被视为美国 早期传播学研究的第一代（ｆｉｒ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以及早期传播学研究的先驱和开创者［ ］ 。 然而如同皮尔斯模式在符号学史中的命运 一在芝加哥大学。该学派的学者如杜威（Ｊｏｈｎ Ｄｅｗｅｙ）、米德（Ｇ．Ｈ．Ｍｅａｄ）、詹姆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库利（Ｃ．Ｈ．Ｃｏｏｌｅｙ）等人，最早意识到 传播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并就美国社会中的 具体传播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他们认为传播是 人类关系的本质，传播建构并且维系了社会。 正如学派代表人物帕克所言，“社会不仅是由 样Ｉ ，这一模式在传播中的发展也并非“一 帆风顺”。从奠基到式微，再到复兴，皮尔斯符 号学的模式在传播学中的演变，也从侧面反映 出当代传播学理论对“传播”这一关键意涵，以 １７２ 于传递和传播而得以继续存在，而且还町以说 ２０１７．２第３９卷哲学社会科学版 是在传递或传播中存在着”Ｅ４ｊ。 而由他们所奠定的“符号互动论”以及“社 群主义”传统，从双向的符号互动角度探究传 播、个体与社群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理 论视角，至今还影响着当代传播学研究。之所 以采取这一视角，是因为他们把传播、个体、社 群视为解决现代社会危机，重建新型社群关系 的突破口。而在他们心中，传播是与下列观念 紧密相连的：“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社群作为 共享经验的重要性以及民主方式的可 能性。’’Ｅ２］ 而最早奠基上述这一传播研究路径的实际 上是皮尔斯。皮尔斯借助符号学理论，高度抽 象地论述了社会个体如何通过符号互动来认识 自己，并通过持续地互动形成意义社群。并且， 他的这一传播符号学研究路径，通过对詹姆斯、 杜威、米德等这些传播先驱的影响，进而实在地 影响了早期传播学的研究假设与研究风格。从 传播学学术史的角度来说，一般把皮尔斯与上 述三位学者一起称为传播学研究的四大先驱。 而本文要论证的是，皮尔斯的相关研究实际上 对这三位学者的思想都有着重要影响，由此实 在地影响了当代传播学的发轫。 詹姆斯是皮尔斯一生的挚友，并同在哈佛 大学读书。他在学术上、生活上给予皮尔斯无 限的帮助与支持。詹姆斯之所以在传播学理论 史中占据一定的地位，是由于他围绕“自我”问 题所展开的一系列讨论，特别是他提出“社会自 我”的概念被认为是直接启发库利的“镜中我” 理论，进而在此基础上启发了米德“符号互动 论”中有关“主我”与“客我”互动的重要观点。 然而，詹姆斯有关“自我”的理论，实际上 受到皮尔斯有关“符号自我”的相关观点的重 要影响。皮尔斯首先打破笛卡尔的“身心二元 论”，从符号学角度提出了“可错的自我”“符号 自我”等概念，主张人对自我的认知来自于人 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符号互动。詹姆斯 正是依循皮尔斯的这一路线，通过否认笛卡尔 “心灵实体”的主体观，强调人之经验，特别是 社会互动经验对自我建构的重要性。皮尔斯的 这一系列论述，实际上为芝加哥学派后来的 “符号互动”这一经典论说奠定了基础。 杜威之所以在传播学界被视为芝加哥学派 的最重要人物，是因为他提出有关“交流即参 与”，以及作为民主生活方式的“大社群”（ｇｒｅ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被认为是奠定了美国早期传播学 研究中的“社群主义”基础。同样杜威的这些 理论成果实际上在极大程度上受到了皮尔斯相 关思想的影响。杜威是皮尔斯在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Ｔｈ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学生， 杜威曾选修过皮尔斯的逻辑学、哲学史等相关 课程，并由此开始受到皮尔斯的影响，二者经常 就哲学问题展开书信讨论（参见ＣＰ ８．１４７；ＣＰ ８．１８０．１８３）。具体来说，皮尔斯为追寻符号之 “终极解释项”所发展出来的一套“探究社群”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理论影响了杜威社群论 的建构。特别是皮尔斯强调在社群中通过科学 的方法，经持续不懈的努力探究达成最终共识 的观点，后来成为杜威论述民主商谈问题的理 论来源。 同样，皮尔斯有关符号传播与社群形成的 相关观点，不仅影响了杜威，而且还进一步影响 了库利的“首属群体”与“次属群体”理论，以及 米德的“受福的社群”（ｂｌｅｓｓ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理 论。这实际上说明，皮尔斯奠定的是美国早期 传播学研究传统中的“社群主义”基础。诚如 学者延森所述，“解释社群”这一媒介、传播与 文化研究之重要概念，可直接追溯至皮 尔斯［ ］ 。６。 而米德则是杜威的同事和挚友。他不仅批 判性地吸收了杜威有关符号传播与社群的相关 观点，而且还在“自我”理论的建构方面吸收了 皮尔斯、詹姆斯的重要观点，并由此被誉为“符 号互动论”的实际创立者。符号互动论核心即 传播或交流的本质是人利用符号所进行的双向 互动，而这一点皮尔斯在有关“传播的形式条 件”诸问题上已经明确地提及，甚至在某种程 度上比米德的思想更为彻底。 因此，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实际上是与传 播学相关思想深度勾连的，并且它在多个层面 奠定了美国早期传播学的学理基础。换言之， 奠定早期传播学基本假设的诸如“符号自我” “符号互动”模式以及传播社群论等重要理论， 都可以从皮尔斯的思想中找到直接的源头。这 与皮尔斯所开创的，以解释者互动模式为中心 的符号传播模式有直接关系。人借助符号传播 与交流意义，不仅是人之自我认知的主要来源， 更是社群形成的根本因素。在此假设之下，美 国早期传播学开启了以传播、社会与社群为主 线的研究工作。 １７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１．３９ ２，２０１７ 二、２Ｏ世纪中期：皮尔斯模式在传播学 中的式微 尽管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在诸多方面影响 了美国传播学的源头，且在事实上参与到了早 期传播学理论的建构，然而当传播学作为学科 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确立时，皮尔斯的符号传播 学范式以及芝加哥学派却并没有继续其对传播 学理论的强势影响。与此同时，索绪尔的符号 学模式逐渐强大，并形成蔚为壮观的结构主义 运动，进而深刻影响着包括传播学在内的其他 人文学科。这两个因素导致皮尔斯的传播符号 学模式在２Ｏ世纪中期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在传 播学中的影响力是较为微弱的。当然，这仅仅 是相对于前一个阶段而言。 造成此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传 播”这一概念的认识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后开 始产生分歧。大众媒介技术的迅速崛起，导致 大众传播与面对面的人际交流的分野。换言 之，现代意义上“传播学”的最核心研究领域即 “大众传播学”（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研究才由 此形成。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挥强大 作用的宣传战，以及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信息论、 控制论、系统论等信息科学理论强烈地吸引着 传播学的相关学者。与此同时，新的社会学力 量在美国其他大学崛起，逐渐改变了芝加哥学 派一家独大的局面。以帕森斯（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 ｓｏｎｓ）和默顿（Ｒｏｂｅｒｔ Ｍｅｒｔｏｎ）等社会学家为代 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异军突起，并逐渐成为美 国社会学的主流范式。哥伦比亚学派逐渐替代 芝加哥学派成为传播研究的主流范式，芝加哥 学派走向衰落。 至此，传播学界对“传播”的研究重点基本 实现了从人与人的交往关系转向大众传媒的效 果研究。他们既对新兴媒介的强大影响力产生 强烈的“希望”，同时又对其产生“恐惧”。换言 之，如果说２０年代学界有关“传播”的关注重 点还是人与人的交流与互动行为的话，那么３０ 年代以后“传播学”壮大时期人们对“传播”的 看法，则主要是大众传播的功能与结果。也即， 他们关注的是大众传播媒介对人所产生的诸种 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偏重媒介以 及媒介强大效果的研究热潮有所回落。许多学 者认为大众传媒的效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 １７４ 大，如罗杰斯等人提出的“二级传播”理论，开 始强调“人际传播”在大众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再比如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的“舆论领袖” 理论，等等。然而，这两种有关“传播”的基本 不同立场实际上一直持续。正如罗杰斯所述， “传播研究领域中对于以技术为中介（ｔｅｃｈｎｏ． １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ｍｅｄｉａｔｅ）的传播活动和‘无需中介的’ （ｎｏｎ—ｍｅｄｉａｔｅｄ）传播活动所隐含的对立观念， 造成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研究相互割裂”。 正是因为受皮尔斯相关思想影响的美国早 期传播学研究在传播学史中被弱化，所以皮尔 斯对当今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性被低估了。这一 情况在２０世纪的传播学研究中一直持续。直 到２１世纪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无论是国内还 是国外，在呼吁重新检视２０世纪初传播学的社 会学以及符号学传统之时，才再度被学界提及。 事实上，即便在传播学的符号学派内部，基 于皮尔斯体系的传播学研究，始终没有在２０世 纪系统地确立起来。本论文认为，包含米德等 人所开创的“符号互动论”在内，传播符号学派 在当代传播学史上大约可以分为如下四个传统： １．“符号互动”模式，以杜威、库利、米德等 早期芝加哥学派学者为代表。该传统重点关注 的是，人如何通过符号来确立自我，以及自我与 社群之间的关系。由此，互动和符号行为成为 这一传统的关键词。它们的视角属于“微观社 会学”式的，主要研究小型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 ２．“神话／符号批判模式”，以巴尔特（Ｒｏ— 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鲍德里亚（Ｊｅａｎ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等法 国学者为代表，其共同特点在于以索绪尔的语 言符号学为理解基础，对文化与传播现象进行 批判式的解读。应当说该传统是语言符号学式 的“文化研究”。 ３．“解码／编码”模式，以霍尔（Ｓｔｕａｒｔ Ｈａｌ１） 等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学者为代表。该传统强调 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认为受众可以 通过不同的解码方式来重新建构传播符号的意 义，并且认为意识形态的向度在形成媒介、讯息 和受众问题的过程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４．“话语分析”模式，以范迪克和费尔克拉 夫（Ｎｏｒｍａｎ 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为代表。该传统以韩礼 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其理论基础，强调 话语的建构策略对传播内容之传达以及背后所 携带的意识形态的倾向具有重要作用。该传统 后来发展为传播研究的“社会符号学”模式，以 ２０１７．２第 ９卷哲学社会科学版墨医雾蚕鍪圈臣蓦詈墨昌圈克雷斯（Ｇｕｎｔｈｅｒ Ｋｒｅｓｓ）为代表。社会符号学以 批判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人手，认为历时的因 素和意识形态的结构是理论社会文化、特别是 己的思想总结为一本系统的专著。无论是他的 符号学思想，还是传播学思想，都沉浸在他多达 数十万页的手稿之中。其次，皮尔斯的写作风 大众传媒文化的重要因素。 如前文已述，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是上文 第一个分支即“符号互动论”的主要理论源头 之一。但皮尔斯的符号学却又在多个方面超越 了“符号互动论”的基本见解。传统“符号互动 论”的心理主义与行为主义倾向，被当代传播 格极为艰涩，很难让人理解，正如他自己所言： “我最大的问题，也是最令我可悲的问题就是 我欠缺语言表达的能力。”（ＭＳ ６３２：２０７—２０９） 更为重要的是，皮尔斯的传播学更类似于交流 哲学，他在乎的是人在交流中对符号意义的认 知过程；并且，人的心灵如何在符号的交际中受 学学者所“诟病”，而皮尔斯的相关思想则恰恰 规避了这些地方。因此，“符号互动学派”是在 改造皮尔斯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的 ＊ 呈 ｜＝Ｉ 尔斯相似，但却在许多看法上存 ～ 吾 传统都为传播符号学贴上了 “批判”的标签，无论它们的分析方式是微观还 是宏观，最终都落人意识形态操控这一宏大的 主题，从而使其研究的结果陷入一种模式化的 境遇之中。这并不是说传播符号学不能采用批 判的视角，而是说传播符号学的目的不必全都 在于批判。若拘泥于前者，只能使传播符号学 成为一种理论的参照。 这种批评色彩的来源，主要是三个学派都 不约而同地采取以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为基础的 结构主义符号学模式。如乔纳森・卡勒（Ｊｏｎａ一 ｔｈａｎ Ｄ．Ｃｕｌｌｅｒ）所言：“结构学家通常……把二 元对立当作在意义产生的过程起基本作用的人 脑的基本活动。” 因此，上述这些学派的学者 青睐于应用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来探究大众文 化中的二元对立结构，从而透视资本主义社会 中文化之社会实践的基本逻辑。 不过，传播符号学界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 欣赏态度及运用实践，明显多过于对其缺陷的 理性批判；这使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实际上成 为传播符号学派所应用的主流范式，尽管它们 在理论立场有细微差别。这一局面使得皮尔斯 相关理论在传播符号学中的重要性实际上没有 被充分拓展出来。 当然，皮尔斯符号学所面Ｉ临的这一局面既 不能仅仅归因于传播学长久以来“重量化、轻 质化”的主导研究范式；也不能全部归结于传 播符号学受到了结构主义思想的桎梏。应当 说，皮尔斯符号学系统至今没有在传播学中确 立起来，实际上皮尔斯本人要担负一定的“责 任”。皮尔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从来没有把自 到具体的影响。这一论述路径，显然与当时的 传播学注重具体行为与实践效果的方式有不小 的差异。 三、…２０世纪末至２…■’…１世纪：一……０皮尔斯 模式在传播学中的复兴 皮尔斯传播符号学模式于２１世纪逐渐开 始在传播学中走向复兴，与新媒介技术给现代 传播学理论带来的理论调整有着根本关联。从 ２１世纪初开始，新媒体技术的日益发展，特别 是社交网络、多媒介终端技术的强势盛行，分众 时代的互动式传播已经逐渐成型；新媒体时代 中的人际互动替代大众传播时代的单向传播模 式。这使得２０世纪初的那种把人际交往为主 和以大众媒体为主的两种传播基本观念割裂的 做法，越来越站不住脚。 学者麦格雷在这点上说得非常到位：“传 播研究在２１世纪初重获新生，部分原因就是 ２０世纪初的某些成果被再度激活。”…乃他进 一步指出，单从媒介效果出发研究传媒的理论 范式是无力的，“因为他提供的关于现实和社 会互动的信息非常有限” 。而与２０世纪２０ 年代不同的是：这次是因为媒介技术的发展使 得双向的互动模式再次成为传播研究的焦点。 换言之，作为传播主体的人，因为媒介形态的发 展，再次被赋予强大的能动性。 从本质上说，“交流”的最根本特性就是互 动，这是与网络社会所发展出来的一条全新传 播模式相契合的。社会符号学者范・迪克（Ｊ． Ｖａｎ Ｄｉｊｋ）在其新著《网络社会——新媒体的社 会层面》（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中对网络社会的这一传播特性进行 了描述。他指出，新媒体时代传播之“互动”， 最根本特性是交互双方的“控制程度”；这意味 着“受众不仅能够参与传播过程，还能在其中 发出自己的声音”。他认为，这是因为数字媒 】７５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１．３９ ２，２０１７ 体比传播媒体更易于互动，“它使得平衡向受 众和需求面有所倾斜”。他最后指出，除非互 动让受众能够使得“传播的另一面有所不同”， 否则我们不能够说传播是互动的 Ｊ。 范迪克所谓的新媒体时代传播之互动特 性，实际上就是强调作为传播主体的人在网络 中再次赋予传播能动力。这种传播方式说明， 人在媒介化生存的状态下，对所谓的传播效果 不再被动，更无所谓恐惧。某种程度上人自身 就成了媒介甚至传播效果本身，他们掌握着更 加强大，甚至完全主动的传播能动性。 也正如延森所述：新媒介融合的不断发展 并不可能代替面对面的交往，实际上情况恰好 相反：“旧有的媒介显有消亡；与此同时，人类 不仅占据着技术为中介的关键位置，而且还是 后者的原型。”ｌ５ 这为当代传播学理论特别是 以媒介效果为中心的大众传播学理论带来的是 颠覆性的挑战Ｌ９ Ｊ。 因此，所谓传播回到“交流”的本质，实际 上不是传播观念的退化，而是传播理论的进一 步发展。正如２Ｏ世纪初芝加哥学派把传播视 为社会关系之建构和维护的核心过程一样；２１ 世纪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社会”这一 新型的社会关系成为现实，因此传播学的视域 理应超越大众传播学的范式，重回到传播社会 学的角度，反映新媒体时代的交流与互动在对 社会的变迁与进步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此 意义上，重回２０世纪初传播学的社会传统，可 能为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学理论的建构起到启发 作用。 由此，许多传播学者又纷纷呼吁把“传播” 拉回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社会学视域，也即“传 播”本质上是一种人的本能活动，是一种人与 人的交流与沟通互动；又或者倡导在重视媒介 变革的实际情况下，重新建构以人为中心的新 媒体研究理论。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完全 以大众传播效果为重心的理论范式实际上已经 逐渐式微，传播学研究在２１世纪重回传播的原 初本质——它是人的一种交流与互动实践—— 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拥护。 而在上述理论前提下，传播学以再发现的 眼光，进一步挖掘皮尔斯的符号学资源，以期为 当代传播学理论的重构提供理论支撑。之所以 传播学一批学者选择回到皮尔斯，是因为皮尔 斯以双向符号互动与社会关系为主导的传播符 １７６ 号学思想，实际上更加符合当代传播学理论的 发展需求。总的来说有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开放的体系。皮尔斯的符号学试图 建构一种可概括意义形式规律的普遍性方式， 也即他著名的“普遍三元观”。由此，他把符号 三分为再现体、对象与解释项，使得符号不再封 闭在能指／所指的构造中。并且，皮尔斯的符号 表意三分式，使得符号表意具有了无限延展的 能力，并且在符号表意过程中，符号接受者成为 交流的关键因素，也由此打破了索绪尔由于过 分拘泥于“二元观”而造成系统与结构的困境。 同样，皮尔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三元 传播观”，打破的是传播学长久以来的二元对 立的传播观，为传播模式在当代的更新与发展 提供一定的启示。法国学者麦格雷（Ｅ．Ｍａｉ－ ｇｒｅｔ）在其专著《传播学史：一种社会理论的视 角》中，呼吁我们对“传播”的理解必须要摆脱 二元思维的阴影，转向皮尔斯式的“具有创造 力的三元模式”。为此，他基于皮尔斯的三元 传播思想，重新搭建起了有关“传播”的三重 维度［ ］ 。 第二，高度概括性与抽象性。皮尔斯提出 了一系列“准”（ｑｕａｓｉ．）概念，认为“符号要求至 少两个‘准心灵’（ｑｕａｓｉ．ｍｉｎｄｓ）；一个是‘准发 送者’（ｑｕａｓｉ—ｕｔｔｅｒ），一个是‘准解释者’（ｑｕａｓｉ—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ＣＰ ４．５５１）。“准”即为“类似”的 意思；也就是说符号活动的双方，不必局限在人 的心灵，而是放宽到与心灵相类似的任何东西。 皮尔斯一直拒绝简化符号的定义【 Ｊ，并希望他 对符号的定义能够足够抽象，以至于能够准确 概括所有的符号类型。也正是由于这种高度抽 象与概括性的概念提出，使得从２０世纪晚期开 始，许多符号学家回到了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的 原点，从皮尔斯处寻找那些更为宏观的符号交 流体系，进而扩展的是符号学的疆界。 与此同时，皮尔斯用这一系列抽象术语来 解释符号传播过程，使其符号传播理论也同样 具备了普适力；这可以启发传播学学者运用其 相关理论探索传播学的前沿领域。实际上早在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哈贝马斯就指出：皮尔斯想 使符号的解释抽象地概念化，“可以促使我们 去思考人工智能的运演，或者基因密码的机能 模式’’［ 。 第三，皮尔斯符号学尤为关注人对符号的 认知过程与特性，他发展了一套“人一符号”理 ２０１７．２第３９卷哲学社会科学版 论，而这可以为当下传播学发展的最前沿—— “认知传播学”（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提供理论基础。皮尔斯认为，“我们的语言就是 我自身的全部总和，因为人就是思想” （ＥＰ １： ５３－５４）。皮尔斯继续指出，不仅人是符号，而且 这种符号“是外在的符号”（ＥＰ １：５４）；换言之， 符号的本质是公共性的，因此不是我们在利用符 号思考，而是我们的思想本身就是符号。 皮尔斯有关人之符号本质这一看法，把我 出，相对于索绪尔符号学的第一代模式，皮尔斯 模式则属于大众传播学的第二代符号学范式。 与第一代模式相比，皮尔斯在符号中对于传播 社群、传播方法的探讨，则更加切合于当代大众 传播的具体领域。 美国皮尔斯研究者李斯卡（Ｊａｍｅｓ Ｊａｋ６ｂ Ｌｉｓｚｋａ）于１９９６年在其专著《皮尔斯符号学导 论》（Ａ Ｇｅｎ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ｍｅｉｔｏｉｃ ｏ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中，在系统梳理皮尔斯 们的内心视为非私人的、不可解的领域，是公共 符号学体系之基础上，首次在其手稿中深度发 性的、外在的符号系统，这实际上是为我们研究 掘并重建了皮尔斯有关传播诸问题的原创性论 人的内在符号认知机制打开了大门且奠定了理 述①。这为２１世纪其他学者系统开掘皮尔斯 论基础。为此，芬兰学者皮塔里宁（Ａｈｔｉ—Ｖｅｉｋｋｏ 传播符号学资源，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意义。由 Ｐｉｅｔａｒｉｎｅｎ）就从皮尔斯符号学中的像似与图像 此可见，从２０世纪晚期起，皮尔斯符号学模式 理论人手，通过一系列的认知实验，讨论人们是 已经开始在传播学领域逐渐复兴，相关学者已 如何认知传播内容以及效果的。这典型属于符 经开始从理论层面梳理并探究皮尔斯模式的重 号学与认知传播学的交叉范畴，也是当前传播 要性。 学的最前沿。再如，Ｗａｌｔｅｒ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出版社为 进入２１世纪，皮尔斯符号学模式在传播学 纪念皮尔斯逝世１００周年所推出的新书《用皮 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关皮尔斯传 尔斯的话来说：符号学、传播学与认知学１００ 播学思想的系统专著也相继出现。比如，芬兰 年》＿Ｉ ３ｌ，就直接把“认知”这一关键词写进标 符号学者皮塔里宁（Ａｈｔｉ—Ｖｅｉｋｋｏ Ｐｉｅｔａｒｉｎｅｎ）与 题。由此可见，皮尔斯符号学中的传播哲学思 博格曼（Ｍａｔｓ Ｂｅｒｇｅｍａｎ）分别于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９ 想实际上可以为当代传播学的前沿领域提供学 年先后出版了系统探究皮尔斯传播学思想的专 理基础。 最早开始在传播学专著中系统梳理皮尔斯 著，即《逻辑符号：皮尔斯语言、博弈论与传播 思想的当属知名学者菲斯克（Ｊｏｈｎ Ｆｉｓｋｅ）。在 哲学》②与《皮尔斯传播哲学：符号学的修辞基 ２Ｏ世纪８０年代所著的《传播研究导论》中，菲 础》③。这两本专著可以视为研究皮尔斯传播 斯克注意到了皮尔斯三元符号传播模式相对于 符号学理论的里程碑。 其他符号分支的特点以及优越性；并且把皮尔 除了对皮尔斯符号学中的传播学思想进行 斯符号学模式作为当代传播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开拓以外，２１世纪的皮尔斯传播符号学模式兴 整合到传播学理论系统之中【Ｈｊ。鉴于菲斯克 盛的另一个佐证就是，他的理论被广泛应用到 在当代传播学与大众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地 传播学研究的各个具体领域。例如，延森在其 位，菲斯克在整合传播符号学的过程中融入皮 专著《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 尔斯符号学思想，实则上是提高了皮尔斯符号 的三重维度》ｌ Ｊ中更是基于皮尔斯的符号学体 学在当代传播学研究的能见度与重要性。 系全新建构起了有关“媒介融合”研究的理论模 而丹麦学者延森（Ｋｌａｕｓ Ｂｒｕｈｎ Ｊｅｎｓｅｎ）于 式，充分验证了皮尔斯的传播哲学思想在当代， １９９５年所撰的专著《大众传播的社会符号学研 特别是新媒体时代的理论解释力与可延伸力。 究》【Ｉ５ Ｊ中，则更是在菲斯克的基础上，进一步 而艾赫拉特（Ｐ．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Ｅｈｒａｔ）的专著 从理论实践的角度，为皮尔斯符号学模式在大 《电影与符号学：皮尔斯与电影美学、叙述与再 众传播学的研究提供研究范式。他在此书中提 现》（Ｃｉｎｅｍａ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Ｐｅｉｒ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ｌｍ Ａｅｓ一 ①详见该书第四章即“普遍修辞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Ｊａｍｅｓ Ｊａｋ６ｂ Ｌｉｓｚｋａ．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ｏ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Ｐｅｉｒｃｅ，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②Ａｈｔｉ Ｖｅｉｋｋｏ Ｐｉｅｔａｒｉｎｅｎ，Ｓｉｇｎｓ ｏｆＬｏｇｉｃ：Ｐｅｉｒｃｅａｎ Ｔｈｅｍ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ｆｏ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Ｇ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ｈ－ ｅｄａｎｄ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６． ③Ｍａｔｓ Ｂｅｒｇｍａｎ．Ｐｅｉｒｃｅ’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ｆ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ｎｉｎｇｓ ｆｏ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ｏＳｉｇｎｓ．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 Ａｃ— ａｄｅｍｉｃ，２００９． １７７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１．３９ ２。２０１７ ｔｈｅｔｉｃｓ，２０１３），则应用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去 探究电影符号文本中的意义建构过程，尝试用 皮尔斯符号学去解决“电影符号学使得电影的 意义‘无意义’’’ｌＩ６ｊ等问题。再例如，贾皮 （Ｔｏｎｙ Ｊａｐｐｙ）的专著《皮尔斯视觉符号学导论》 试图通过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去“论证图像、视 频等影像文本建构当代视觉文化的路径以及作 用” Ｊ，从而建构一套全新的、皮尔斯式的视 觉符号学体系。 近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者在皮尔斯符号 学模式方面的研究更是拓展到了大众传播学领 域的方方面面，充分显示了皮尔斯模式在传播 学研究中的前景与活力。国内相关学者围绕新 媒体社会中的图像、广告、游戏、新闻传媒、社会 等重要领域，结合符号学前沿理论对此展开了 充分讨论，如胡易容的《图像符号学》＿ｌ 、饶广 祥的《广告符号学》＿ｌ 、宗争的《游戏学：符号 学与叙述学研究》［２０ Ｊ、李玮的《新闻符号 学》［ ，等等。 综上所述，皮尔斯的符号学与传播学之间 的渊源，实际上与传播者对传播现象及其传播 在社会中的作用这两个根本问题的认知离不 开。在不同的阶段，学者们对这两个概念的不 同理解，所导致的研究方向与路线的差异，决定 了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在学科中的影响力和重要 性程度。他的符号学思想中的诸多重要观点直 接影响着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开端，他因此被视 为当代传播学研究的先驱。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起，经验学派在传播学中迅速崛起并成为主流 范式，以及索绪尔符号学范式在整个人文学科 的重要影响，皮尔斯模式在这一时期对传播学 的影响力减弱。但从２０世纪９０年底开始直到 ２１世纪，传播技术革新所导致的传播学理论与 范式的更新需求，使许多学者又开始重访皮尔 斯。皮尔斯符号学模式在２１世纪的传播学中 开始复兴并展现出强大的活力。 参考文献： ［１］Ｐｅｔｅｒ Ｓｉｍｏｎｓｏ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Ｐｅｉｒｃｅ ｔｏ Ｐｅ— ｔｅｒｓ，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Ｍ］．Ｄａｖｉｄ Ｋ．Ｐｅｒｒｙ ｅｄ．Ｍａｈｗａｈ：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Ｅｒｌｂａｕ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Ｉｎｃ，２００１：１—２７． ［２］汉诺・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 和理论［Ｍ］．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７８ ２００８：２８－２９． ［３］赵毅衡．回到皮尔斯［Ｊ］．符号与传媒，２０１４（２）． ［４］Ｅ．Ｍ．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 ［Ｍ］．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４：１９８． ［５］ 克劳德・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 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Ｍ］．刘君，译．上 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３５—３６． ［６］ 阿瑟・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 ［Ｍ］．姚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３． ［７］ 麦格雷．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Ｍ］．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３． ［８］ 简・梵・迪克．网络社会——新媒体的社会层面 ［Ｍ］．蔡静，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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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玮．新闻符号学［Ｍ］．成都：四川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４． 责任编辑：刘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