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22009(Vol.24)
清华国学院与现代学术
国史、国学与国家
———浅释民初清华国学研究院四位史家之思想与史学
张春树
摘 要:清华大学四大史家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李济之人生路程、人生观与文化观,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生于清朝末年,都是南方人,“旧学”根底都很深厚,都对“西学”即所谓“现代科学”与“科学方法”下过功夫。以上四点对他们的学术路程、思想定向、世界观与人生观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四位史家到清华执教时,思想与国家观已成型,以后鲜有改变,而其最后之生命归宿亦因之而注定。四位先生之治学皆起始于国学,后转究西学,再回应国运与世势之变而归入国史之研究,乃成其终身大业。其间由于家世、家学、个人品性与人格、人生经验、立身之文化观与世界观等等因素之异殊,而使其个别经验路程不同,但亦各有创新国学系统与开辟国史新研究领域之划时代贡献。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与教育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与四位史家密切相关。四位史家在清华执教的1925年夏至1929年春这段时间,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黄金时期,使清华成为中国史学第一重镇,短短四年间培养出数十位史学精英。总之,国家变化、政治失修、社会失调及于个人世界之安危,使中国学术出现新局面,而国史之重整与翻新亦多为其相连之结果。
关键词:国史; 国学; 国家; 清华国学研究院; 梁启超; 王国维; 陈寅恪; 李济作者简介:张春树,美国密执安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
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静安、观堂)先
一、序 言
民国十六年夏五月三日(1927年6月2日),
生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排云殿前昆明湖中。陈寅恪
作七律以挽之,其中第二句为“文化神州丧一身”,本文的主题便是以这句话作引子。①这七个
① 引语见《陈寅恪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中之《诗集》,第11页。按:是集为陈美延新编,陈先生全集之一。此一
全集共十三部,比原蒋天枢所编之《陈寅恪先生文集》(共七部不同之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较为全备,但亦
有未完全取代后者之处。本文是两集并用,前者简称《陈集》或陈《全集》,后者略称为《文集》。复案:当今论陈氏之书文何止数千,自然不宜、也不能尽引,且本文性质与其他论著不同,为避免“一引失万”之病,故只仅能注引“极必要者”,余不尽索。年谱为研究一人之贯通点、线、面三者俱全者,本文以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见《文集》附录,1981年)与其《增订本》(《陈集》之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7年刊印者)为主,旁及其他类似之作,但引时另注。
按:陈氏之名之读音,常常为大家弄不清楚,问题为最后一字“恪”之读音,其字应读为“ke”(克音),而非“que”(阙音)。他于1940年5月致英国牛津大学之英文信中自署“TschenYinKoh”(ChenYinke),即为明证;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后简称《集刊》)中所刊登之诸论文之英文题目之名亦是“TschenYinkoh”。而陈寅恪之为ChenYinQue(读如陈寅阙)乃为其同辈人与其后辈对他之尊称,因先生于1926年正式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为四大导师之一,地位至尊,故人亦鲜称其名,而尊称其为“陈寅阙”。此实非其祖陈宝箴(右铭,1831—1900)名其行辈为“恪”(音克)之原意,因“恪”(音克)字原出于《书经》也。又按陈氏初生时,其祖曾以“鹤寿”为其字(先生自言如是),但“未曾使用”(陈氏之名为其祖母所命)。以上所论及之资料可见:(一)《书信集》(《陈集》之一部),第222—223页,英文信(先生之“亲笔”);(二)《集刊》各文章不可能尽引,明例可见第五第二分中之《武曌与佛教》之英迻其名为TschenYinkoh;(三)陈氏之命名(其祖母所名)与原字之“鹤寿”之取(其祖父所字)均见于《编年》,其在《文集》者,见第10—11页,其在《陈集》者,见第9页。至于“寅阙”之音,乃我所私臆。按近代伦理学大家许恪士先生,余曾受教,其学生与同辈学者亦尊称其许“阙”士(读音如是)。复按:赵元任先生认为“恪”之“却”音乃是误读,参见《忆寅恪》,见《谈陈寅恪》,台北:传记文学社,1970年,第23页。此端或对或错,皆无碍陈寅恪先生之名应读为陈寅“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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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字初看似乎甚是简明,易为了解,但细为分析起来,则是言尽当时清华四大史家之人生路程、人生观与文化观,同时也于无意或有意中概括了这四位大师的一生命运与最终之归宿。说到这里,大家自然已经知道他们是众所熟知与常所论及的梁启超(任公)、王国维、陈寅恪与李济(济之)四位先生了。①
这四位大师的第一个共同点是都生于清朝末年:任公先生生于同治十二年(1873),静安先生生于光绪三年(1877),寅恪先生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济之先生最晚,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第二个共同点为他们都是南方人:梁为广东新会,王为浙江海宁,陈为江西义宁(童年在湖北武昌、湖南长沙),李为湖北钟祥。第三个共
同点为“旧学”根底深厚,因为他们早年教育的起
步点都为私塾与家塾式的“旧学”。梁先生不用说,他是科举出身(举人);王先生曾中考为初层之“生员”(俗称秀才);陈先生生于高官之家(祖父为湖北按察使后为湖南巡抚,父为吏部主事),自小即有严格家教;李先生的启蒙教育也是私塾,由背诵《四书》而进学《周礼》。四位史家的第四个共同点为旧学之后又潜研“西学”,而都对当时所讲的“现代科学”与“科学方法”下过功夫(或专修或入门不等)。王先生曾专学物理、数学与农学;李先生曾专修心理学与体质人类学;陈先生曾潜研现代语言学与比较语言学;梁先生曾涉猎多种现代科学,也曾专修数学等科,他著作的广泛内容也充分表现出他对各种现代科学之深厚认识。以上这四点,对他们四位的学术路程、思想定向、世界观与人生观都具决定性的影响。首先来说他
① 有关研究这四位史家之著作与他们本人的书文太多,本文只能引证最有关者。其中有关陈先生的已略引如上,其他书
文,以后当再细为征引。梁先生本人之著作与研究他的著作真是不能数尽,有人指出,据不全备之统计,在民国前他共有400万字左右,在民国后有750万字以上,真是惊人。本文基本上是本之于梁先生之几部著作(或全集):(一)《饮冰室全集》,台南:综合出版社,1975年重印;(二)《饮冰室全集》,台北:中华书局,1960年重印(原1932年版);(三)《饮冰室专集》,同上。按:以上两书乃本之于上海中华书局所印之《饮冰室合集》(林志钧编,1932年),共40册(其中《文集》16册,《专集》24册),本文两者兼用;(四)《梁任公学术讲演集》,共三集,香港:三达出版社,1922年至1923年印;(五)《研究国史及其他》,同上;(六)《近代中国学术论集》,香港:崇文书店辑印;(七)《中国历史研究法》,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重印(原1922年版);《补编》,同上(原为姚名达、周传儒之听课笔记,1930年);(八)《清代学术概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重印(1921年版)。至于梁先生的年谱则用《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著、赵丰田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以下简称《年谱》)。按:此谱成于1936年(二稿),1979年修订完成。余意此一年谱为一典范之作;盖年谱之修,在详不在略,宁繁无简,不然无大参考价值。至于近年有关梁氏传记与思想之作,则参见孟祥才:《梁启超传(学术篇)》,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0年;宋文明:《梁启超的思想》,台北:水牛出版社,1969年;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研院,1964年;同氏:《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台北:汉生出版社,1992年。
王国维先生著作之情形与梁启超相同,难以数计,我在此文中所本者为16册之《王观堂先生全集》,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按:此一王氏全集较以前各王先生遗书之刊印者多出五分之一,又有附录(各家传记与评论等)。是集又有王德毅教授助编,更是整齐。有补此全集者阙为台北大通书局于1976年所刊印之《王国维先生全集》,共25册,增加不少。以上《全集》中所未收之资料与王氏著作(以下简称《王集》)。王氏之重要史学著作后再提及者为《宋元戏曲史》,除上引两《全集》中皆收入外,并有香港太平书局于1964年所刊印之单行本,用之甚为方便(以下简称《曲史》)。年谱中王德毅所著之《王国维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初刊,后又有修订者)为最详细与最具功力者。其他近年论王氏生平与史学思想之作甚多,可参考下列五种,以见其取义:袁英光:《王国维评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萧艾:《王国维评传》,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朱歧祥:《王国维学术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朱著与袁著又可互为参考。另外,孙敦恒之《王国维年谱新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也颇有参考之价值。陈鸿祥之《王国维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也有许多新资料,并有王氏佚文三篇。又近年出版之几本王氏之书信集,可补现有资料之不足。后当在适当处,再作注引。
李济之先生之传记资料亦多,其最具原始资料者为其自著自传式之《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按李师于此书中,对其早年之国学训练与学术路途之简述最为真切。其他则为石璋如先生所写之《李济先生与中国考古学》,见《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8卷第5期(1975年5月出版),第6—16页,并附“重要著作目录”。至于其为人师之种种,则可见于诸受业门人之回忆杂文中,见《新学术之路》(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7年10月),第965—992页最有用。至于近年各家所著最可参考者,则为下列各书:李光谟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同氏:《李济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6年;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至于李先生之著作,除专书14种与较长之论文外,其他具有代表性之论述,可见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他的一些手稿和国内所未见到之论文则录于李济:《考古琐谈》,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按:清华国学研究院又称清华学校研究院或清华研究院。清华大学之原起与各种名称常为学者所不清楚,即当时之各学人亦不甚解,今特参考各种档案与资料加以整理,将在此文中陆续说明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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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共同出生的地域,南中国。自唐、宋以来,南方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与对外交流的尖端地区。自清
季中叶以后,南方又为中国对西方文化接触的前站,而养成其地士人之比较开明与广阔之世界观。及至清之末代,南方又是最前进,不但学校制度最为发展与革新,而且去海外游学之士子也是最多。任公先生,自18岁起,即于上海吸收西学,弱冠即成为当时维新变法之主将。静安先生,于22岁(1898)时初到上海,在梁先生曾主持过的《时务报》(1897年2月至10月)为书记,不久即在罗振玉(叔言,雪堂,1866—1940)所办的东文学社正式为学生,学习日文与农学、物理、化学与数学,又从日籍教师藤田丰八与田冈佐代治学习英文与西方哲学。至于陈先生,他的祖父、父两代都对西学有相当认识,祖父陈宝箴(右铭,1831—1900)、父三立(伯严,散原,1852—1937)分别是晚清取西学之长技以变法运动的先锋领导与强力支持者,所以陈先生童蒙时即学日文(按:当时中国学者对西学之认识多由日本转移而得之),12岁时已学英文,13岁时即东渡日本留学。李先生也是自幼即接触西学,8岁时即在县之新式学堂习“东文”(日文)等新课目,11岁才去北京,14岁(1909)入清华学堂前身之“游美肄业学馆”,学了十年,于23岁时去美国留学五年。总之,这四位史学家都在他们学业成长期的“早期”接触西学(虽然王先生的生年已过20岁,梁先生的生年为18岁,但在学年上都仍是初期),而且都在南方(梁、王两先生均在上海;陈先生初在武昌,后在长沙、南京;李先生在钟祥老家),如在北方,便无这样全面发展的环境。这一点可看出地域文化对一位学人的深厚影响(梁先生可能早已见及这类观念,故后来乃有长篇研究“地缘”、“人材”与“文化”之关连性一类问题的开创性巨著)。
其次,南方开明开放的传统也影响到这四位大师的人际机缘关系。晚清之变法与革命及领导人物几乎全出在南方,众所熟知的如陈宝箴、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孙中山(1866—1925)等都是南方人即为明例,而这些人在地缘上、学缘上或政见上都有些世系相关性,而他们的共同出发点就是政治与社会的现实问题,即所谓“时务”,由此乃有不同之改革途径与方向。有的先
试变法,变法不通而进行革命,或作其他途径之计划;也有的人不再变通及时而止。总之,“时务”是这些人共同的出发点。清华国学研究院这四位史家的人际机缘也与“时务”问题不可分离。梁启超为晚清变法喉舌的《时务报》在创办时的总主持,而王由老家初到上海的工作点即是《时务报》;梁于1897年10月就离开该报去湖南为湘巡陈宝箴所办的以变法维新为主要目的的“时务学堂”做主讲,而寅恪先生亦于其时初识梁先生。1909年李先生在北京进入清华园的“游美肄学馆”(清华大学之初名,至1911年4月始改名为清华学堂,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至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该肄业学馆乃为“选派学生赴美留学”而设,属当时新设之“游美学务处”,而该处乃外务部联合学部会奏而设,其经费来自“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而其课程以英文为主,其他课程也以西方文化为重心,而以国学为次要课程,其意乃在训练新人才,使其长于西文与西方文化科技以应“时务”(维新),藉以振兴衰败之中国,抵抗外强。所以李先生之进此肄业学馆者,亦乃当时清帝国之“时务”所使然。归根究底,梁、王、陈、李四位史家之第二步工作与学习阶段皆与“时务”相关,所以在思想、人生观与世界观方面,他们有大的相同的一面,而四人最后又聚于最初以“时务”所需而设立之清华学校,这也真是很令人思索和研究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这一点可能与他们早年在南方的教育与地域文化风气有相当的关系。因为他们四位的“时务”的中心问题都与西学和中国之现代化(包括文化、文明、学术思想、制度各方面)相连结,所以对某些大问题早已有固定性之共识,因此当时都能接受聘约(王先生虽经溥仪特别下诏旨,但那是因为当时清华学校尚属外交部所管辖而他又誓不仕民国政府的关系,非为思想上之别异而为),而同时受聘之章太炎先生(1868—1936)则因无此共识而拒聘(当时受聘之另一位导师是江苏武进的赵元任先生,生于1892年,逝于1982年。赵先生是语言学家,但原是学数学与物理的,1918年得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1920年回清华任数学教授。1920年4月梁启超创办共学社,赵先生为发起人之一,可见两先生为同道)。清华大学于1928年秋再聘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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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先生,他亦拒聘,可见他是因为与其他国学研究院的学者无共识而不与之合流(按:“清华学校”于
1928年8月17日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并改属国民政府下之“大学院”,此部门后于同年10月23日改称“教育部”)。
华时已是49岁,距其逝年亦仅两年;寅恪先生于1926年秋七月(旧历)正式到清华(其先于1925
年冬接聘,以父病请假一年),其时已37岁;济之先生任教清华时也到“而立”之年(先于1923年由美回国,任教天津之南开大学两年)。所以四位史家到清华执教时,思想与国家观已成型,以后鲜有改变,而其最后之生命归宿亦因之而注定。
梁任公先生早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说到“时务”,自然是以国家、社会为出发点,
因此对这四位清华国学研究院史家的“时务”所本的国家观念(意识与认识)与“认同”是必须进一步研究的。“国家”是一个笼统的名词,所以对其定义自古以来即是言人人殊,几乎“各取所好”。至于近代,学者作分析常善用西方自18世纪以来各学者与文化、政治、社会、人类与哲学之“新”定义界说其词,殊不知他们比我们更混乱,也是“各取所好”,所以是皆可取而又皆不可取,端看个人所好而已。①这里先从我国古代对“国家”一词的界说“政府、人民、地境”开始,其中“政府”自然是因时代而有不同,其结构也是多式多样,而越来越复杂;“人民”当然也是越来越多,族类越来越复杂,而其所创造之文化与文明亦是类多族众并因时而新;至于“地境”,也是随时代与国立变更无定,而其中之物产、水土、形势亦因之代异代易。所以,以上这个对“国家”一词的定义是可以对各种其他的界说兼容并包的。细言之,各种不同的定义都是由这一定义分殊而论的,如以政府为重心的看法,就以具政治象征的问题来界说“国家”;如以文化问题为重心,则以文化境域的各类问题来界说“国家”;依此类推,也可以有思想上之“国家”、经济上之“国家”、地界为重心上之“国家”等等。由以上分析来看,梁、王、陈、李四位史家的“国家”观念又是如何呢?大体说来,他们虽对国家的基本组成因素与任务有相当程度上的共识,但对国家与个人之关系,则因家庭背景、求学时期之经验与任事之经历不同而有不同之看法。任公先生到清华正式任教时已是53岁,已进入他生命的最后四年;静安先生到清
已写成《论国家思想》一文,公诸于日本横滨创办
之《新民丛报》。按:先生早于1899年在其创办之《清议报》上作《国家论》(第11册至第30册)、《国家之政体》(第1册)与《爱国论》(第6、7、22册)诸文,虽皆是称为“理精意博”,然如黄遵宪(公度,1848—1905)所言则是“言之无文,行之不远”。黄氏为梁氏之同乡前辈,前在湖南任按察使,任内对湘抚陈宝箴力荐梁氏出任时务学堂之总教席,且曾与梁共创《时务报》,同为变法主将,故其所言当为确当,而梁氏亦引为知音。所以《新民丛报》之《论国家思想》一文当为梁氏对这一问题详尽齐全肯定之见解。而证之他在1902年后之一切活动,亦未失断。先生于此文所倡言之思想、主旨,要言之可分以下八端:(一)人类可分为“个体”与“群体”。个体而有组合者为群体,群体而又有组合及系统组织之大共同体者为“团体”。群体组织散漫而族居者,为“部落”,其中个体分子为“部民”。团体而能“自布政治”而又有地理界域者为“国家”,其中个体分子为“国民”。(二)以“部民”为中心之“群体”不能长存,最后必至灭亡;“国民”组成之“国家”则可以延续生存。所以国民为个人生存计必须爱国家,忠于国家,而必具有国家思想始可。(三)因此,国民必以“国家至上”之原则为一切活动之准绳;而其一切行动必先有“国家在个人之上”之共识始可。(四)国家为人类中“最上之团体”,世界性之团体(如古人所云之“天下”或“统一天下”,宗教性之“天国”,各种宗教之世界组织等等)不是“最上之团体”。(五)朝廷(民国以后之“政府”或“中央政权”)为国家之代表,正如国家为一公司而朝廷
二、国家、国学与国史
① 对于这一复杂之问题,我曾参考各种书籍与近代西方各家对“国家”一词之讨论,作过长篇讨论。详见近著《古代中华
国族与帝国之形成》第1章(原文用英文写成:Nation,StateandImperialisminEarlyChina,美国:密西根大学出版社,
2005年)。以下有关此一问题之讨论同此。
·8·张春树:国史、国学与国家
为其办事处。因此,“正”朝廷(政府)即是爱国家,真正忠于一个朝廷(或政府)的国民(一般人
或人君或政权之领导)必以“正”朝廷(政府)为其天职。(六)真正爱国之国民必用一己之生命维护其主权。(七)一个“国家”必有其固定之地理条件而使其独立于其他“国家”之外,世界亦可因地理形势而分为许多独立之“国家”,而互不侵犯,各有主权,以求共存。互相侵犯者,最后必会灭亡。(八)一国之国民能做到以上数端必先有“国家思想”,而此一思想又必立根于一国之文化与学术传统。中国自古以来高唱“天下一家”、“天下统一”等信仰与政治思想之说,所以国民缺乏“国家思想”,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有一身”而不有国家,故中国常为外族、外国侵凌割宰。所以,今日之国民应以爱国为本,置国家于一身、朝廷(政府)、外族与世界(天下)之上,而以其为“至上”。以此数点观之,任公先生这一“国家观”甚合现代各国公民课中所教之国家思想之主旨,其所论点当是本之于他当时研究的日本之政治思潮与19世纪西学中之政治理论,再加上他自己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之个人经验与感受综合而成。其论虽成于清末之光绪二十八年,然至民国时期仍然合用,只要把“朝廷”二字改成“政
①
府”即成。
由以上梁氏之国家思想来看,他的“国家”观
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之活动,和与其相关之机械发明与工具创制等等。精神方面乃指一切“社交”、“组织”、“智识”、“爱美”与“超越”的要求心与活动力所产生的“业果”;以今日之语言白之,即是所有有关精神文明之“业果”:语言、习俗、伦理、政治、经济、法律、学术、文艺、美术与宗教各方面所成与所作之“业绩”。任公先生且明言他对“文化”一词之界说与析解是受西方人类与文化学家影响而作的,以明其已走入新文化运动之前端,不为落后之保守派。据此,则知他已将“国家”之观念纳入大的文化系统中,而不为“政府”无定问题所动摇。“国家”最切要的问题,自是政治、经济、法律,与社会习俗之改进。推而言之,是要维护国家之本的“文化”主权,不盲从别国文化。这最后一点,他于1920年时似已早有感及,当时他在《论国家思想》一文中已说“故真爱国者,虽有外国之神圣大哲,而`国民'必不服从其主权之下”。又接着说:“宁使全国之流血粉身,靡有孑遗,而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于他族。盖非是,则其所以为国之具先亡也。”梁氏之义,于此明言之即文化与国家实互为表里。就在上一演讲“什么是文化”之同时,他于另一讲演“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题”中(也在同校),明析人类两种不同的思想“活动”:一为“自然系的活动”(如今日之理、工、数学科者),一为“文化系的活动”(如今日之人文、社会等学科者)。前者循“归纳法研究得出,受因果律支配,(而)非进化的性质”;后者则用“归纳法研究不出,不受因果律支配,(而为)进化的性质”。他从各种角度,详引中国各思想家(由孔子、孟子而至顾炎武、戴震)与西方历史上之思想家与历史人物作各类比较,而作结论:中国文化之特点是以“文化系活动”为主,而“自然系活动”者则不如西方。同时他也肯定:(一)“世界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我们积储的遗产,一天比一天的扩大。(二)“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是一天
念是以政治为中心问题的,所以这是政治观的国家论。及至民国,政治混乱,数政府群立(如南政
府、北政府等),国民无所适从,求生尚不能,何言“正责”政府之事!梁氏以政府为立基点之国家观念亦随之而破,所以他就另从“文化”界域中找“国家”之立基点,盖时人亦喜以“文化”为时题,故言“新文化”运动等。他乃于1922年12月间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的一次演讲中,细述
②梁氏以为文化“是包“什么是文化”(原题目)。
含人类物质、精神两面业种、业果”。物质方面乃
指“生存的要求心与活动力”,包括一切有关生存所做的事,实即我们今日所常言之“物质文明”:
①
参见梁启超:《论国家思想》,见《全集》,第16—23页。以下只引题目不再赘注页数。至于其办报与此论之原委,可见《年谱》,第271—274页(以下凡引文加以括号者,亦引上文,不另注)。又参考《全集》之《文集》第二册、《专集》第三册。
②参见《什么是文化》,见《演讲集》第三辑,第115—130页;《全集》,第290—296页。以后再引文,仅注题目,不言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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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比一天的“向上进行”,所以人类应互尊共存。①综合他以上1902年的论文《论国家思想》与1922年12月间之两篇讲文化的演说,足见他对文化、
国家与民族观念是一致的。从这一点上看,他并非因第一次游欧洲后对欧洲与西方文化之失望,而在思想上有翻新之变化。梁氏曾于1918年12月至1920年1月间率“欧洲考察团”游欧,写成《欧游心影录》,多志其所见欧洲于当时之残破与其所重之物质文明之破产,故时人多误解其基本政治思想已有翻新之大变化。其实,由以上所论观之,其所用名词虽确有翻新;但其所论,却是“新瓶装旧酒”。②及至民国十二年(1923)1月9日,他在南京东南大学之国学研究社演讲“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他的论点便更明朗化,他说:
诸君听了我这一夜的演讲,自然明白我们中国文化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那一般沉醉西风,说中国一无所有的人,自属浅薄可笑。《论语》曰:“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这边的诸同学,从不对于国学轻下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自然,我也听闻有很多人讽刺南京学生守旧;但是只要守旧的是好,守旧又何足诟病。③归其主旨,即是说:每一国民必争取中国国家、民族与文化独立而与世界各国平等共存。这也是他在1902年所论国家立国之主旨。然则,中国文化细推之乃是以中国学术思想(国学)为其根本;故梁氏于此一演说中,便常将“中国文化”与中国之“国学”两者统言之而互为代词。所以,梁先生乃将“国学”分为两部一为文献的学问,一为德性的学问。而他又认为后者是中国文化“最特出之点”,所以他说:“我们的祖宗遗予我们的文献宝藏,诚然足以傲世界于各国而无愧色,但是我们最特出之点,仍不在此。其学为何?即人生哲学
是。”而人生哲学中最可应首先努力者即为“儒家哲学”与印度传入中国之“佛学”,这一点是西方人讲的玄妙的“形而上学”与“客观的科学”所无有的,这就是他上面所说“我们中国的文化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之义。
总结以上任公先生各端所论,他是以为“国民”当以爱国为其天赋,不如此便不足以生存。而所谓“智识之士”,当以救国救民为其天职。而这种爱国精神之源,是来自中国历来祖宗文化学术之遗产之“国学”的,尤其是其中精神文化之“德行学问”中的人生观与宇宙观,是“全世界唯一无二的至宝”。因此,作为国民者(由政府领导以至平民)皆应对我们这样的祖先所遗的“至宝”以“流血粉身”之精神去保卫,而争取中国国家与其文化之独立与完整之主权,而立于世界各国之平等地位。
梁氏认为“国学”中最能激发这种国民爱国精神者,是“国史”。他早于1902年2月8日在《新民丛报》之创刊号中之《新史学》的第一章明言:“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但是,只有好的史学著作才可以促进国民团结,社会进步。因之,他又在结论中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④所以,他从1925年秋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始讲课,直到1928年6月辞去研究院一切职务,整整三学年中,实际所教之课程与主持研究之科目几全是“国史”与其相关之“国学”科目。这些科目是:1.历史研究法(按:实为中国历史研究法);2.中国文化史;3.中国哲学史;4.中国文学史;5.中国文学;6.中国史学史;7.宋元明清学术史;8.清代学术史;9.东西交通史;10.儒家哲学;
① 参见《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见《演讲集》第三辑,第131—144页。按:该文下自注“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
法》之修补及修正”;又注“为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讲演”。时间则为《年谱》所记(第952页)。
参见《专集》第5册中第23种,第1—155页;《年谱》,第874—902页。按:梁氏之《欧游心影录》又见于最近北京刊印②
之《梁启超全集》(张品奂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共10册)第7册中,用之比较旧籍方便。③ 《演讲集》三辑,第185—208页。引文见第207—208页。按:“治国学的两条大道”之演讲由李竞芳记录。此处悉录原
文,仅有两处标点改动以顺文义。以下如有引文,不再注页数。此记录又见《全集》,第301—310页。
④ 梁氏之《新史学》包括两章,第一章为《中国之旧史学》,第二章为《史学之界说》,分别发表于《新民丛报》第一期与第三
期(1902年2月)。以后又陆续发表四章,均在该报(十一、十四、十六、二十期),但全书并未完成。以上两章与《论正统》、《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纪年》亦可见于《全集》,第572—600页。
·10·张春树:国史、国学与国家
①共列11科门,其中911.读书法与读书示例。
③以其在清华所教之学生言刻之启迪领导作用。
项为历史本科或其相关之科目,最后两门盖即任
公先生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所言“文献的学问”与“德行的学问”的两种具关键性的课题。按梁氏之“国学”实指传统所言之“四部之学”而将其中佛学类加以扩大。然他认“文献的学问”方面以史学为主,故经学亦为史学(“六经皆史料”),“诸子皆史学”(思想史料),“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因为这些门类的书“里头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贵的史料,和史部书同一价值”。若然,从广大之角度来看,上引梁氏之在清华所教导之学业课目之最后两项,亦皆为史学矣。证之以所见到的他的学生笔录,亦无失的。因此,梁氏自1902年以来新构成的“国家、民族、文化与史学”的系统政治与思想理论是贯彻其一生的,而任公以其“常带感情之笔锋”与极端生动流利之口才对论其文听其话的学生与士人,皆能发生深
①②
②
之,姚名达先生便是一个好例子,据姚氏自己在他所整理的一部梁氏著书之跋中所言:
右《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部,新会梁任公先生讲述,其门人周传儒、姚名达笔记为文……忆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名达初受业于先生,问先生近自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如何?先生曰:史也,史也!④
此为1930年5月8日所写。其后日本侵华,姚先生主持江西中正大学历史系,乃率学生下乡宣传抗
⑤此非其师所言日,不幸为日军所获,慷慨死节。
之爱国精神“宁使全国之流血粉身,靡有孑遗,而必不以丝毫之(国家民族)权利让于他族”乎!
梁任公先生本人,更是为国家奔走一生。他自1895年23岁时参加“公车上书”正式从事政
③④⑤
参见《研究院纪事》,《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二号(1927年)。
1920年代正是大家讨论“国学”问题最热烈的时代,大家竞订研究国学书目,此处所提之梁氏于民国十二年(1923)1月9日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社之讲演“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就是就这个题目而发的。是年春4月间梁先生便应《清华周刊》记者之请写成《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其中共160种书籍。后又因不满于胡适先生应清华学校学生之请所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列出190种书籍),梁氏便提出数项意见,加以批评,其中要点为胡氏忽视史书与加入通俗小说(如《三侠五义》、《九命奇冤》等),他自己也拟定一个《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列26种书籍(实共31部书,当分《四书》为4部书,“宋元明史纪事本末”为3部书)。梁氏同时也有各种不同的著作,分别讨论“国学”中的或与其相关的问题。按:以“国学”为一门专学问,那是19世纪末叶之事,是“西学”的对称。“国学”是指我国的“故有之学”,所以又称“国故学”。因为不是所有“故有之学”全笼统括进去,而只是精华的一部分,故又称“国粹学”。其他也有不同的解释与名称,不能一一尽述。国内首先以这类名称成立的社团,当为1904年在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1905年该会又发行《国粹学报》,其创办人为刘师培与邓实等,其后章太炎亦曾为主编。其后又有以专门研究这一门学科而成立的教育机构,其重要者如北京(后称北平)的北京大学于1921年11月所成立研究所内之“国学门”;1925年正式改制为清华学校之“国学研究院”(实即清华学校大学部外之研究院部,故又称“清华学校研究院”)。另外,自1905年至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期间,以研究讨论这门学问为主的学志也有四种:(一)《国故月刊》(1919年创刊,北京);(二)《国学季刊》(1923年1月,北京);(三)《国学丛刊》(1923年3月,南京);(四)《国学月报汇刊》(1924年,北京)。所以连1905年创刊之《国粹学报》共5种学志,分散于上海、南京、北京各大都市。另外各种小型与地方性之报刊尚多。可见那个时代中“国学”为当时之“显学”。至于其内涵则各多有分歧,但也是大同小异而已。如以胡氏、梁氏两家书目言之,则着重点有不同,而总纲目无异。综合当时各大学与各地之国学会社之讲论科目并各同类志刊之内容观之,则“国学”实不出对传统之四部之书籍(经、史、子、集)之分类分目研究论议,不过集部增入戏曲、小说、歌曲、各类俗文学等等,即古人所说之“小道”之学。再就其时间来说,是古重于今,19世纪以前多于清季末世者;就所括之界域言之,则又是以中国境域内所固有者为主,唯印度所传入之佛教释学为例外,固自中世以来其对中国学术、思想与文化影响至巨也(西学对中国有重大影响者,亦并研讨之)。由以上各点观之,“国学”这门大学问,实相当于欧洲19世纪初期所新立之研究学科“汉学”(Sinologie或Sinology),而大不同于今日在西方所昌盛之“中国研究”,后者所指太广太杂,古今新旧、社会、自然、人文全部包括,而其所谓专家中真能知中国文化与通语言文字者甚少,所以不能与我们此处所讨论界定之“国学”或“汉学”相通用。我们也认为在国内称“国学”,在国外称“汉学”,此两者也当因地而异,不可错称。另外,“国故学”与“国粹学”皆不如“国学”一词适当,盖因其价值色彩太重也。参见梁氏《概论》,第818页。至于梁氏讲演之生动(表演),可见梁实秋《秋室杂文》(台北:文星出版社,1964年),第93—95页。《年谱》对此事未详月、日。参见梁氏《补编》书后之《跋》,第1页。参见蓝文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见《谈陈寅恪》,俞大维等之集文,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第145页。
·11·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治性之活动,至1920年48岁离开实际之政治性工作,其间已有26年,其时去其离世之年(1929
年1月19日)亦仅八年左右,故其实际之“爱国救民”之工作时间几是其“成年”之全部时光。即使在他于民国九年离开政坛至于民国十四年之五年中,他亦从事以言论著作为国尽力,其间各种各类大事件如“五四运动”之余事、“国民制宪运
①以动”、“联省自治运动”等等,他都有所关系。
命运使然,虽以先生之高才与博学亦不能克之。此一人世与人间之“大道理”,先生晚年自亦悟
及,然已世乱病多,仅能自作“无可奈何”之悲观
②论而已。
综上,梁任公先生之国家观可以“斯土、斯民、斯邦”六字概括:“斯邦”是指任何类型之国体
与政府,但其必得保卫国家之主权独立,维持发扬其固有之光辉文化伦理传统,与爱民保民。其政权之领导人,亦必以上述条件为其天职,至于其为“皇帝”(君主)抑或“总统”则不是关键,因为国民有推翻桀纣之君的天职。至于个人与国家之关系,梁氏认为士人(即国民中之“知识分子”)应以经国济民之儒教为己任。因此,他自己最服膺儒家所言之士人思想信条:“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同时也坚守孔门“知其不可而为之”之原则行事、经国、救民。然则,梁氏因生当清季衰危与民国乱分之世,故其一生不能与国家政治绝缘,
③因之亦不得专治其学术(国史)之大业。
此计之,则任公先生之真正专心学术工作是在他于1925年9月开始执教清华后,所以其政治“生
涯”与一般之政治活动是占了此前30年之岁月,也几乎就是他全部人生“成年”之岁月了。在儒家哲学中,梁先生最服膺“知行合一”之人生行为哲理,他并且推论这一哲理是由孔子开始,非归于一般常说讲论的明儒王守仁(阳明)。以他一生为经国济民奔走放踵天下来说,梁先生实为一“知行合一”之完人了!
再以梁氏于1920年以后之著作来说,梁氏晚年亦始终未脱离“经济”(经世)之大道。其于清华一段时间之著述已如上述。至于此前之传世之作,亦尽在国史范围之内,下列各书可为明例:1.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年完成);2.1923年的《清代学术概论》;3.1923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按:初稿成于1922年5月);4.1922年11月至1924年2月,逐渐写成“历史统计学”方面之开端性专著两种:《历史统计学》与《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可知梁氏于其生命之最后六年间仍在专心于开辟国史研究之新路径,不离其于1902年所宣言之《新史学》之研究之目的与原则。然而他一生之宏愿,撰写“中国通史”与“中国文化史”两部大书,亦始终未能达成,此实人生不能兼顾政治(国家)与学术(国史)之天生
①
至于静安先生,则因人事环境之差幸,而可避
入梁氏之“两难”途辙,转能于国史研究成其有关“文化神州”之伟大业绩。王氏之国家观,由其行事与文字观之,是以“朝廷”为国家之对等,而又以一姓之王权,不计其种族与行事途径,代表“朝廷”,以为国家之总体。是以王氏所爱之国,即是清之王朝;推而及之,则又以清帝(或光绪,或宣统)为其朝廷,为其国家。由此,其忠于国家之事志,即为其忠于其一朝一姓之信守所在。因有此信仰,王氏故不仕(事)于民国之国家,不食任何民国政府之食,亦不易其所谓“先朝”政体文化之代表:正朔、服制与发式等;其事,实颇似明亡后遗民、义民之反抗满人强迫“薙发”(“留发不留
梁任公之政治生涯,以张朋园之两书最为入里,本节论梁氏政治生活者即多本之于此两书,并辅以《年谱》与梁氏著作。
此处所论可见张著:《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230—252页(外文著作张著于注中亦多引尽)。
②梁氏有关历史、文化与地理问题之论著多见于《近代中国学术论丛》,第126—159页。其著作之年月亦由该文中材料
定之。梁氏虽于1920年宣称正式脱离“政界”,但其个人对政事之热心、关心与外界之不断“问政”均使其不能专心学术,个中情形上面略为申述,而其自己挣扎于“两端”(学术、政事)之心理挫沮不能自拔,亦频见于其爱女思顺(令娴,梁氏写给儿女之信多以“宝贝”开头)之信中,录之于《年谱》中者甚多,参见第968—1198页。③按:上引“士不可以不弘毅……”之语,乃曾子所言,任公误引为孔子所语(语见《论语·泰伯》)。任公此文见之前引之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讲词中(第204页),误引或为演说口快所致,然于讲词抄为成文时亦未改正。又任公释“仁”有特点,按之今语即人群社会之会通之义。又“知其不可而为之”一语亦非孔子所言,乃石门一司门人所形容孔子之精神之语。语见《论语·宪问》。
·12·张春树:国史、国学与国家
头”)之举(当时人疾呼“头可断,发不可薙”之文化抗清口号,江阴、嘉定、吴江等处因之而遭满兵
之“屠城”)。然则,王氏之行事亦本之其所信之儒家伦理道德之节守,孔子固言:“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①故王先生临死之《遗书》明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此处所言“再辱”,当是对前此之“一辱”而言。盖王氏以1924年11月5日国民军将领冯玉祥逼逊帝溥仪出紫禁城(皇宫)并交出“国玺”,不再称“皇帝”,正式亡国之时,他为皇室“侍从之臣”未能死殉君辱之节为“一辱”。这是因为原先冯军于甲子十月初开始将守卫清宫之士兵1200余人缴械,架炮于景山直逼宫门预作逼迁之时,皇室局势逼切,其时柯劭忞(光绪末年曾主湘、黔学政,逊清皇室中之“重臣”)、罗振玉(时亦“入值南斋”)与王国维曾誓约共投神武门外御河殉国。及至溥仪出宫,三人皆未自尽,是则未能尽其“主辱臣死”之节,故是“一辱”。“再辱”当是指王氏个人所臆想之当时之可能之政治局势变化而言。盖1927年4、5月间“赤党(共产党)”(当时用语)在湖南长沙以“土豪劣绅”条例枪杀学者叶德辉(1864—1927),湖北武昌杀王葆心(1858—1927),浙江余杭籍没章炳麟(章太炎)家产诸事传到北京,而且谣言又说赤党“共产共妻”(先生于1924年之《陈政事疏》中亦有共产主义主“均产”之论),故当时有所谓“赤祸”之惧。另外,南方的国民党之北伐军也北进入苏北,新属国民革命军之冯玉祥大军又进入豫北击败张作霖的奉军,直逼京津。同时,北京又谣言满布,直说党军进入北京后将捕与其不合之学者,杀害留辫子(薙发)之人。据梁任公所言,北京其时进入“恐慌时代”,他亦作亡命加拿大之计。总之,以上这种时局是王氏陷入一种恐惧与无救而要以死殉国之心理境界中之原因,而王氏又是“体素羸弱”与“沉默寡言笑”内向性格易趋自忧自杀之人。所以,这些条件与因素使他想到甲子之变冯玉祥对溥仪王朝“暴行”之重演;他觉到共产世界之临头,“赤党”之可能枪杀保旧学者之可怕;又想到
①
他自己要受到文化奇辱而面临民国对清早期“薙发”之耻的报复而行“留辫不留头”;之后他又想到他的君主溥仪要身死国亡。最后,他看到他不能再残保生命,不尽儒教“主辱臣死”之大义,不能不以死殉国。如是,他这样做是本之“义无再辱”之儒道。除非他是为“殉国”(殉君)而做,何可言“再辱”?又何事何处为“事变”之“一辱”?但是,清王朝实已于1924年11月溥仪交出“国玺”迁出紫禁城,永除“皇帝”尊号之后已经正式灭亡。如此,又何以会想到溥仪个人之辱(或囚或死)又是“臣辱”呢?所以,王静安先生一定是认为逊清末帝宣统溥仪这个人虽是无地、无民、无权,但实在是代表清朝的朝廷所象征的“国家”。亦就是说,他之以一死殉君就是以一死殉国。总之,王先生的国家观,是本之于汉代以来中国君权思想之主流:天子即国家;这一看法,与梁任公先生所代表的现代开明的国家观是大有分别的。
梁先生对于国家与君权的看法,即是如前所引“国家如一公司”之语,所以他认为朝廷与君主都是为人民谋福谋利的。这与静安先生之政治国家观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此说亦是合儒教大义的。因为孟子便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正是梁氏之言所本。同时,至于君臣之关系,孟子则放言两者是处于互对关系的,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不然,“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若然,则昏暴之君如纣之类,则人民亦可诛之如“一夫”耳,非可视
②所以我们可以总言梁氏对国家、为“弑君”也。
政府、朝廷与君臣关系之看法,基本上是本之于孟派之儒学,而王静安先生对这些问题之认识,基本上来看,是本之于荀子一派之儒学,又加以汉儒所添充之宗教色彩与礼教仪节。梁先生亦见及此端,深知两人之政治观是异派同宗。因此,他自己虽然是反对政权为一族、一姓、一家所专持,最后要打倒腐败无能之清政府皇朝,建立一个理想中的安定、富强、独立的政府。但是却也对王氏所信守极为尊重,故以王氏之自尽是为“恶社会所
语见《论语·阳货》。至于清初“薙发”之事与其所含文化大义,可见拙著《明清时代之社会经济巨变与新文化》第2章第
1节(原著用英文写成:CrisisandTransformationinSeventeenth—CenturyChina,美国: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92年刊印)。②上引《孟子》书中各文,以次见于《尽心》、《离娄》、《梁惠王》各章。
·13·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杀”,使他个人极为“受刺激”,同时又去为王氏“料理后事”,去北京政府之教育部为其争取恤
金。他在写给爱女思顺信中说,王氏“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
①由此,亦知任公先生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试,但皆败北,因为举子之业不能成功,乃去上海谋生,成为《时务报》一书记,其时他已22岁
(1898)。从此便开始了他的一生“穷苦不安”的日子。在上海,因时局多变,他又无维生道术,乃靠罗振玉之安排与支持生活。此后,他虽极急求定身之处而独立维生,亦不可得。至其31岁时(1907)乃由罗振玉荐于学部尚书荣庆(蒙古正黄旗人,1860—1917),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充学部图书局编辑),翌年又得充京师图书馆编译,后又充名词馆协修。其官虽卑微,但幸能学得所用,而能独立生活养家。清廷这一“宠恩”对于穷苦十年之王氏来说,真是一种不能言容之心理感激与震荡:从今开始他可以不再为生存挣扎,不再靠人维生,做一个独立之人,合之于孔子所言之“三十而立”之人生道理。他的这种心境,是不经其苦者不能心会的。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崩溃。所以王静安先生又于11月中携眷随罗振玉流亡日本,而自此乃以清室之“遗臣”、“遗老”为任,可见其对清廷感恩之深。又积极以诗文笔伐出卖清室之重臣。1912年(民国元年,壬子)写成之《读史二绝句》(又作《咏史二首》),即有:“楚汉龙争元自可,师昭狐媚竟如何?阮生广武原头泪,应比回车痛哭多。”用以讽刺袁世凯辈之如晋朝大将军司马师(207—255)与弟司马昭(211—265),居心操权篡位,欺压清后清帝(隆裕太后与宣统)“孤儿寡母”。同时,王氏又于是年初春三月间写出一零八韵之长诗《颐和园词》以志其对清室之感恩。其中又竟歌颂晚清之衰败为盛世,西太后是才略超人,而为:“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由这些词句,可见王氏对清室之感恩而产生之一种特殊而非常态之心理。同时,是年夏秋间更有《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之诗,说到光绪年间士风之变而导致清朝之最后失国,非是朝廷本身之误失:“颇忆长安昔相见,当时朝野同欢宴。百僚师师学奔走,大官诺诺意图转。庙堂已见网纪弛,城阙还看士风变。”可见其当时“遗老”心情(情结)之重。复有《蜀道难》一诗赞颂川汉铁路大臣端方(1861—1911)为清朝殉身之义烈,以为其上述讥讽袁世凯等人之对照。诸
似已见静安先生治学之道是自己所不能及者。而此一看法,梁氏之学生亦曾亲闻之。
然而,细为分析两人之学术,梁是大、新而疏;王是专、新与细。所以梁氏之不及王氏者,在细密而不在新。因为,如上所言,梁氏之治学是极广极新的。然而王氏何以在学术方面达此“极密”之境界,而为梁氏所不可及?比而观之,两先生之才、学、识等基本条件并无差异,而是各有其长,所以,我的看法,其关键是在一个“专”字。无可疑问,两先生都认为学术大业是“关系”国家前途,而都志在独立创新以立新学术系统。然而何以最后王能独步开拓学术之新“区宇”(陈寅恪先生用语)?归根言之,是其生活环境与政治思想中之国家观使然。如上所说,王氏以国君为国家之代表,故其所忠仅一朝、一人、一身;如其朝亡,人虽在其位,然其忠亦无所施,而仅可存之于心,徒然亡神而不能有具体之作为。所以,此人可以脱离政治活动,而能专于学术而尽以“极密”之功力。凡此,大不同于梁氏之视国家为整体之论(其说是以“斯民、斯土、斯邦”为一体)。因此,他作为士人者,亦不能将政治活动与学术活动全然分离为二。更因生当衰世,“斯民、斯土、斯邦”危在旦夕,他时在救亡国存之事,何能全然专心学术。所以,王、梁两人之国家观念虽全是在政治界域内立脚,但其最终归指则大不相同,而两人之政治行径与其人生归宿及学术业绩亦是大异。至于静安先生何以有如是之政治思想与行径,则是其实际生活(生存)环境与由此而生之文化观使然。
王先生生于中产之家,但是其家“一岁所入”亦仅是足以给衣食而已。其4岁丧母,其父又多在外经商以养家,故他是多由其姑祖母照顾,缺亲情温暖。他本人又“体素羸弱”,所以他的童年是在此孤怜不幸之环境中度过的。其于16岁时考取秀才(生员入学),又两度去省城杭州参加乡
①
此处所引梁氏之语,皆见《年谱》,第1145页。
·14·张春树:国史、国学与国家
此,则可见王氏此时已自比为先代各朝亡后之“遗忠”青史家矣。然而王氏至日本(京都)后,
又得依罗振玉生活,1912年4月起虽不再与罗氏同住,但在某段时期之住房仍为罗氏所代赁,故王氏此时仍然是靠罗振玉所安排之工作或直接接济去支持一家在日本之生活。如此一过四年余,至1915年2月王氏始携眷归国。这样依人生活,对他的自尊心在心理上的压力是相当重的,因为王氏其时已早过而立之年,一家尚由别人支持过活,这是不能单由“遗老”或“遗忠”情结上得到解脱的。所以王氏就从他曾专学而又教过的西方心理学与国史上之“爱国主义”英雄寻找一个光明正大的解脱答案。以前者而言,则是要在心理上找出一个大道理来解脱他在36岁之年仍靠人生活养家之压力,同时也能解释他何以受到清室之莫大“皇恩”之后而不能在其覆亡之时死殉。所以他在上引《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一诗中,自言他亡日是:“我亦半生苦泛滥,异同坚白随所攻……人生兵死亦由命,可怜杜口心烦伤。”申明其之所以逃日与依人生活并非惧死,而是其时死非得时,他是另有大志,正如宋末之文天祥,明末之史可法之“忍辱负重”,以求为其忠仕之朝廷尽最后之心力而殉道。是亦即文公所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而最后能如文公之“义尽仁至”于心“无愧”矣。由此各端,皆可见王氏“遗老”之坚定志向,忠于一朝一君之矢志,其能于后日之死殉其主者,实有心理情结与思想意识上之基本原因可寻。
王氏虽于1915年2月39岁之时回国,但又于同年4月再随罗振玉去日本,也又再靠罗氏生活。至翌年2月,乃再回国设法独立谋生,定居彼时中外交通人文荟集之学术中心之上海。由此至其于1923年5月20日离沪去北京,其间共达七年三月有余,是王氏自谋生计、独立生活之时期。但无论如何艰难,他皆保持其“遗臣”之原则,决
不任任何民国政府有薪之职,是乃“义不食周粟”之大义。固然,他便宁愿受顾于外人或私人。首先是工于英籍之哈同与其夫人罗氏,为他们编学报,校编书文,检理所藏古物,代写文章等等。后又兼任哈氏夫妇所办之仓圣明智大学之教授。至于私人雇工,则包括为藏书家编校书目,代写文章与书画题作等等。若然不足,乃又做买卖书画等类之工作,以补其负重之家用(孩子读书之费用等等)。
在这种艰苦维生条件下,王先生始终是坚守其不事民国之原则,譬如其时国立之北京大学曾屡请为教授,他亦不就。即便于1922年初他允任为北大研究所之国学门之通讯导师,但亦不受“修金”,而为一名誉职位。①他这种“遗臣”之精神,固是法孔子与司马迁所述之伯夷、叔齐之精神,但亦是汉儒所礼教化之“君臣之义”传统所使然。先生晚年忘年契友陈寅恪先生认为他此一意识型态是出之于《白虎通》,他在1927年秋之《王观堂先生挽词》之序中说:
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说,其区域分割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痛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最高之境……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以刘秀……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为最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盖今日
① 以上有关王静安先生一生各端,皆本之于前注所引各家著作与其本人全集中有关之资料,但解释则本之于我个人所见,
而多与已发表之文书有所异殊。至于各家年谱与传记之论议,亦多比较参考,有所取舍(王、陈、孙三家年谱与萧、袁两家评传最为重要)。其他更有王庆祥等所校注之《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吴泽主编,刘寅生与袁英光所编之《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另外,有关王先生在清华国学院一段时间之事迹,乃以各家所纂之梁任公与陈寅恪两先生之各类年谱与两先生本人相关之著作互作比较考证,以求叙论详实。但如非必要,亦不再作注引。
·15·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
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
①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先生中年之后之“文化观”与此亦可明见。《白虎通》乃汉代新儒学之综合编纂经典,汉代自武帝后之国家论与君权之界说尽辑于本书中。其中心论旨即为国家至上,君尊臣卑,君父臣子;而又将“君即国家”之法家思想以儒家之伦理道德观制
②
度化,故言“君臣之义”为纲纪之首。而这种政
陈先生此言,当本之平日与静安先生论世论道所得。盖王氏在清华研究院之两年间,与陈先生最是知心,两人过从最密,最能朝夕忆论“先朝”故
事,讨论学术(边疆史地与语言等等),时或同游书坊,故其末年心境亦最为陈氏所解知。是则陈氏之论,非出于私臆也。观堂先生曾于沪居期间得校读元代大德年间所刊印之《白虎通》,是以对其中所谓“君臣之义”当更增深心会,益坚其“遗臣”之心志。而“主辱臣死”之抽象理论亦成具体之文化意识,而永伏其脑深处,成为王氏后日以死殉道之种子。
陈寅恪先生以上引论《白虎通》中之“三纲六纪”者,简而言之即是指人际关系之数层梯级之伦理关系而言,是乃战国秦汉间演生之儒家政治哲学之主体,虽本之于孔、孟之大道与仁义之理,然亦杂以荀子“礼义”从法治国之说。所谓“三纲”者乃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者则为敬尊诸父兄师长、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与朋友有旧。所谓“纲”者,其义为“张”也,“纪”者“理”也,故言“大者为纲,小者为纪”;而纲纪理论之目的则为“张理上下,整齐人道。”然则,寅恪先生上论中所作“文化”之定义,乃指文化即伦理秩序与社会运作之法则,亦即所谓制度与经济发展之本体、万事之原力。这一说法,实与宋儒程颢所言之“道”、程颐与朱熹所说之“理”相同。亦即王静安先生早年最所服膺之德哲汗德(康德)所论之先验(先天)存在之至善与无所不在之“上帝”(天)。陈先生则引之以比对古希腊柏拉图所言之“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即所谓Eidos),此论似亦与王先生早年(1904年至1906年间)所论性、理、命各端哲学问题之见解略相契合,是陈先生所引《白虎通》之论亦反迥静安先生平日与其晚年忘年学友所论订者。然则,王
治、文化、伦理之国家观正是静安先生自光绪末年以至宣统逊位以来所坚守者。故其坚决不事(仕)民国之信守,即是其所信之最高道德原则。所以他亦自信殉己之伦理、政治信守即是殉道,而殉道之具体表现即为舍身殉君,而殉君即为殉国。因此静安先生生命最后之归宿乃其伦理、政治信仰之自然归途,而非可言为悲剧性下场。盖其事均有思想上之途径可寻,亦有生命上变化过程可以追查之步迹。
1923年4月间,王国维被逊帝溥仪任为民国后维持之“故宫”中之清朝残存朝廷(政府)之“南书房行走”;5月间先生离沪入京(5月25日至31日),6月1日入朝“觐见”;9月14日(六月初一)又奉溥仪“论旨”“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1924年元月7日(癸亥年之腊月二日)又奉“谕旨”:“著在紫禁城骑马。”1923年为民国十二年,岁次癸亥,时先生47岁,这可算是王氏一生之中“事业”(官仕)顶极之年,他本人也自以为是得清廷之“异遇”,所谓“皇恩”之最。此事,追索其因最为明显者有二:一为王氏自辛亥以后对清王室之忠义行动与赞颂之诗文,如上引之1912年所写之各诗与1913年所写之《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隆裕为光绪之皇后,宣统时尊为皇太后)与《咏史五首》(以史比讽袁世凯等)等,极得清室“遗老”之称许,故王氏之“遗臣”之忠义当早已为紫禁城中之皇室所闻,已认其为“海内硕学”,所以应为征用。第二,自是众所熟知之前清重臣曾为陕甘总督之蒙古镶黄旗人升允(1858—1931)之推荐。按:王氏于1919年9月间因养病由沪至天津,由罗振玉荐介乃得识升允,且为其收为“门
引语见《陈集》中《诗集》,第12页;《文集》后所附《寅恪先生诗存》,第6页。
②有关于汉代新儒学之政治思想,可详见于拙著《古代中华国族与帝国之形成》之第1章中。
①
·16·张春树:国史、国学与国家
①无论得生”,故后乃由其荐得能“入值南斋”。
进其“主人”读范晔与陆贽之史书,当是要其立汉光武“中兴”之志与唐德宗靖李希烈与朱泚之乱之意,其所用心实如陆贽之“内相”之志矣。由此亦可推知,王氏虽于冯玉祥军逼宫之际与其后有数度自尽之举,恐亦仍以李、朱之乱(782—786)德宗复平之事为前例,以为中兴大事仍有可为,未作最后“成义”之决心也。及至溥仪于1925年2月30日由日本总领事吉田茂“照料”离北京日使馆去天津入日本租界,王氏也不时至津“召对”。但已不似以前之能“从侍左右”,因其“主人”已为不同之党派“侍卫”,至4、5月间竟是“觐见”无路矣。此时外间军事纷乱,“世变日亟”,他仍“切谏左右请迁移”,但已是“竟不代达”。此一“皇室侍从”,虽经国、复国有心,但已不得其门,所以他已知君事已至“不可为”之时,最后尽义殉君(殉国)殉道之时已到,他已不再有二心。所以他能于北京城危市乱之际,泰然而去。王氏此心可于其“成义”之过程中明见:
六月一日(丁卯五月初二)
中午:清华国学院考试已毕,诸生因时局危急欲归乡,乃公宴诸师,以为临别聚会。时学生有劝静安先生亦外出暂避者,先生乃答:“你们不要为我担心,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下午:王先生去陈寅恪先生家谈论。晚:傍晚由陈家归见学生姚名达、冯国瑞与朱广福一小时。姚忆如此:“恳恳切切,博问精答,相语竟一小时。”晚饭后,先生又会见学生刘节(柏生)与谢国桢,答问阴阳、五行之起源之疑。夜间照常批阅试卷,然后草其《遗书》怀于内衣。是夜入寝,熟眠如故。
之何事与归功何人,以上这一“异遇”之发展对王
国维先生来说真是“天恩极宠”;对其自辛亥以来所守之“君臣之义”,是得其所报,因之,更是坚定其旧所信仰。从经济上来说,这一“五品俸”之官,是来之其时,因为他这时在上海,家用多,在经济上已见困窘。而且他有一个固定收入,也可以
②同定心治学,不再为经济问题日日虚耗时间。
时,王氏因为受清室如此“恩宠”而成为“侍从之臣”,便自觉有一种历史“使命”感,使他自认为是
“经国”与“复国”大臣,要为逊清王室争取权益,要为其恩主逊帝(溥仪)献经国大计。所以他在“入值南斋”之后,于甲子年之正月(民国十三年,1924年2月)乃有上溥仪之《论政学疏》,言其经国大道。首先,他以为“我皇上”要认清时下崇尚西学之害,西方已由单重物质文明而使经济崩溃,俄罗斯因信共产主义之“危险思想”已是“赤地数万里,饿死千万人”。所以,“本朝”要遵行孔子之经济政策,行《大学》所言“治国平天下”之政。而他个人也以民国为敌对之国,因为自己是清室
③由以上所言观之,此时儒家“知“侍从之臣”。
其不可为而为之”与“主辱臣死”之节义,已然化成王氏内在人格结构中一关键成份。因此,他在1924年11月5日(甲子十月九日)溥仪被逼出宫
时是“随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全不为所惧。及逊帝入其生父“醇亲王”府之后,他仍是“随侍左右,未敢稍离左右”。及至11月29日溥仪潜入东交民巷日本使馆中,他仍是“时往观之”其“主人”,并于12月3日向溥仪进呈《敬陈管见折》,劝他以中国将来之共主自爱,自修其身,并日读《后汉书》与唐陆贽之《奏议》。按:王氏劝
上引各诗均见于《全集》第3册中。按:《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乃歌颂光绪皇后、宣统皇太后者,赞其贤、德、才、
智,并讥讽袁世凯辈之欺逼“孤儿寡妇”以窃大位,并为有关太后之诬陷与太监不清之“秽史”辟清等事也。至于《咏史五首》亦与上引之《咏史二首》之宗旨同,皆为以史事比讽袁世凯之欺逼“孤儿寡妇”如曹氏、司马氏之居心窃位不守“君臣之义”者。对于各诗,近人萧艾先生曾作入里分析,可见《王国维诗词笺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②以上各端参见之于陈鸿祥:《年谱》,第264页;袁英光:《评传》,第43—48页;萧艾:《评传》,第184—185页。③以上各端所参考之资料,最重要者为以下各书之有关时间者:王德毅《年谱》(是谱学术考证为多);萧艾:《评传》(第12
章为主);赵万里《年谱》;陈鸿祥:《年谱》(此书征引丛书,最有系统,最具义例;第265—285页);《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1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98—490页(罗继祖:《王国维先生的政治思想》)。上引各事亦可见《全集》之第16册中各传记类之文章。至于上文中用括号之文多引自王氏当时之书信或其友人回忆之文,可见《王国维全集·书信》、《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以上各家各书材料最有益我此处所作之论议,但所作结论则属我个人之见。按:如有时日与论证所不见者,则我个人参考多种民国档案所得,不另赘注。
①
·17·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六月二日(丁卯五月初三)
王先生晨起如常;盥洗饮食如常。
八时许照常去研究所,与同事商谈下学期招生事宜。在其办公室吸烟如常。九时多,向院办公秘书借钱五元,然后出院雇洋车去颐和园。(按:先生曾于甲子年,一九一二,以咏颂此园而歌赞清室、西太后;此时亦自认其地为中国唯一之“干净土”)十时许入园,又步行沿长廊西至中间之排云殿,过而至鱼藻轩(先生甲子诗亦赞排云之伟)。先坐石船上神思,然后乃入轩内吸烟,后乃出至昆明湖前,来回走思。
十一时许,乃跳入湖中自尽(其时扫亭园丁曾亦即时跳入抢救,然先生已泰然而去。无法回生)。
由以上观之,静安先生是在日常生活行事之自然
节奏中自逝于其旧所咏颂之清室故园之净土,其时其人如此安心而去,想已是自见其生命之最高依托已无可为。由其自辛亥以来之一切作为观之,他晚年生命之依托即是抽象之国家(清皇朝)、具体之逊帝宣统(溥仪)。及至1927年春,溥仪逐渐已入日人之圈套,对于王氏来说这实等于国亡主死(溥仪身在而宣统皇帝已亡,不再是中国之共主),而其身为清君侍从之臣何可不死,而背“君臣大义”儒教文化大道,故他能从容以尽其“主辱臣死”之大节。由此种“视死如归”之精神,也可以看出王先生确已看清他对生命、“皇上”、“国家”已无可为之事,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历史使命已到最后,所以他在留给其三子贞明之《遗书》中才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由此可知,所谓学术研究等等之事,在他生命之尽头皆为次要之事,因为这些方面,他还未完成他计划之大业,尚未到“只欠一死”之时。
静安先生之死,乃人事使然,社会文化变化使然,亦是其个人思想信仰信守使然,而四者会之,则可说无可奈何之事,是亦正先生所乐言之文学与哲学上所美之人间悲剧。抑或是先生为命运所差使之痛苦人生之最后解脱也。①按:王氏一生多为生活挣扎奋斗,除去最后几年之虚誉名位外(南书房行走仅由1923年4月至1924年11月,约仅一年半之时间),从未得其所言之“治国平天下”之机会,此与梁任公之数任经国大业绝然不同。故梁氏抱憾为无成于学术大业,而王氏则能对多种学术作出创世代之贡献,对于中国古史之研究更是有开山之创获。寻其一生学术途径,先出于国学而游于西洋之哲学、文学与美术之学,皆有至高之成业。然后返途中国文学,或诗词或戏曲,亦皆多能超越前代另创新统。及至其生命之最后十五年,又专修国学中之文献征考与从事古史之重建,顿开近世国史研究之新天地区宇,成其对国家最所珍贵之巨大贡献。然则,其对逊清皇室王君之忠义,人或讥以为愚,实则自有其常人难所洞见之吾国固有士人之伦理文化深义也。
陈寅恪先生之国家观亦与王静安先生大同,皆重在文化伦理之义。但其以为国家之共识中心是在文化系统与其下之思想体系以及社会经济制度,而非某一朝廷或一姓一君所可代取,所以他对清朝虽有独特之情愫,受称其为“旧朝”或“先朝”,但因其家世与幼时所知清廷对其祖父陈宝箴与其父陈三立之待遇而对其皇室无任何之心理上联系与情结。其所念系者,乃是其所代表之文化伦理体系与其所衍生之各种传统与制度。又因他从无意参与举业,所以对清廷亦无任何政治上之联结。但因他是生于维新变法之世代传统之家,所以他也反对革命与暴力斗争,因而对民国之政府与政治亦无心意参与从变。终其一生,亦如
① 王氏此说于其早年(1904年)所著之《红楼梦评论》中言之最尽(《全集》第5册,第1628—1671页)。按:王先生于28
岁时写成此书,其中采用西哲叔本华、尼采、康德(汗德)等人之说,而以叔氏为主要立脚点。以上对王氏之死因略作臆
述,实非有意加入此一自王氏自沉后即争论不止之论战,且已有人编成专书与写成专论。所以今日仍可做者,只是汇集旧文献校辑各类考证作一较为综合性之可能性之推断而已。这即是我上文所论之主要研究方向与结论主旨所在。主要论点是:王氏在五十之年(51岁)学术大业尚未竟事之时(有专论但无专著大书,未完成其边疆史研究大计画等),何以就泰然而去自沉于其向所喜颂之神州当时唯一之“干净土”之昆明湖中,而又以为这是他在北京城危之际之自保“办法”并要学生们不为他“担心”?本人以为这是王氏之人生历程,痛苦之生活挣扎经验,个人性格,思想意识,文化观,政治观与国家观综合影响所织成之一种单纯之心理情结所使然。王氏之死,对他自己来说是他一生很自然之结束。因为他早年学哲学、美学、心理学,使他认为因人生际遇关系无可奈何之自杀解脱是最优美的,具诗歌性,最自然的也是最感人的悲剧,并不痛苦,并不遗憾(见先生《红楼梦评论》第3章)。
·18·张春树:国史、国学与国家
王静安先生之不用民国纪年,而用干支与西历,似亦不认同民国之中国“国家”,而只言神州或赤县
神州等等文化中国;而又自言为“帝国之民”。因此,他在前引《挽王静安先生》诗中才有“文化神州丧一身”那句话;这句话对陈先生来说,不但代表他对静安先生之思想保守与政治取向之了解,
①由于世家、国亦说明他自己对此两端之意识。
学修养与传统思想文化观念,他在民国时期对政治国家观无任何情结系缘,而且认为梁任公之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乃“中国之不幸”,所以他自
己以文化国家观为本,乃求其理想之国家于历史
②对他来说,国家乃历上之“赤县神州”玄思中。
成的。其时,李济之先生正在当时西方人类学研究重地之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而他
所学之文化课目与文化定义问题,正也是彼时梁任公先生所研究的。大体言之,文化是指广义的人类所创造之“共业”而言,其中包括物质与精神两端各类“业果”。此端,证之于李先生日后在教
④学与论著中对文化之研究与界说,亦是相合。总言之,李先生之文化观是以经验为本的,由此为基础定点,他又对做学问之事,作出下列认识:(一)学问内容本身所谈者并非离日常生活很远
之事件,而凡是一切能为感官所能触及者皆为知识之来源,这在学问上是没有先天的分别的。(二)方法论是在学术工作中一个很重要之项目,所谓方法不过是一种常识之推广,绝非是与常识相矛盾的,而且,它在各种学术上并无基本之差
⑤由于他有这种看法,他便应异,只有运用不同。
史之产物,为某种高度文化之象征与代表,完全超
出于政治之外,他对南北朝与隋唐时期文化发展的研究便是这种学术研究观念之代表。因此,他亦认为文化为多元性,而可内外古今综合观之,应以比较研究推进,不似政治之有单元排外之内在本质。所以他便以此种观点去治国史,而最后也
③能做出与王静安先生同等之划时代贡献。
用其所学去研究中国文化之原始与发展,更由此
而解释若干历史现象,以作出有意义之结果。因为他有这种治学方法与研究途径之信守,他对国家与个人间之关系是驻足于文化国家观之领域内的。因此,他便认同任何客观支持文化与学术事
梁任公先生于1922年所作之文化界说,明言是参考当时欧美文化学者与人类学家之定义而写
①
②③
④
⑤
陈寅恪先生这种历史情愫与文化观,可见之于其《文集》中之《寒柳堂集》有关其家世各文;亦可见于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与《诗集》中。“赤县神州”一词,初见于《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所附之邹(驺)衍传中。其所含义,汉人早已评论之。按:其时“神州”与“赤县神州”之词是指“中原”(战国时代之“中原”),是战国时代齐楚(东南与南方)文化系统用语。这是相对于三晋文化系统中所言之“中国”(或“中原”)而说的。我推测“神州”、“赤县”这类的词语可能与楚人为炎帝之后的古代传说与神话有关。西汉以后,用“神州”等一词的多为南方之学者与文人,及至陈先生之清末民初也是如此。散原老人之诗中与寅恪先生之诗文中更是如此。王国维与罗振玉两先生之诗文亦惯用其词以代民国之中国。是以这一类名词之应用不仅代表地域、文化与历史传统,亦转申有政治意识之意味矣。陈寅恪先生之个性与情愫以及政治意识与信守,又可于其朋友与学生和相知、相识者之对其一生之生活、治学、求学、交友与言语之片段回忆与记述中看出。我此处所论者乃先生在1929年前之一切。其后之事虽略有涉及,但不以其为主要论断之据。关于各种回忆之作,参见俞大维等:《忆陈寅恪》;钱文忠编:《陈寅恪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
以上引语见陈氏之《寒柳堂集》中之《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第148页(按此文作于乙酉孟夏、西历1945年)。有关此论各端,可见于前引相关之资料与陈先生以下两书:《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集》,万绳南编(台北:昭明出版社,1999年);《陈寅恪读书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亦可参考汪荣祖:《史学家陈寅恪》(香港:波文书局,1976年),第40—54页。
李先生对文化之见解,可散见于《从人类学看文化》,载《大陆杂志》3卷11期(1951年);《中国史前文化》,《大陆杂志》2卷11期(1951年);《感旧录》;《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考古琐谈》;《试论中国文化的原始》,载《中央日报·学人》第1期(1956年8月5日;按:《学人》为该报之“副刊”类定期刊物);与其他课堂之讲义与各类英文著作(多为“导言”类)。我从1952年初自济师学“考古学导论”至1957年夏陆续受恩师之教,共5年之久,但只见师之学思博深不可及,亦从无入门之感悟。自今日之学境观之,师似乎不愿做这一方面之系统之言,深恐后辈浅学者流入随口信言之口号式之“高论”。必也,可先由先生之后期著作3篇论文中细推其深义可也:《踏入文明的过程———中国史前文化的鸟瞰》、《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及其所引起的问题》、《红色土时代周口店文化》,均载于《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1本:“史前部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年。参见《感旧录》,第33—34页;又见第134页《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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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业发展并尊重其独立自由之政府,而不以政权之结构形式与意识型态为判断标准。而他一生,如
非文化与学术受到政治危害或国家权益受到侵
①害,他是不问政事与参加任何政界活动的。
应有绝对独立与自由之权利。第五,学者也应有保卫国家主权独立之爱国责任感。关于以上这五点应再作一些补充,不然不能全然了解李先生这些原则之由来与实际行动之实证。首论第三与第四点之可能渊源。按:美国除去少数军事学校与属于特别性质之教育机构外,无所谓“国立”大学与高等教育机构,即便是一般之州立或私立大专学院,也均有民选或特组之校董会作为此类机构与供应其经费之政府间的“隔扰长城”,以保护大学院内言论、研究与其他活动之独立与自由。另外,也有教授会等等类似之组织做同此之事。这种制度与其理想,可能对正在攻读高等学位准备一生从事学术研究与文化工作之李先生有深刻之影响,因为至1950年代之际他还有时讨论这些观
②至于上言之第五点,则可以李先生之行事感。
李济之先生少习国学。及长乃深研西学,初去美国乃专攻心理学与社会学(人口学)等科于
麻州之克拉克大学(1918年至1920年,得学士与硕士学位),然后又去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1920年至1923年),是以治西学与科学共为5年。李先生于这段期间,是以读学位为目的,此与去西方专治某种新学问而不攻学位者大不同。后者是“孤立性”之自由治学方式,所以只选学某科与某学者之课,并非对某一大学之制度与生活情形作一深度或广面之了解;而前者则不然,此人必须精通其文字与生活于其选入之大学之生活中始能得高分数(或及格之评分)通过审核过程以得学位,因而此一学者也能在这一生活环境中,对其所在国地之人情、社会、制度与文化有比较深入之认识。李先生之留学美国是属于前者,因此他也对美国学人与文化士人有入里之接触,而对他们之学术研究之基本精神、文化观与论政定向有实际之认识。他又由此为基点,订定他自己终身所守之治学与政治之互对原则。第一,他基本上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政治与学术是应分开的,因此任何政治性之活动与思考是不应对学术研究有任何干涉与影响的。第二,政府(中央或地方)应在经济或原则上支持学术与文化事业之发展。第三,政府必须尊重学术、文化与教育工作之独立、自由与其应有之尊严,而不将其经济上与其他方式之支持作为对这三方面之活动与思考之限制条件。第四,学者对其研究方法、思考模式与成果之发表
①
为证。1931年“九一八”事变,北平(此时北京已改称北平)学术界震动,乃组织讨论大会,由傅斯年等召集在北平图书馆讨论书生何以报国之事,当时李先生乃主张“书生从军执枪报国”,以抗日本之侵略!会中最后决定先修一部《东北史纲》以正确之史实打破日本侵略者假造历史之阴谋。1932年,此书之第1卷《古代之东北》由傅氏写成,李先生节译为英文,送交当时之国联调查团作为参证。这本书是根据历史证明东北属于中国,
③
足可以驳斥日人之谬论,故甚受国际间之重视。
李先生之爱国之信守于此可以明见。在这一点来说,李先生的思想可是由西学之顶端而归之于其旧日所习之国学了。他曾于小时私塾发蒙读书时熟读《四书》,自然其中之《大学》也是背过的;而《大学》中教导士人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李先生这方面的看法,可见其《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年3月印),第1—4页
(按:此为先生之单行本,后又收入《中国上古史》(待定稿)之第2本中)。②我在《温旧业、念恩师,附论民国史学》一文中,曾说:“回忆从李师受教,所得除学问知识外,更有两点重大启示:一为认
识学问之尊严性;一为了解个人治学时独立创造精神之重要性。无论于课堂中授课或我单独受教时,我都从其讲解之神情感觉到他对学问有一股极高的尊严感;他时常引唐人陈子昂的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以语其治学之心境与对学问之感受。其实,此亦正见师对治学重独立创造发明之精神所在,证之于其论学与行事各端亦适相符合。师罕言政治,不论政界人物,再三教示学问与政事应分途,故从不言及政界学人。当时每有政治侵犯学界之事即怒而持杖(师行路用杖为助)去官府力争,不在任何政治压力下让步。我当时常觉得他是以学人之正气对抗一切干扰。”我这一段话,也使我个人去哈佛大学受教(也是由济师与官府力争才能成行)亲受其地之学术自由精神影响后,又加之国学中儒家士人之传统“虽千万人吾往矣”之精神之感受而写出来的。③此事我在《民国史学与新宋学———纪念邓恭三先生并重温其史学》一文中已曾讨论过,见《国学研究》(北京大学中国
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刊印),第13、24页(注7)。此处不再赘引该文已引之资料。
·20·张春树:国史、国学与国家
大道理也是深入每个学子心里的。同时,李先生似乎于童时未熟背《礼记》,但其幼时适当国弱民
愤之际,儒家“执干戈以卫社稷”之爱国名语当是讲《四书》的塾师常所引用,如此,那便是李先生
①另外,李先“书生从军执枪报国”意识之由来。
ChinesePeople)。所以,李先生是由于对国家的未来命运的关心,而走入研究中国过去历史之途径的,这也就是《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二》所言“究其终始强弱之变”以为明鉴的写史之义。③但是,李先生这部论著,实在是用其所修西学之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与统计学,试对中国民族之结构、族群意识、文化型态与原始历史四端作综合研究而成的。这也是先生一生从事中国民族史研究之开端。他以后回国乃尽瘁于“田野考古工作”,但自认这只是他研究民族史的一科而已,至于其曾所专攻之体质人类学等科目,则又仅是
④
他这门研究科目之必须之辅助工具。所以,李
生在哈佛之研究过程生活经历,也使他重回其对
国家问题之思考:
在美国做学生,或者长期的居住,若是与美国人接触的话,是很快地就可以发现他们不能超越一种范围……学人类学的人对种族问题是有一个比较多一点的、以及深一点的了解,并且所了解的方面不限于现实的一面,又要涉及很远的过去与未来。我个人对整个中国的问题所持的见解是这样的:从现实一面说,世界上都承认中国这一现象,她的将来是好?是坏?人人都关心;只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关心得更亲切一点儿,因为我们要知道她的未来命运,于是就设法从了解她的过去入手,所以这一点也是使我决心从事这一研究的理
②由的。
先生这时是由西学而返归与国学中之国史了。
总结以上梁任公、王静安、陈寅恪、李济之四位先生之学路历程,都是起始于国学,后乃转究西学,然又回应国运与世势之变而归入国史之研究,乃成其终身大业。其间由于家世、家学、个人品性与人格、人生经验、立身之文化观与世界观等等因素之异殊,而使其个别经验路程不同,但亦各有创新国学系统与开辟国史新研究领域之划时代贡献。而其影响所及,又何止一代一世可以尽言。
上面引文末所说的“这一研究”,便是指他所写的毕业论文《中国民族之形成》(TheFormationofthe
“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语见于《礼记》第4章《檀弓下》。李先生自言,其于童时塾师于其读完《四书》后即读《周礼》,此
与一般学馆课程(念书)次序有异,其蒙师或是今文学家。一般情形是或接《诗经》,或《尚书》,或《三传》之类者(我自己则为《三传》中之《左传》),或是他书,但少有《三礼》之类者。所以知道李先生童时未熟背《礼记》,因为他后来就考入了新式的县立小学堂了(《感旧录》,第2—3页)。但是,自晚清至于民初,国家多难,国家危危,私塾与学堂中,常常惯喊青年报国救民,要朝夕立志“执干戈以卫社稷”。我个人在私塾读书时,老师为一秀才,便时时在讲《孟子》时,插入这句话,至今尚不能忘记那时的情景。李师于“九一八”事变之大会中,激愤之中,出此一大志,当为当时之学者士人所共同心声,可见国学对“国士”之深切、久远之影响。②引语见《感旧录》,第44—45页。
③这类对史学之功用与研史途径为国史中史学思想的主流之一。自古以来言史者多论是理。《论语·八佾》章中,所论
史为明鉴之义理最甚。在传统时代学童学文必读之《史记》末卷《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也是再三重述“史鉴”之深义,故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查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即本之以究天人之际而成一家之言。李先生引文中之语,盖可追始于史迁之言,而又为其注脚,或又可视之为少年读经史之心理意识使然也。
④民族史早期作种族史。李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列之“指导学科范围”即是“中国人种考”。因为他认为他的博士专
修科“体质人类学”只是治民族史的工具,而他一生尽瘁之“田野考古”工作(亦为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所教之课),也是史学研究的一科,所以总结他一生的学术即是中国民族史(亦即中国人种考原或中国种族史)。他由博士论文以当代中国人体质测量为主之《中国民族之形成》开端,及至晚年对中国民族之原始、结构与发展所作之定论,由旧石器时代之北京人开始演化至殷商之中国民族系统形成过程之分阶段研讨,而重建中国史前史与古史,乃其一生学术功业所在。推其研究过程,实亦如司马迁所言之“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以寻治乱之源的治史中新思想。这是由今至古,由古而返今之学路历程。以上所论乃本之下列资料:《感旧录》,第35—39页;《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1册中李先生之三篇论文(特别是第69—76页,第132—135页,第456—483页);《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第3、24—25页,等。细读济师以上各文,实亦见其考古、人类体质、田野考古工作、古人史记,今人考古、人类学与古史之专著合为一体,而又能前后贯通成“一家之言”。
①
·21·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27年6月2日王静安先生逝世,所以当时清华
三、时代、学风与史学
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清华国学研究院,清华研究院)于民国十四年春正式创立,4月17日导师王国维搬入清华园中西院。虽然其他两位导
师梁启超和赵元任与讲师李济之三位先生于八、九月始搬入清华园,开课又在九月末。因为暑中已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共40名,实际入院共38名),8月8日正式开学典礼。但是研究院于四年后,民国十八年之暑假正式停办,所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实际上仅教课四年便正式结束,而四位史家同在一堂之时间却更为暂短。缘是清宣统三年(1911)三月十一日外务部奏“游美肄业学馆”改名为“清华学堂”,订立章程,至四月一日正式成立清华学堂;至民国十三年四月清华学堂所隶属之外交部乃任命曹云祥(原外交官)为校长,是年秋(十月)间他拟将学堂改为“清华学校”,下设三部:大学部(包括文、理、法、工、农各院系);研究院;留美预备班。研究院即清华国学研究院,先由胡适先生代其立下设立之大原则与教研章程,主要教师为两级,最高为“导师”(后改为教授)与“讲师”(或即副教授之义),再下为辅助教师不任课之“助教”。胡更建议曹氏聘任梁启超、章炳麟、王国维、赵元任为导师,李济之为特别讲师。曹氏即照所议敦聘,但章、王不就;梁、赵、李三先生皆接聘,后几经周折王氏亦于1925年2月接聘。所以待是年开学时只有梁、王、赵、李四人在院,又因王氏坚决不任院长主事,校方另任英文系教授吴宓任办公厅主任,但不授课任教。至是年冬,梁任公先生又提请校方聘任在德国留学之陈寅恪先生为导师,陈先生接聘,但因父病请假至明年秋8月陈氏始到清华,9月开学正式授课。
①
国学研究院所言之五位大师同在一起之时间仅为一年。及至次年任公先生辞去清华教职去天津养病,研究院当时最主要之两位国学与史学大师已皆离去(梁先生离清华后也于半年后病逝,时为1929年1月19日)。其后,陈先生虽请校方敦聘章炳麟、罗振玉与陈垣三位国学与史学大师为导师,以维续国学研究院之传统与地位,但三人均因政治、时局、学术门派与思想等等原因而不接聘。校方以国学大师如此难请,院中又无人主办事务(吴宓先生早于1927年夏辞职,专主清华外文系),乃经会议决议,研究院于1929年夏暑假中停
①办。所以此一对民国时期国学与国史研究有重
大而具关键性影响之清华国学研究院便于短短四年间结束。然而在此短时期内,四人巧聚一地,能各传其学而共为中国史学之研究展开一新境界,
②进入一新纪元。
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与教育制度史上皆为一特别里程碑。就制度结构来说,这是以古代大学、后世之学院而加采西方20世纪之初期研究院所之授课制度混合而成的。在学术史上来说,这是标明用西方科学方法来有系统地研究、整理与解释国学的,前者可说是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之最后指标,而后者则为“中学为体”之具体代表之作为。姑不论此一说法正确与否,但五位大师全是深受西学影响,此点上节已详论之矣。复就研究院之设立而言,亦即此“体”、“用”两端之合衍。就“用”端来说,清华学校本身即是应“时务”之需而设,且其经费乃“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至及民国,也曾于元年11月26日与二年1月14日分别向美国借款20万与18.5万元支持清华学堂之留美学生。所以,由清华学堂至清
此次敦请章氏是民国十八年(1929)事,其时清华已改属国民政府之外交部(北伐军于1928年6月入北京,改北京为北
平,北政府结束,而清华亦归属外交部),而梁任公先生已于1928年6月间辞去清华教职,于1929年1月逝世,且章氏又为革命元老,又曾于民国初年因反对袁世凯帝制入监,故按理他应接聘。其实他之所以不任事清华,是因为他在思想政治主张与学术道路上已与当时当政与主学人物全然分歧。罗振玉之不接聘自然也是政治原因,他此时已是清室与清逊帝之主要“复辟”人物,自然是不任事国府机构的。至于陈援庵先生,则以微妙之“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坚辞不就。以上各端已于上节略述,至于所引之言可见《谈陈寅恪》,第143页(蓝文征文);有关太炎先生者可见《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②当时除去梁、王、陈、赵、李五位大家,外研究院曾于1927年(民国十六年)秋聘林志钧先生,1928年秋加入马衡先生为
特别讲师,两先生固学有大成各有专长贡献,但皆不与以上五位大师并提。故本文亦从略。
·22·张春树:国史、国学与国家
华学校一直是属外务部与外交部的。故在民国三四年间,北京各国立大学在北政府与军阀控制下
经费拮据,时为停课,而清华则因经费独立而充裕,反而可事扩张,并设立一独特之国学研究院,以西学为用而发扬国学之体。及至1928年6月初南政府之国民军北伐成功进入北京,政府统一,而清华亦改属国府。国府国务会议于8月17日议决:“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直属“大学院”,并任罗家伦先生为校长。但清华之基金却仍在外交部手中,因为此基金之保管委员会按旧章系由中国之外交总长(部长)、次长与美国驻华公使三人组成,是以决定权操之于外部(票数为二对一)。罗氏于本年9月19日就职,开始对原清华学校之制度改革,定第二年(1929年)正式结束留美预备班,只选拔少数成绩特优之学生赴美深造,旧制以“时务”对外之学制开始结束,清华大学之新路亦正式开始。1928年10月23日国府改“大学院”为“教育部”,诸国立大学尽皆归属,是以清华又开端一新里程。1929年4月30日国府行政院令外交、教育两部将清华基金(约为200万元左右)移交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华基金会”),但主权属于清华大学,支配权属于教育部,至8月2日交接正式完成,清华大学至此已完全脱离其宣统元年清廷设立“游美肄业学馆”之业旨与经费结构。清华大学在国府教育部隶属下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与高深学术研究之一成员。而改制后之清华大学也正是清华研究院(国学研究院)正式结束之时,此事虽如此节所讨论是为巧合,但章太炎、罗振玉两位先生之不接清华国学研究院之聘与清华之新结构有密切不可分隔之原因,即是陈援庵先生之推辞也是甚为值得研究的。从历史角度来看,国学院之成立与结束似皆与其所处之时代有密切关系。
从学术观点来看,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成立与结束也有其特殊因素可察。“国学”一词乃与“西学”对称之义,始于19世纪之末叶,其事或与彼时反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兴起有关。上节所论梁任公先生于清末之论国家思想与爱国主义一类
①
①及至20世纪初文字中已见其所隐义之端迹。
“国学”之研究已趋极盛,或立学社或创学志,遍
于上海、北京、南京、济南与武汉各大城市。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便是中华民族再兴之时,“国学”研究便是中国争取学术独立自由之代表,所以便进入讨论国学问题最热烈的时代,大家便竞相拟订研究国学书目,其中最为大家所熟悉者便是胡适之与梁任公两先生所订定之书目与争论(胡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为《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时传为学界“热题”。至1921年11月北京大学便于其研究所内成立“国学门”,其中国学大师云集,且又聘王静安先生等中外大家为“通讯导师”。在这种国学研究之热烈学术风气下,“清华学堂”于民国十三、十四年间改制为“清华学校”为包括大学部与研究院之综合大学之际,“清华国学研究院”便应时而创立,故其亦为此一时代之特产也。
细察清华国学研究院在1925年、1926年(民国十四年、十五年)所列梁、王、陈、赵、李之指导学科类目,史学与其相类相关者实居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可以说清华国学研究院之主要研究教课是在国史,至于国史之研究则是众所知梁任公、王静安、陈寅恪、李济之四位先生皆为其所专门之“开山”大师。然此四人在清华研究院时贡献程度之境地则大有分别。简而言之,1925年初入清华任教时,梁、王二先生之学术著作已至顶端,基本上再无突破性之大贡献,而不及两年王氏辞世,而又过年余任公先生亦病重引随身亡。清华国学院时期之陈、李两先生之史学大业尚为开端,其对国史之巨伟贡献实在1929年之后。然则,清华之四位史学大师固不能同观比察实甚明显易言。本文亦单就其四人彼时所可比观者略作分析,以见其各家史学之大体,不能皆就已成业果细入分析。
历史之学近年多有分歧之异说与分类,此处不宜加入论辩,以免坠入派别意气之争,故此处对所论之史学先作一一般传统之分类大题目定明界域如下,然后再分目比较各家所论所教,以为析察。(一)治史之原则:即是以何种态度与观点去
梁氏这类议论俱载其亡日期间所办之《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中,上节本文与注中已详论之矣。这些论文又可见之于
《饮冰室合集》(1932年中华书局版);《文集》第2册,《专集》第3册。
·23·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历史研究,又如何对历史研究中之部门进行分类等等题目。(二)研究之方法:包括如何择选史
料,如何鉴定史料,如何论析与综述史料,方法之类别(归纳、统计、演绎等)之取舍与逻辑推理综合运作,其他研究与修史方法之考虑等。(三)历史之知识:个人之史学修养,对所研究时代之学风认识,本科之学识,辅助科学之博通,一般思想分析架构之客观了解或深入采择等。(四)修史之才德:客观认识个人与他人史学研论之才;史家之道德观、世界观、人际关系观;认清史家既有或养成偏见(好坏兼顾等),一般治学处世之思想哲学等。(五)史事之释论:史学思想之境界;一般史学思潮之认识;比较考鉴之定向;历史哲学之修养;理则分析、文字文学能力、叙事论辩等等之训练与成熟性等。(六)史学之功用:历史研究之目的、功能与运用之各类思想与动机之认识;纯史观与功用观之洞察与具体表达;隐义与明意之辨别等题目。
历史学之范围、类别、方法与规范固不止此六端,但对清华国学院研究院当时四大史家史学之分析来说,此六项解析类目最少可能比较入里。
首先来看梁任公先生。梁氏为此四位史家中最讲史学方法与史学功用的。早于1902年他就为专论呼吁重新调整中国史学研究之目的与写作之新途径(《新史学》等各文)。他以为应在传统史学之题材与内容上作以下之革新:(一)不为治国君一家一族之史,应扩展为大众之史;(二)应移重现代史之史料纪录、保存与修叙;(三)应多重社会、经济与思想史,不能单重政治史;(四)修史应有新方法与新观点。至于史学之功能,梁氏认为史学著作之目的为激发国人之“爱国心”,国史即为“国民之明镜”。基于这一系列之信念与看法,他便逐渐发展一套有系统之历史研究法,至1922年便刊印其逐渐完成之巨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详论各类历史学研究方法,如史料之蒐集与鉴别,史书真伪之辨析等等。他又简论中国史学之发展过程,并提出一套“史之改造”之想法。其后他在清华研究院之授课中,便开历史研究法之课目(1926年)。此课所讲除前书所论者之外,又新增各种专史之写法,“史之目的”之重申,史家应备之才、学、识、德等问题,课中所讲于其逝世后·24·由其学生姚名达与周传儒整理刊印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30年)。任公先生这些论著在其
时代真为最重要史学方法研究成就,与世界各地著名大家同类著作相比,无可逊色。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四位史家中,任公先生之史学方法研究是最突出于划时代性的。
王、陈、李三先生无史学方法系统之作,但他们治史之原则与方法重点,则可由其所开之课程内容与一些著作中追寻,可以综述为以下各端:(一)治国史必先有广博与深厚之“国学”基础。(二)治史必用科学方法(实证、观察、归纳法等等)与用严格之逻辑推理。(三)治史者必须对史学研究各种辅助科学深入学习,掌握其特殊方法与理论,这包括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统计学与地理学等等科目。(四)修史必以原始与最直接之史料为本,并细心鉴别其真伪,探索资料间之关系。扩大史料之范围与种类,加深利用文学、哲学、艺术等著作中之史料。(五)认定史识求之于史事中之原则,由事求识,不能空言。(六)强调比较研究之重要性:包括中外、古今、中原边疆、语文(中外,古今)、汉民族与边区民族、异族等等之比较与本体研究。文书资料与考古(地上、地下)材料并用并重。
王、陈、李三位史家中,寅恪先生对史学研究方法与研究史学之基本原则之最少,此时几乎无一篇专论,但是总可旁测入门见其基本思想所在,这便是他当时在研究院中所开授之课程所列之学科指导范围:(一)授课:1.西人之东方学目录;2.梵文。(二)学科范围:1.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2.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者之比较研究;3.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4.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亚诸文字译本比较研究);5.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由以上各项观之,寅恪先生早年之史学思想重心是在上列(三)、(四)、(六)项,尤以第(六)项各目最为其专长。至于所指导专科“年历学”则属第(二)项内,复据其友人回忆,先生早年专心《说文》与清代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训诂之学,又深研《十三经》,熟读《皇清经解》与《续皇清经
张春树:国史、国学与国家
解》合集,所以他的国学根底是相当深厚的。因此乃说:“读书需先识字。”又常说:“在史中求史
识。”并对治学(治史自然在内)应忌“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的,因为这
①总结以上所言,陈样所得的结论是不可靠的。
藉”所在。而此时正有五种新治学之发现:(一)殷墟甲骨文字;(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
(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此乃王氏于民国十四年夏六月(1925年7月)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开学前应清华学校暑期学校之请为全校学生作公开演讲中所述(“近三十年中国学问上之新发现”),是静安先生于民国十四年夏前已从个人治学实践中认定这五门材料之“新”与“实证”性,推之于1907年先生初见上述第(二)类与第(三)类新资料时实不过二十年之光景,至于第(一)类资料才可指为三十年前,所以他自己在改订此一讲稿为正式论文与正式刊印时便改称《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是先生所言之二十年者乃指1907年之事矣。按:静安先生于辛亥年(1911,宣统三年)十月七日后始尽弃前所治诸学问,而专治经史国学,并对小学训诂先培植根基,其后乃在国史与经学研究开创新天地大业,然归底仍在前述五门新学问材料中之三者:甲骨文与殷商史(一);西陲简牍与两汉与中古史(二);敦煌卷子与小学、经史、文学等等之研究(三)。是以静安先生自1912年至其自沉至1927年(6月初)皆以上三者之创通为其学术生命之主。因此,也可以总结来说,他的治学、治史之基本原则与演生方法是由
②而就这三门新学问材料实践研究中逐渐得来。实际工作方法言之,则为以诸此新发现之资料与历久写成之所谓“纸上材料”比较对证研究以作为新③其实的结论与系统,是即所谓“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之重心仍在“纸上材料”,如学者对此材料不熟知便不能与新材料对校。以王氏来说,他早年所细读熟背之两部史书为《史书》与《汉
寅恪先生治学之原则是以材料为重心,不为空言
大义,先扩大史学材料之领域,广及域外异族研究,推及一般所不特别重视之文学与翻译之资料,又用语言文字学去推释文献之内涵,以见新义,此即是先生日后史学巨著之基础所在。
王静安先生的治史学原则与方法论与梁、陈两先生者皆有不同处。任公先生是先有治史目的再出发去演论一套方法论与治史原则条件。寅恪先生是先自方法之基本信念与理则出发,进而再演绎治史之原则,通过对文化之分析来洞察制度之变革与国势之兴衰。至于王静安先生则是先见材料之特殊性与划时代性,再演绎其方法之原则,由实践中求得方法与治史原则。盖先生治学开端为哲学,再转入文学,皆不能有心理上之实在感,故尝言:“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终吾身,所不敢知。”此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先生“三十自序”中所言,是年先生见及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其第二次中亚探险中于新疆罗布泊盐湖等地发现之东汉至隋唐间之简牍文书,并斯坦因与法国伯希和在敦煌所得卷子,顿使其治学前景开一新境界,这使他也看到以新出的资料来研究古史将是他所追求的人生“慰
讨论陈先生之国学根基与“史中求史识”之引语各端,均见俞大维(与陈氏曾在美国与德国七年同学):《怀念陈寅恪先生》,载《陈寅恪先生论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1年5月),第3—5页。后段引文,则是赵元任先生的回忆《忆寅恪》,见《谈陈寅恪》,第26—27页。
②有关王静安先生《三十自序》中之引语参见《全集》第5册,第1827—1828页。《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亦在
《全集》第5册中(第1915—1934页)。至于汉简之发现与研究,参见张春树:《八十年来汉简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见《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1989年),第417—440页,有关斯坦因氏之中亚调查与发现者可见第419—420页;王氏本人之研究与贡献,参见第420页。至于敦煌卷子诸端则可见苏莹辉氏之《敦煌学概要》(台北,1964年)。我在述及斯坦因与伯希和等人时未附原英法名字,实因这二人已为国人所熟知,可从省原名以免印刷时错刊也。甲骨文字之发现与研究可参考胡厚宣氏之《五十年甲骨发现的总结》(上海:商务印书馆,1954年)。另外,董彦堂师之《甲古学五十年》(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最为必看之书。③参见王氏《全集》第5册《古史新证》中之总论(第2078页);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全集》第1册,第1—3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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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书》,因此他能以此二书所记,他书旁证(亦早年所熟背者),以对殷墟甲骨文字,乃能重建殷商古史系
统;以对汉代简牍帛文书,而明发汉代制度与史事。而静安先生国史最大贡献亦在此二端与大区宇,是亦足证国学为国史之根本基石,而新材料是新学问境界之开道指针。至于先生之“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与“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数突出之研究治学方法与特点,则亦
①如此,足可归底于前端基本方法与原则之衍生。
所不能全括或全见或不能见及者。因此,济之先生于回国后便以田野考古为其终生学术大业,而能重
塑中国民族之史前史与通过殷墟发掘重建殷商文明。民国十四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由他组织田野考古工作队,由是年冬至明年冬去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便是这一大道之开始。同时又在研究院创办考古陈列室、展览遗物,这是表明他的基本考古资料之看法:“凡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③
李先生在清华国学院所教之课目为:1.人类学;2.普通人类学;3.人体测验。所列之指导学科范围是:中国人种考。以此四者观之,则可明见其史学之范围与目的,其“三重证据法”之重心所在,与配之田野考古工作之必要性。故李先生在清华研究院时代是训练学生能综合纸上文字、一般人种学之理论与实际考古资料之分析技能、地下发掘训练实习与作某一文化遗址(多元或单元)综述四者为一体。而此种方法原则是乃李先生之研究修史之巨大贡献与不朽伟功之中心动力所在,辅之以所长之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人口学等学科之个别架构与理论,则能转移一代学风而开拓学术之区宇矣。
以上总观梁、王、陈、李四位史学大师之治学治史之目的、方法与特点,已可略见四人所代表之学风与其时或后日之成就所在。以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时代言,梁、王两先生皆可说是学术成就已至其所能做能写之顶极,二人入院为导师时已是“名满天下”。李先生之成就正在开基,《中国民族之形成》已成书,田野考古工作已经开始并有惊人之发现(在西阴村之彩陶遗址中发现史前蚕茧)。陈先生之学识虽是名满中外,但其学术论文著作则是到清华后续刊印,至清华国学院结束时共出六篇。所以,论四人在至清华研究院前与在院时间中之学术贡献是不能等一齐论的,李陈两先生当以其对当时之教课、对学生之指导与
见王静安先生治学、治史方法原则之大系统,而此一系统是来自材料之新发现之新学术局面,正如“孔子壁中书出”与“赵宋古器出”,皆能产生学术上划时代之创通大业,王氏利用诸新材料参证纸上文书故亦能对古史与汉魏六朝史作古来难见之
②大贡献。
李济之先生自留学时即立志于中国人种(民族)史,以求对中国未来命运问题有一人类学上之
新看法,其所用之方法原则是综合西方之体质人类学、考古学与我国传统之考证学三者之方法而成一新方法系统,以他1923年之博士论文《中国民族之形成》来看,最易见其方法原则之结构。他用纸上记载来考证分析中国民族之历史与结构、族群意识、文化形态各端;用当时有限度之考古学之“新”资料来辅助了解文献记载之难见之义;然后再用“实物”之波士顿之110个中国人之体质测量分析来看其所属体质类型等。三者之中,前者(纸上之文书记载)乃是有文字之文献,最后者乃无文字之记载;而中间者则或有文字或无文字。如以王静安先生之“二重证据法”比之,此则可称为“三重证据法”。而这类方法之最大特点是用无声无言之考古或非考古之实物去“自道自言”,如以考古所发掘之墓葬、古建筑、古器物、宗教遗物等来衡度引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之各端,如政治结构、社会阶层、权力分配、经济程度、商业活动、宗教信仰、技术发展、人文关系、宇宙与世界观、文化阶段、地文面貌、生活水平等,这是一般只靠文字文献(纸上、地下)
①
见上引《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第2—3页;又载陈氏《文集》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②以上引语见王氏之《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全集》第5册,第1915—1916页。③见李先生之《殷墟器物:甲编、陶器》,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之《中国考古报集》之《小屯》第3本(台北,1956年
刊),第2页(序)。西阴村之发掘报告于民国十六年八月出版:《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3种。“三种证据法”乃我之私臆,非李先生所标名者。
·26·张春树:国史、国学与国家
所开之新学风为标,此端前已言之甚详。犹应补充者为陈先生之已刊之六篇论文皆为有关佛经与
其翻译解释各端,是亦皆在其所列教课与指导学科之内者,而此时先生已开始做对蒙古历史之研究,但实际论文是待研究院结束后才开始印出,足证此时先生所列之指导学科之各门皆在研究中,这对当时治史学风亦甚具影响力。
梁任公先生在清华时之著作已不能尽述,除以上所言之史学方法理论大著外,他的史学著作遍及中外,尽括古今,这包括学术史、文学史、哲学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经学、人物传记、教育史、政治理论与历史、经济理论与历史、美术史、图书与目录学史、中西交通史、地理与人物分布史、历史统计学;至于外国史他也是由古希腊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之欧洲衰落,人物也是由古希腊哲人写到罗兰夫人写到欧战后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所以梁氏之史学之博大,即其博学如其徒张荫麟先生所言世界大史家亦必有“瞠乎后矣”之感;又言“凡自操史笔之人,读此书而不心折者,真无耳目矣!”按:张氏早年从任公先生学,后则因其政治热中颇有“异”见,而今出此言实颇令人见任公
①所以梁氏之史学是在之学之广博人不能及也。
其后亦治诗词,尤自负于词在北宋诸家之间,南宋以下则不足论。第三期:31岁(1907)至36岁
(1912)五年之间,居北京,专治词曲,标自然意境二义,标识通俗文学之价值,作出极大之贡献。第四期:36岁(1912)开始,随罗振玉亡日居京都,尽弃前学,专治经史,并专研五门新发现之学问,其学遂进入自创阶段,而其经史之学遂成从古未有
②其弟子吴其昌先生将其36岁至其51岁之盛。
自沉分为两段,入清华前专治金石甲骨文字以证
③
古史,其后乃专治西北地理史事。对王氏治学这两种次等之分均很有理,然则如以每一阶段成
就来说,第二段时间为专攻西学(哲学、文学)与诗词,其可称为哲学中之某派、心理学、教育学之中土首创介绍者,但这等工作与学问日日进步,初期已过则很难垂之久远,至于诗词则其《人间词话》可永书史册,其他诗词专体则不能称为久世之作。在第三段期间,先生划时代之作则为其宋元戏曲史之考订与研究,实亦属史部之作。第四期之著作则为有关商周古史与秦汉制度者,另有旁及经学与思想之研究,但仍可归之于史部与史部资料,是以王氏创新开山之学术大业,超越古人而能转移一时风气者尽在国史。其所最具代表性著作与贡献者,可分以下五门类:《古史新证》与相关之有关殷周制度、文化与社会体系类;《简牍检署考》、《流沙坠简考释》与有关汉魏制度、文化系统与边域地区开拓与组织一类者;《汉魏博士题名考》一类者(包括其所作之题跋等等书文);《秦汉郡考》一类之作;《汉代古文考》一类推溯商周至秦汉文字系统之作。而在此五门类各项之个别重要性也各有差等,最为古来难比而定基本来者之研究原则并开拓新学风者厥为前二类,而此二类却又皆出自其所论之“新发现之学问”。新史料引导新阶段史学之开山而能开创数门学术研究之区宇。
总论梁、王、陈、李之史学,其治史目的大同:
广,其所精者则为国史中之四端:思想史;学术史(最长于明末与清代);史学史与史学方法;地理
人口统计学。而就纸上文献来说,梁氏可说是至于学识与治史研究之顶端大家,前无古人可比,后亦无人可相继。
王静安先生之学博大精深,此为今世学者尽皆熟知之事。但其学亦各有其时代之特点与限界。其门人徐中舒先生曾言先生之为学次等可分四期:第一期:22岁(1898)以前居浙江海宁本籍,治举子业,兼治骈散文。第二期:22岁以后,旅居上海、武昌、苏州、通州八九年间,先治东西文字,继治西洋哲学文学,年壮气盛,少所许兴,顾独特叔本华,尝借其言以抨击儒家之学,为论至廉悍。
①
参见张荫麟:《张荫麟文集》,台北:中华丛书,1960年重印,第458—460页。按:张氏卒于1942年,时仅37岁。其言
“任公于学,所造最深者为史”,及“任公才大工疏,事繁骛博,最不宜于考据”。确为允评,于任公先生之史学颇为中的。②参见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见王氏《全集》第16册,第7043—7050页,引文见第7049—7050页。徐氏文中错误处
(如京都误为东京,年代错对等)已更改,行文亦加修改。③参见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王氏《全集》第16册,第7098页;吴其昌:《王观堂先生学述》,见王氏《全集》,第7266
页。
·27·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治史在致用。梁氏以爱国思想为中心;王氏以忠于朝廷为爱国;陈氏以附身伦理文化为爱国;李先
生以民族与国家命运为其治史之标的。然因方法原则之差异与材料之择用分别,四家治史之方向与成绩则大有分别:任公先生博取纸上文字文献,落笔神驰,思想奔放,论识过人,然难避“才大工疏”之评(张荫麟先生语)。静安先生力求实学慰藉人生,竞业于扩展方法与材料,在追索中而能博学精入,以成史学之伟大巨业,开新学术风气,顿成昌盛之区宇。济之先生则以西学之精华方法为用,“动手动脚找材料”,而由无文字与有文字之双重“载记”中寻找历史重建中华民族之史前、史后系统。寅恪先生重以中外材料兼顾,耳目世界,然后归之国史,扩大史料范围,文学与宗教史料与历史研究之密切相关性,于此已见其伟大史学成就之前景矣。
梁、王、陈、李四家史学除纯学术方面者外,更可进求其个别之世界观与高层史学思想架构。首先,他们都认为历史研究是不分国界的。梁先生纵横世界史中,自不必详言。陈、李两先生游学外国(特别是美、德、法等),自然亦无界限之分。王先生则由其交游从学来看也是无中外之分,他的日本所慕所交之学者最多:白鸟库吉,箭内亘,藤田丰八,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青木正儿等人;法国则为沙畹、伯希和等最为先生所仰交。其次,梁、王、陈、李四位先生治史皆对史学之研究架构与解释有很深之使命感。他们之著作与论说间似皆认为史学之作、历史之价值是超越时空与个人权威的,它是一个文化的持续而永久不灭的。正如陈寅恪先生于论及国史之正统之持续发扬时所说:“国可亡,而史不可灭!”
梁、王、陈、李四位清华史家对历史发展之哲学观亦是各有其独见。梁氏以为国史虽如此长久,但亦有其一定之规律可寻:第一阶段: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其社会制度乃由种族间之争战冲击而至封建各据要地为国,最后经战国时代而统一。第二阶段:中世史,自秦
①
统一至清代乾隆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颐竞争最烈之时代。其间
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达于全盛之时代。第三阶段: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其立论之时(1901年)是世界之中国。即中华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此时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国民立宪政体起而代之。
此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梁先生之论,及至翌年,他又延伸其义以世界最后必因地理形势使然而分为许多独立国家,而各有主权,互不侵犯,
①是以任公先生认为世界各国之发展以求共存。
皆有规律与一定法则可寻,这是一种制度进化论
的历史观。李先生之大的历史观亦大同于此,认为人类历史是进化的,而最后世界各族亦必然如中国历史上之各族一样而渐聚合融化为一,再无分内外同异之别。他之以人类学观点研究中国民族史似即基于此一观点,此端已于上节详论之矣,于此亦可见梁、李两先生之史学思想架构,虽有稍异末端,但大体是相同的。
王先生很少论及他自己治史中之历史哲学,但是从他不同的著作中,似乎也可看出他不是一个20世纪类型的“历史主义”者,而以为历史发展是依某一大型态推进,朝代兴替为必然过程。但是不同的朝代可以作相当的改革而可以承先启后,周承商制而周公所作的改革便是一个具体例子;至于民族文化则因个人改进成一定型,非可仅依血缘族群关联而一成不化。不过人世间之安定与幸福真理都是因确守伦理文化规则达到的,如君臣关系便是这种看法的一个纲纪准绳。历史的过程与归结目的,是人类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非是宿命既定的,如此则一切因时因地而定,甚似19世纪所言之“历史主义”,而与上述各端直接冲突,这可能正代表静安先生之矛盾人格心理了。陈寅恪先生之历史观与王先生有大同处,即皆非宿命之历史观。而历史之发展由多种因素(常态与偶然者皆有)促成因果循进,朝代兴替亦为不可避免之过程。不过在这种动态之历史过程
上引梁氏之分期史论见之于《中国史叙论》,在《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中,第11—12页。至于世界各国独立主权
而互不侵犯之论则见之于其《论国家思想》,上节已详论之矣。
·28·张春树:国史、国学与国家
观中,也可析寻其恒常之伦理文化因子为其根基。因此他认为这种因历史所产生之文化因子便是一
切社会、经济、制度衍生变化之推动力,而非由命定之天力使然。
梁任公与王静安两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已为全国最著名与共认最有影响力之史学大师。此为民国十四、十五年间之事,细察当时梁、王两先生确居中国史学大师之首位,而如此两位大师聚为一处,确然使清华国学研究院为其他研究机构与大学所不可见、不能相比之中国史学第一重镇。其后两年间虽然王、梁两先生先后辞世,但陈、李两先生却卓然各居其学门之开山,而在清华研究院之短短四年间又教育数十位史学精英皆能成为日后中国之史学大家。因此,我们可以说在1925年夏至1929年春这段时间,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中国史学之发皇起飞之地。
大昕(1728—1804)言之,打开他的《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与《潜研堂文集》观之,即可明见:钱氏考证史实大量应用所谓辅助学科,如经学、小学、音韵、目录、版本、天文、历算学等;他大量利用金石碑刻文字以辅正载记之阙失;他利用杂史、野史、文学等以辅正正史之失漏;对避讳与义例之充分利用、归纳与演绎法齐用解析史记所载失误不通之处;认清治史之客观原则,史学之独立性;钱氏通异族之文字(如蒙文),故治史不局限于一域,他亦比较方法之应用;以外族史作文化比较,以扩大解释角度与视野。①所以钱氏这种历史研究方法与前述清华四位史学家所守治史之原则在基本上并无不同。但也略有差异之处:彼时尚无甲骨文字之发现与研究;现代考古学与田野工作亦无。但这两点都与大原则无关,仅可说在研究方面有异。由此所论,我们不能说我们常所讨论之近代史学为“新”史学,因其中之基本因素与原则和方法中国在20世纪之前素已有之。至于内容上要不为一姓一族写史,那更是史有前例:司马迁的《史记》便是明例。其他除后来之所谓“正史”以外之修史,自内容形式上便不一样,这类写史之书亦在在皆是,如李贽的《初潭集》便是好例子。由于这数层之原因,我认为称20世纪的史学阶段(即梁、王等人所代表的史学研究新阶段)为“近代史学”较为妥当,因为除去李济之先生的田野工作的考古研究方法与解释架构外,实无任何新的地方与因素可言。
但是“近代史学”的特点为何?我以前曾作
②
过析述,现在将其大体略述如后:注重写史之方法与文章体裁,字句标点显明;特重史事解释之系
四、中国近代史学之兴始
上面避用“新史学”或“史学革命”之词,因为我对这种形容词句的真实性有怀疑。我曾两次讨
论这一问题,提出对这两个众家所惯讲之大语词的看法。首先,所谓“新史学”之论中史学研究之新重点,寻之国史已皆有之:第一,任公先生所提倡之注重“现代史”或“今日之史”,自南宋以来已大为发展:如宋代之《三朝北盟会编》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均及于“当代”之事;明末清初之《明史窃》、《皇明史概》、《国寿录》、《罪惟录》、《明季南略》、《明季北略》亦皆及当代之史事。第二,至于治史中“征实”之精神与“科学研究方法”以及辅助学科之应用,乾嘉时代之所谓“考证学派”已早发轫而盛行之。如以其中最具盛名之钱
统化;讲究推理之逻辑;重视贯通结构专书之写作;注重实证推理;专门性学志之出版。总之,这
① 有关乾嘉史学之讨论甚多,难以尽引,其代表人物除钱大昕外,又可参考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赵翼之《廿二史札
记》,崔述之《考信录》。钱、王、赵、崔四人之著作实已包括考史、辨伪、辑佚、校注、单著、丛考等,王静安先生多承其学,
民国疑古派实多宗崔氏,其系统之作或亦影响梁任公先生。至于陈寅恪先生亦深受乾嘉诸家之影响,其于1923年“致妹书”中即言利用语言比较法研究经史可以比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亦可明证他已要扩大乾嘉大师考证之方法与工具。见陈氏《书信集》,第1页。至于近人治乾嘉历史考证学最勤最见功夫者,是杜维运教授,曾有此一方面之专文,见《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2辑第6册(台北,1967年)中之第1—21页。
② 见前引拙文《民国史学与新宋学》及《温旧业、念恩师,附论民国史学》。此两文并论及民国史学界争论之各种历史派别
之事,如考据派、史料派、史观派、方法派、义理派等,是学者不合逻辑之空词、不合实事之大标题。我此处讨论民国近代史学与梁、王、陈、李四位史学家皆不用此类说法与语词为分析单元与题目。以派别来叙论史家之书,可参见许冠三:《民国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李玉梅:《陈寅恪之史学》,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其书论及陈氏史学思想者引及多种此类或与此类有关之书文。此处必有辨明者为乾嘉时不仅考据学有大成,其时义理学亦盛,此点并可参考林庆彰主编之《乾嘉学者的义理学》第二册(台北:中研院,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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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是一个着重实证、逻辑、条理分明与贯通之史学研究时代。而开启此一新时代之代表著作有两部:
一部为王静安先生于1913年元月完成之《宋元戏曲史》;一部为胡适之先生于1918年写成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讲论此一时代治史与修史方法论之书则为梁任公先生于1921年写成之《中国历史研究方法》。开创学志之专刊则为:(一)1926年6月开始发行之论文集之学刊《古史辨》(所集成材料自1920年11月为起点)。(二)1927年11月开始刊印之《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集刊》。(三)1928年10月刊印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就这些治史、写史特点来看,中国“近代史学”之兴起与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密切关系。首先,其中两位代表性之人物皆在其中教研,训练后进。其次,其他两位史家陈寅恪与李济之两位先生稍后皆成为时在北平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主要成员:1928年6月陈先生受聘为历史组主任;李先生受聘为考古人类学组主任(按:同时赵元任先生受聘为语言学组主任。而该所首任所长即史家傅斯年先生)。因此,将此数端相联相合,便可看出1925年创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实可称为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第一前站与发祥地。
至于史事何以如此开端发展,也是有多层复杂之原因可寻的。其中许多个别因素,以上诸节中已作详论,此处不再赘述。但有数端具有历史性之关键要素虽前数节中曾屡言之,仍应再略为补充,以见其大体:(一)19世纪以降因政治与国际大势而使国外学术研究分析方法对中国学术传统与世界观之挑战与刺激。其时对国学之检讨与重新发展而至于一用“新方法”研究与发扬之新境界。(二)自19世纪初国势日衰中,各种变法思潮与运动连续兴起,皆于国学与国史中疾求解药,乃使国人与青年学子竞业于斯学,故如梁任公先生之于光绪末年流亡之际急求国史研究与写作之新路,章太炎先生与其某些高徒之对“国故学”之力求新解新义,皆是此一新潮之主流。(三)清末民初政治局势之混乱影响个人世界之危机,又使学术趋向自由独立,两者汇之便发生一种新的
思潮动力而力求翻新,创造学术界之新世界。察之国史,每在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剧变之时即皆引发文化、思想之大变新。春秋至战国之巨变而有战国百家之新局面,乃有三晋、齐、鲁、楚学术之分兴,最后乃至汉初新学术思想世界。六朝之纷乱乃有六朝之新学术新史学,及于隋唐之“文化复兴”之新局面。五代之后乃有宋学术之兴,新文学之起,新思想境界。晚明之乱局乃有“新文化”与翻新之史学。清季中叶之不振,外有列强内有太平天国与各类运动,乱及全国,文禁早失,固有清末民初之振兴“新学”,而边域又有外人乘机之发现新简牍文书,而亦引起致“新学问”(王静安先生语)。及至民国,乃有前言之军阀混乱、处处政府独立,人人自危,运动丛生,社会解体,是以乃有前所讨论之国史、国学之新局面。总之,国家变化、政治失修、社会失调及于个人世界之安危,则使国家学术至于新局面,而国史之重整与翻新亦多为其相连结果。观之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发展与梁、王、陈、赵、李五位国学大师之聚于一堂,梁、王、陈、李四位国史大师同堂开山,是即此一历史规律之一环矣。
清华国学研究院生命仅约四年,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李济四位中国近代史学开山已早归道山:静安先生于1927年6月辞世;任公先生于1929年1月逝世;寅恪先生与济之先生分别于1969年10月、1979年8月道归。但是四位大师之聚于清华,在世局荒乱中能培育读书种子,为国史研究开山,影响及于数代,真可谓世间之传奇、学术之奇迹。昔者1934年寅恪先生序静安先生遗书,因论其学,感云: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一规则也。以此哲言,放诸先生与梁、王、李三先生,证之其对国家、国学与国史遗教,差可尽言之矣。
(责任编辑:匡 云)
·30·2009年第2期(第24卷)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22009(Vol.24)
CONTENTS
History,LearningandNationinChina:ThoughtsandHistoricalResearchofFourTsinghuaHistoriansintheEarlyYearsoftheRepublicZHANGChun-shu TsinghuaUniversityboastedfourgreathistorians:LIANGQi-chao,WANGGuo-wei,CHENYin-queandLIJi,whoresem-bledeachotherintermsoflifeexperienceandsharedsimilarviewsonlifeandculture.AllofthemwereborninthelateQingDy-nastyinsouthernChina,andwerewell-trainedinbothtraditionalChineselearningandWesternlearning-modernscienceandscien-tificmethodology.Thesehaddecisivelyshapedtheiracademiccareer,intellectualorientationandviewsoftheworldandlife.WhentheyjoinedthefacultyofTsinghua,theirthoughtandviewofnationhadbeenwellestablishedandexperiencedlittlechangeafter-wards.Theirfatewasthusdetermined.TheycontributedgreatlytotheInstituteofChineseClassics'becomingamilestoneinmod-ernChinesehistoryofscholarlylearningandeducationalinstitution.Allinall,national,political,socialandpersonalcrisescom-binedtobringaboutgreatchangestoacademicstudiesinChina,whichinturnledtoreinterpretationandnewapproachestothestudyofChinesehistory.EstablishmentoftheFrameworkoftheMedievalChineseHistoricalResearchesbyCHENYin-queZHUYi Inthe1930'sand1940's,themainresearchareaofCHENYin-quewastransferredtothestudiesofthemedievalChinesehistory,andhedevotedtotheexplorationofthehistoricalthreadsofthatperiod.Itrelatedtohisintrospectionofthefactthatlead-inghistoriancircletooktheorientalstudiestodirectthehistoricalresearch.CHENYin-que'sgreatestachievementisthathesetuptheframeworkofthemedievalChinesehistorythroughthecomplicatedhistoricalphenomenon.CombiningthetraditionofwesternwithChinesescholarshipaswellaspersonalcreativity,Chinesescholarscanworkouttheacademicproductsleadingthewayintheworld.SeekingfortheManchu:AReconsiderationtotheMinorityNationalitiesSocialHistorySurveysandItsInfluence
DINGYi-zhuang,HUHong-bao
TheManchuwasanUrbanethnicgroupforalongtime,aftertheirintrudingintotheinnerland,establishingtheQingDynastyandtakingBeijingasthecapitalinthe17thcentury.Thissituationlastedforthreehunderdyears,thoughgreatchangeshadtakenplace;yet,aroundthe1950's,mostoftheManchuswerestilllivinginthecitiesanddidnotgobacktothecoutryside.However,thenationalityresearchworkerswhopractisedtheMinorityNationalitiesSocialHistorySurveys,didtheirfieldworkinthecountry-sideinNortheastChina,theydidnottaketheManchusinhabitedinBeijingorotherrelatedcitiesastheirresearchobjects.Inre-cent30years,thepopulationofManchuincreasesrapidly,whichurgesscholarstoconsiderseriouslytheinventionandreconstruc-tionofthetraditionoftheManchu.SaltinessandPower:TheMarketinZigongSaltIndustryZHANGXiao-jun,WANGSi-qi Whatismarket?Howtointerpretmarket?ThispaperanalyzestraditionalChinesemarketbasedonZigongsaltindustryinhis-toryandproposesacompoundbroad-sensemarkettheorybytheviewofsubstancialism,andcriticizesnarroweconomicopinionanditsdiscoursehegemonyonmarket.ThispaperarguesthattraditionalandcurrentmarketofChinawereBroad-sensemarket,whichincludestheeconomicmarket,socialmarket,politicalmarket,culturalandsymbolicmarket,theyintegrated,nestingandrepro-ducedwitheachother.TheBroad-sensemarketistheuniversalmarketformofhumansociety,whilethemodernfreemarketecon-omysystemisjustonekindofvariousmarkets.Thistheoryhelpstounderstandmanyproblemsinthemarketreformandavoidthelimitationofsingleeconomicthinking.ConsciousnessandLiteraryWritingPattern———OntheAchievementsandShortcomingsofConsciousnessCriticismofCharlesDickens:TheWorldofHisNovelbyHillerXIAOJin-long AmericancontemporarydistinguishedcriticHillisMiller'sbookCharlesDickens,TheWorldofHisNovelisoneofmosttypicalbookofWesternphenomenologycriticism.Despitehavingfullyrealizedthedominantroleofwriter'sconscious,andmadeadeepexplorationoftheconsciousness,ithascompletelytakennonoticeoftheimportanceofliteraryforminnovel,hencehasgravelimi-tation.TheachievementsandshortcomingsofCharlesDickens,TheWorldofHisNoveltypicallyreflectedtheadvantagesofWesternphenomenoloycriticism.OnFaithofScientisminChinaintheEarly20thCentury———AnAnalysisonIdeaofScienceinChineseIntellectualElite
ZHANGXu-shan
Chinahasuninterruptedlysufferedhumiliationsintheconfrontationswiththewesternpowerssincethemiddle19thcentury.Insearchofthewealthandpower,theChineseintellectualelitewasdevoteditselftotheenlightenmentofthewholenationwithscienceanddemocracyasweaponsduringtheMay4thMovement,thePolemiconViewofLifeandScience,andtheDebateoverHistoryofChineseSociety,andthushelpedtocreatethefaithofscientism.ThefaithencouragedtheChinesepeoplefortheirenthusiasm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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