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西汉考古
第一节 西汉历史及时期划分、文化分区。 一、西汉历史
秦朝灭亡后，刘邦登上了皇帝宝座，史称西汉。战争过后，到处是一片荒芜残破的景象，于是释放奴婢、减轻田租、减轻徭役等具体措施深得民心。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极力推崇黄老之学，无为而治，很快巩固了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继位，这一位雄才大略的封建政治家，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专政制主义中央集权，武帝凭借西汉王朝近百年的积蓄，北击匈奴，开发西南，加强了内地及外地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使西汉王朝以一个高度文明和富强的国家闻名于世。
西汉后期，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封建国家的赋税徭役日益加重，贵族、宽官僚和地主“多畜奴婢，田宅亡限”，造成农民大批破产。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成为极其尖锐的社会问题。元帝沉湎于声色，不理朝政，成帝、哀帝政策不利，到平帝时，由于他年幼，王莽当政，造成了王莽代汉的后果，公元8年，王莽建国，到公元23年，新莽政权又在绿林、赤眉农民起义的浪潮中淹没了。
二、时期划分。
按照一般的史学观点，西汉可分或三期。即西汉初至惠帝、文景之时到武帝元狩五年前。
西汉中期，从武帝元狩五年铸五铢之后，到昭帝末年。
西汉晚期，从元帝开始，到平帝结果，再续之王莽建新朝的十六年时间。
三、文化分区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西汉早期，六国旧地的各经济文化区，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下来了。西汉中期、晚期、虽然文化融合、交流不断的进行，但仍有不少各自的传统特点，这些特点在考古发掘的墓中表现更为突出。
1、 关中地区，原本是秦国的都城，西汉又在这建都，这里是当时经济文化最
发达的地区。 2、 3、 4、 5、
关东地区，主要指函谷关以东的黄河中小游地区。文化发达，面貌近似关中。 河西、河套的长城地区，长城西部主要是新辟之地，军事，屯田遗迹较多。长城东部一带，燕文化传统明著。
江淮流域及南方地区。文化面貌和中原的差别，一是原有的楚文化传统明显，一是越人文化基础上，江、浙等地，发展出了特点的汉文明。
另外，还有西南地区，主要指四川省西部高原和云贵地区，这里的文化面貌又别具一格，西南夷各族文化无疑是西汉时期汉文化中的一支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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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个分区是很粗略的分区，各分区之内的文化面貌又不尽一致，所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分区将更加细致，更加准确。 参考资料 郭沫若：《中国史稿》人民出的版社，1979。 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考古室：《战国秦汉考古》下，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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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汉代城邑
一 西汉长安城 （一） 建都长安的原因
第一， 关中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这里土地肥美，气候温暖湿润。
泾、渭、灞、浐、沣、滈、涝、橘八水，蜿蜒期间，农业发达。东有函谷，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萧关，能攻善守，形势有利。（帝王之乡：西周、秦、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
隋、唐。）
第二， 前202年，刘邦在汜水之阳即皇帝位娄敬献计洛阳，张良支持娄敬。
理由是秦地被山带河，四面有山关之固可守，猝然有变，百万之众可具备。后来刘邦用陈平计，伪游云梦，逮住楚王韩信，就含有这样的因素。
（二） 汉长安城的兴建过程
长安本是秦都咸阳的一个乡聚名。《史记·卢绾传》载：“长安，故咸阳也”。 前202年九月改秦兴乐宫为长乐宫，到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秋起明光宫，长安城营建了整整一个世纪。
刘邦决定建都关中后，暂住栎阳，高祖八年（前199年），徙都长安城。所以，长安城的大规模修建共存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高祖时期，建长乐宫，“长乐宫成，丞相已下徙治长安。”八年（公元前199年）未央宫在萧何的主持下也初具规模，东阙、北阙、前殿，武库都已建成，徙都长安，但此时二宫之外，还是一片旷野，而且连外域也设有。
第二阶段：汉高祖死后，汉惠帝始了扩建长安城的浩大工程。《史记、吕太后本纪》三年（前192年）方筑长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司马贞《汉宫阙疏》云：“四年筑东面，五年筑北面”。据《汉书》，惠帝元年（前194年）春正月开放始修筑城墙。大规模的动工是惠帝三年春，动用了长安附近六百里次内的男女夫十四万六千人，三十日乃罢。同年六月，又征发陼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继续筑城。惠帝五年（前190年），春，又征发民夫十四万四千人筑城。到当年九月，工程方全部结束。
第三阶段，是汉武帝时期，修明光宫，建章宫等。《三辅黄图》序云：“至孝武皇帝，承文景菲薄之余，恃邦国阜繁之资，土木之役，倍秦越旧，斤斧之声，畚锸之劳，岁月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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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新莽时期。各个城门的改名，修王莽九庙等。
（三）、汉长安城布局概况 1.发掘经过
西安长安城的勘探工作是1956年开始的。56-57年，勘查城墙、城门。1958-60年，勘查发掘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61-62年，勘查城内街道和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和城西建章宫的范围。1975年以来，勘查发掘武库和未央宫周围的建筑遗址。90年代以后，探明东西市、未央宫、桂宫等。
2.城墙和城门
汉长安城的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方向基本上作正南北向。全城平面略呈方形：东墙平直，其它三墙都有曲折。四面城墙总长为25700米。约合汉代六十二里强。总面积36平方公里，东墙6000，西4900，南7600，北7200米。 城墙是横断面为梯形的版筑土墙。夯土层次晴晰，每层厚度约为10厘米左右，夯土土质纯净。《三辅黄图》卷一记载，汉长安的城墙“高三丈五尺”（合今8.23米）。城墙剖面下宽上窄，倾斜度里外各约11度左右。基部宽度为12-16米左右。城墙外侧有宽约8米，深约3米的壕沟围绕。
长安城每面有三个城门，四面共十二个城门。如果由东墙北头按顺时针方向数，其顺序是：东城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城覆盎门、安门、西安门；西城章城门、直城门、雍门；北城横门、厨城门、洛城门。
宣平门：又叫东都门，王莽称帝后改名春王城门。后汉亦称青门。出此门是往东去的交通要道，汉时霸上关迎往来，都要经过此门。据记载，汉时宣平门外东十三里有轵道（亭名）。而《三辅黄图》云：“东都门至外郭亭十三里。”这里，外郭亭成许就是指轵道亭而言。枳道亭东去四里为霸城观，观东去霸水百步。因为宣平门是汉长安城东出西入的重要门户。所以史书上记载的也较多。孝惠帝保赵王，迎之霸上。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太尉田蚡去霸上迎淮南王刘安。昭帝死后，召昌邑王刘贺赴长安，“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有人据此推测汉长安城有内外两重城墙。王莽更改宣平门及外郭亭之名为“春王门、正月亭”。四川画像砖有“亭前迎谒图”。作为汉都长安城门外的亭，其建筑的规模和形制一定更加可观。
清明门：亦名凯门、城东门或籍田门，因为门向有籍田仓。王莽更名宣德门布恩亭。籍田仓名义上是天子亲耕之田，实际上是借助民力，以供祭祀，并以此表示封建统治者重视农业。清明门外可能有籍田和灵星祠（天田星或说龙星左角为天田官，主稼穑）。先农祠（即神农炎帝）等，皇帝线年在开春时要从此门往东亲耕籍田或祭祀农神。
霸城门：亦名青绮门。王莽时更名为仁寿门无疆亭。《三辅黄图》卷一云：“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日霸城门，民见门色青，名日青城门，或日青门。门外旧出佳瓜。广陵人邵平，为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种瓜青门外，瓜美故时人谓之“东陵瓜”。由此门通长乐宫，形成上有几十米的短街。因此，霸城门和清明门外在当时不可能为繁华的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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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盎门：又称端门。门南有下杜城，故亦名下杜门或杜门。王莽时改名为永清门长茂亭。
安门：亦名鼎路门，为南城正中的城门。王莽时改名为光礼门显乐亭。门内的大街是城主要交通干道。
西安门：王莽更名信平门城正亭。
章城门：又叫光华门或便门，门外有跨渭永通往茂陵的便桥。王莽改为万秋门亿年亭。
直城门：王莽改为直道门端路亭。 雍门：又名西城门，王莽改为章义门著义亭。《汉书• 外戚传》云：武帝鉤 夫人之父“死长安，葬雍门。”
横门：又名武朔门或光门，王莽改名朔都门左豳亭。横桥—石柱铁墩。横门附近是城市最繁华的地区，亦为工商业的重心所在。
厨城门：王莽改名建子门广世亭。
洛城门：王莽更名进和门临水亭。又日朝门，一名高门。
发掘证实，西汉长安城的城门各有三个门道，每个门道宽各8米，减去两侧立柱所占的2米，实宽6米。在霸城内发现当时留下的车轨痕迹，宽度是1.5米。每个门道正好容纳四个车轨，三个门道可容车轨十二，证明班固的《西都赋》，张衡《西京赋》次及从三辅决录“等文献所说的“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三塗夷庭、方轨十二”是可信的。各个城门表现在门道与门道间隔上有两种不同的形制。如西安门和霸城门，门道之间相隔14米左右；另一种如直城门和宣平门，门道之间相隔4米稍强。原因是前者对着未央宫、长乐宫，这样城门就显得雄伟。
城门全未用砖，而是顺两壁直立的阙口两侧沿边排列几对石础，础上用木村栿（梁），栿上立柱。再在上面修筑门楼。这种木构城门道自西汉至元，便用了近一千五百年。自南宋后期起才开始被子砖石拱卷结构所淘汰。
汉长安城四门皆有设防。有执金吾之徼巡有城门校尉之屯卫。城门校尉之屯卫。城门校尉掌管京师城门屯兵，有司马，十二城门候，门候主管按时启闭城门。
城门的焚毁年代多是在王莽末年或稍后的战争中。此后东汉、魏晋、五胡十六国时期有的城门废弃不用，有的城门仅修一、二个门道使用。只有宣平门的三个门道，以焚毁之后，不止一次地修复沿用，至到长安城废弃为止。
3. 八街九陌
《三辅黄图》卷二引《三辅旧事》云：“长安城中八街九陌”。《汉宫殿疏》云“长安有八街”。《长安志》卷五“宫室三•汉下”的记载八条大街是：华阳街、香室街、章台街、夕阳街、尚冠街、太常街、藁街和前街。一说无前街应是城门街。
既然，从每座城门都有一条大街通往城内那么，城内就应有十二长大街。但是因为长乐、未央宫占据了城内的西南隅和东南隅。因此由霸城门、覆盎门、西安门、章城门通向城内的街道为两宫所阻，形成四条短街，故除去这四条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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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恰好是八条，合乎文献八街。
这八条大街成一直线，毫无曲折，最长的是安门大街（宽53米，中央驰道20米），计5500米，其次是宣平门大街计3800米。最短的洛城门大街，计850米。其余大街，长度多为3300米左右。八长大街的宽度都是45米。每一条待分成三条并行的道路，间有两条宽约90厘米，深约45厘米的排水沟。将大街一分为三，中间为专供皇帝行走的驰道。宽约20米，两侧为官吏和平民行走的道路，名宽12米左右。这就是《西都赋》中所说的“披三条之广路”的街制。
“九陌”何也？一般解释为“都城中的大路在古代，陌就是道（《广雅• 释室》），而街也是道（《广雅•释宫》）。但《说文》中：街，四通道也。说明街和陌毕章不同，街是城中之道，而陌是郊野之道。所以九陌可能是指从汉长安城通往郊区的九条大道。当时汉长安近畿三辅地区“地狭人众，四方并臻”。不仅长安城中人口众多，而且四郊近县，杜霸五陵之间亦产“名都对郭，邑居相承。”的繁华之地。因此，从城内八条大街通往郊区的大道都是当时汉长安城郊的交通要道。加上章城门外的便门桥大道。可能就是古文献所载的“长安九陌”。 汉长安的排水设施，主要是在城门的地下埋筑宽大的涵洞。直城门和西安门下都发现了用砖石砌的卷顶涵洞，宽约1.2-1.6，高约1.4米左右。此外，在建筑城墙时，还预光有计划地将一些断面成五角形或圆形的陶制水管埋入墙基，也用以排水。
4. 宫殿
1961-1962年对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和城西的建章宫范围进行了勘探。 长乐宫和未央宫的宫墙都很宽，其基部在20米以上。长乐宫平面很不规整，（周长在10000米左右，四面各辟一门，称司马门，有东阙及西阙，东宫，汉初皇帝在此视朝，惠帝以后为太后所居，面积6万平方米，约占全城的1/6，主要建筑有前殿、临华殿、长信宫、长秋殿、永寿殿、神仙殿、永易殿及钟室。）
未央宫平面方形，东西墙各为2150米，南北墙为2250米。周长8800米，合汉代二十一里。占长安城总面积1/7。
桂宫在未央宫之北，西面隔城与建章宫相望。桂宫周长约5300米。 A 未央宫（西宫），为皇帝朝政—汉代建筑艺术的杰作。主要建筑有前殿、宣室殿、温室殿、清凉殿、麒麟殿、金华殿、承明殿、高门殿、白虎殿、王堂殿、宣德殿、昭阳殿、柏梁台，天禄阁、石渠阁等
未央宫始建于汉高祖八年（前199年），由萧何主持其事。刘邦回长安“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若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
高祖九年（前198）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未央宫所据之龙首山。《三秦记》云：“龙首山长六十里，头入谓水，尾达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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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头高二十丈，尾渐下，可六、七月丈。土亦不毛。秦时有黑龙从南山出，饮渭水，其行道因成土山。”《资治通鉴》引《水经》“起未央宫，斩龙首山而营之”。既节省了建筑庞大台基的部分夯土工程，同时也使“宫基不假累筑，直出长安城上。”
未央宫是一个巨大的宫殿建筑组群。一座座宫观、台榭、楼阁，围绕着静穆宏伟的前殿台众星环绕北级星。灿烂辉煌。关于未央宫中的名种建筑及园林布置，诸文献记载不一，难以弄清。据《雍录》卷二统计，约有70多个，《长安志》卷三“宫室一•汉上”引潘岳《关中记》说，未央宫“街道十七里。有台三十二，池十二，土山四，宫殿门八十一，掖门十四。”据《西京杂记》载，则有“台殿四十三，其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后宫。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二亦一后宫，门闼凡九十五。” 东阙和北阙：阙，亦称象魏，古为颁布法令之所。《周礼》“阙，观也。古每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可远观。……是观与象魏、阙，一物而三名也。”《释名》说“阙，在门两旁，中阙然为道也。”可见阙是古代宫室等大型建筑入口处的建筑。是从周至汉代的一种很流行的建筑形式。
据《史记• 高祖本纪》张守节正义引颜师古注云：未央宫殿虽坐北朝南，但当时上书奏事谒见之徒都从北阙进出，而主受章疏的公车与负责警卫宫门的司马也设在北面。所以未央宫实际上是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至于西南两面，则无门阙。这种布局在中国古代皇宫中是少见的，清王森文在《汉唐都城图前记》中曰：“僻处两隅，阙门北面”的布局，认为是“不度轨量”。实际上，这种布局是按新型国都发展而来的。
未央宫东阙与长乐宫西阙隔安门大街遥相对峙，中间应有一条驰道连接二宫。据记载，东阙为“朝侯之门。”
《史记• 高祖本记》司马贞索隐云：“秦宫旧址皆在渭北，而立东阙北阙，盖取其便也。”张守节《史记正义》又云：“北阙为正者，盖象秦作前殿，渡渭水属之咸阳。”《三辅旧事》则说“汉都渭南，开北阙以临渭，渭北则陵庙所在。”可见汉代把渭北的咸阳地区也纳入长安的统一布局中，形成“宫室寝庙，山陵相望“的伟观。
前殿：未央宫前殿是汉长安城中最有名的宫殿。现存遗址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200米，由南往北有三个大台面，次递补增高。殿北二丘相传为天禄，石渠二阁。又北一丘稍西，即为柏梁台故迹。
《三辅黄图》卷二云：“未央宫周回二十八里，前殿东西五十丈，深15丈，高35丈，营未央宫，因龙首山次制前殿。”“以木兰为棼撩，文杏为梁柱。金铺玉户，华榱璧珰，雕楹玉 ，重轩镂槛，青锁丹擵，左磩台右平。黄金为壁带，间以和氏珍玉，风至，其声玲珑然也！“真可谓人间天上，侈丽无比。” 前殿雄伟堂皇、上有隆重的国家大典（皇帝登基、丧事等），才在此举行朝会。
白虎殿：“《三辅黄图》卷二记载未央宫有白虎殿。据《汉书•翼奉传》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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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殿修筑较晚。在汉史上有关白虎殿记载多在成帝时期，白虎殿，照字义讲，应是位于西方的殿堂。古人认为白虎为“西方之兽，主威武”。《礼记•曲礼上》“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三辅黄图》卷三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可见，白虎殿在渐台西。《雍录》卷九说：“渐者，渍也，……凡台之环浸于水者皆可名为渐台。”《三辅黄图》卷五说：“未央宫有仓池……，池中有渐台。”而仓地位于未央宫之西。根据这些情况分析，白虎殿应在仓池西岸，离未央宫西墙不会太远。
天禄阁、石渠阁：班固《西都赋》说：“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谆诲故老，名儒师傅，夜讲论乎六艺，稽合乎同异。“《后汉书• 班彪传》李贤注引《三辅故事》说：“天禄，石渠并阁名，在未央宫北，以阁秘书。”西汉时期有许多著名的儒学者在二阁校书讲学。天禄阁遗址在未央宫前殿玻北约二里处的小刘家寨，为一座高约六、七米的夯土堆，略呈立方形。台上有一祠当地人称为刘向祠。石渠阁遗址在天阁两约一里处。出有“天禄阁”应当和天鹿有联系。“知天禄即天鹿之假借。” 柏梁台：建于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因“以香柏为之”故名柏梁台。（香味飘散。）高达二十丈（约47米）的高台建筑。《汉书• 郊祀志》载造此台已采用了铜柱。此台毁于太初元年（104），柏梁台是武帝时期长安城进入 大规模建设的标志。“宫室之修，由此日丽”。《史记• 孝武本记》引《汉武帝故事》说：“相传武帝曾在柏梁台举行酒宴，”诏群臣和诗，能七言诗者乃得上，每人只做一句，名述其职。“日月星辰和四时（武帝）。骖驾驷马从梁来（梁孝王武）。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石庆）。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车卫青）。刀笔之吏臣执之（御史大夫倪宽）。撞钟伐鼓声中诗（太常周德）……”这种诗，文学史上称为“柏梁台诗”。《三辅黄图》卷五基在柏梁台在“长安城中北阙内台《长安志》卷十二说“柏梁台在未央宫北。”卢家口村东的夯土堆位置和文献记载的基本相符。
端门和掖门。《雍录》卷二说：“凡宫之正门，皆可名端门。”《汉书•周勃传》颜注：“端门，殿中正门。”“《西都赋》云”立金人于端闱。“李善注引《尔雅》曰：“宫中门渭之闱”。那未，端闱应即端门。同注又引《三辅黄图》说“秦营宫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可见端门应即未央宫正门。不是宫正门的门（非正门而在两旁），或别的侧门都可名为掖门。 承明殿：“《三辅黄图》云，未央宫有承明殿。《汉书•严助传》记载，武帝赐书严助说：“君厌承明之庐。“张晏注：”承明庐在石渠阁外。直宿所止曰庐。“承明殿既然有宫庭顾问官值宿，可见它是皇帝进行朝政活动的地方。承明殿应在石渠、天禄二阁之东。
后宫：班固《西都赋》云：“后宫则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据《三辅黄图》载，武帝时后宫规模庞大，分为“八区”。“有昭阳、飞翔、增成，合欢，兰林，披者、凤凰、鸳鸯。“宫中长巷，称为永巷，用事幽闭有罪的宫女。武帝改为掖庭，置掖庭秘狱，以宦者为令丞。后宫等级制度森严，“以色事人”，“宫闱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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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人彘（戚夫人），“燕啄皇孙的故事”
B 汉武帝时修的建章宫。
建章宫宏伟，侈靡，许多方面超过了未央宫。可“下视未央”。两都赋也说：“正殿崔嵬，层构厥高，临平未央。”而未央已高踞首山上所见建章宫前殿多么巍峨壮丽。东方朔曾规谏武帝罢淫侈说：“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乡，狗马被缋瀱（五彩毛织品），宫人簪瑇瑁（代昧），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平，聚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犹，舞郑女。”
建章宫正门在南，高二十五丈（58.75米），名曰：‘阊阖’，意即‘天门’。又因其建筑修以玉石为门，也称“璧门”。壁门有三层。进璧门后，是金碧辉煌的玉堂殿。玉堂内殿十二门，阶陛皆用玉石作成。建章宫前殿东北有此宫的北阙一样，是建章宫实际上的“正门”。《三辅黄图》卷二记载了一首古歌：“长安城西有双阙，上有双铜崖。一鸣五谷生，再鸣五谷熟。”
建章宫的神明台在彰殿西北，是武帝祭祀仙人的场所。承露盘，高三十丈70.5米。
据《》三载，宫中还有厅华殿，专门陈列外国厅物及外国使节献给天子的礼品。
建章宫前殿北是著名的太液池。按传说中的仙景布置，“蓬莱阁”“录草神出。 建章宫的范围南起今三格镇，北到西相梁村和孟家寨一带。周回二十余里。 5 武库
1975年以来，对武库进行了全面发掘。它位于长乐，未央二宫之间，南距南城垣1810米，安门大街以西约82米处。安的四周有夯土筑造的长方形围墙，围墙乐西长710米，南北322米，墙厚15米。《三辅黄图》卷六云：“武库在未央宫，萧何造，以藏兵器。吕后改名曰灵金藏。惠帝即位，在此贮兵器，名曰灵金内府“武库令”丞是“掌缴循京师“的中尉属官。兵器不足时，可由皇帝调拨“武库工官兵器”。
围墙内有库房遗址七处，1-4号在东，5-7号在西。中间有一夯土墙隔开。七处房址，大小不一，平面都呈长方形，夯土筑造，四面有门。库房都以夯土墙分隔成若干间，周边立木柱，房顶瓦盖。草泥墙面，施粉白。
1号房址，东西长197，南北宽24.2，外壁厚4米许，正中隔墙，分成东西两大间。每间南面各开二门。房外有廊道，廊道外面有散水。
7号房址，东西长190，南北宽45.7，内隔三墙，分成四间。隔墙和每间的南北壁各设二门。
遗物有铜铁兵器，刀、剑、矛、戟、镞、铁铠甲。库存的长兵器、应是放在兵器架上的《西都赋》云：“武库禁兵，设在兰锜。”李善注：“锜，架也；受他兵曰兰，受弩曰锜”。
根据遗物判断，武库是在王莽未年被焚毁的，此后，便一直废弃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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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口和商业
汉代实行”内实京师,外消奸滑”的政策汉兴”徙齐诸田”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资富人及豪杰之家于诸陵。五陵地区成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之地。两汉长安城鼎盛期的实际人口远远不止五十万。
两汉一代，工商业兴盛。商人皆衣食好美，富比王侯。号称“素封”，时民谚云“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剌绣文不如倚市门。”
《三辅黄图》卷二引《庙记》“说：”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后汉书·班固传》中《西都赋》亦提到长安九市。李贤注引《汉宫阁疏》也与引文合。有人认为。九市已不可考；有人认为，可能指的是安门次北的大街。九市何指？众说不一。《长安志》卷五刘有“四市、柳市、东西、西市、直市、交门市、孝里、交道亭市。其实，东、西市应在四市之中，四市即长安东、西、南、北四市。陈直《汉书新证》云：“西安汉城遗址中，出土‘市府’封泥最多文字最精。”固此把东西市归入四市中。据《汉书•刘屈氂传》：“载戾太子驱四市人数万众为之战。”分析，长安四市应在城中。《汉书•惠帝纪》：“六年，起长安西市”。《晁错传》：“衣朝衣斩东市。”据《长安志》、《汉书》等，可知其余五市大多设在城外。如柳市在长安城西，昆明池南，直市在渭桥北，交门市生在渭桥北，孝里市在雍门之东，交道亭市在便桥东。
据《图》载，可知长安各市平面皆各为方形，市井门垣之制很严。《西京赋》说长安九市皆“通阛带闠。”阛阓(市肆,市门。也指街道);阛衢(市区街道);阛阓(街市;街道);阛里(街巷)。四川新繁出的市井图砖，三方设门，门面三开，门东西相对。市有隧，中央相交如十字形，隧两旁夹次东列商品的列肆建筑。靠市墙堆放货物的店，即“邸舍”，市籍管理归少府。市设有市令，市长等官，官署在市楼，“市楼上有鼓，击鼓以令市”。
市肆也是行刑处，是先秦传下来的制度。《礼记•王制》：“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军人不能到市肆进行买卖活动，因为军队驻地。有军市。
有市籍的居民地位很低，被称为“市井小人”。
《盐铁论·散不足》列举了当时长安市上许多现成的食品名目，并有酒店，农副产品已经商品化。
一百六十闾里，位于城东北隅。北阙甲第和宣平戚里。
7 长安城的上林苑
汉承秦之旧苑,亦名上林苑。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出猎终南山下，践踏庄稼，随从被户杜令拘，夜投逆旅，无浆，供小便。于是建上林苑“南至宜春鼎湖〈今兰田东北〉傍终南山而西。至长杨（今周至具东南），五柞，北绕黄山（兴平县马嵬镇北），濒渭而东，周回数百里。”苑中开凿昆明池以象征滇河，挖掘人工湖太夜池次象征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三岛。大兴上木，营建了许多象建章宫那样穷妙极丽，可容千乘万骑的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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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西都赋》载，上林苑周围有墙垣围绕。长达四百余里。据《长安志》卷四引《关中记》说“上林苑有十二道苑门。”《关中记》说：“上林苑划分为三十六个小区域的苑囿。其中有宫殿十二、观二十五。”1957年西安西郊发现“上林瓦当。《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属官有上林、均输、禁囿、辑濯、锺官、技巧、六厩、辩铜九官令丞。又衡官、水司空、都水、农仓，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长丞皆属焉。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均输四丞、御羞两丞、都水三丞、禁圃两尉、甘泉上林四丞。成帝建始二年省技巧、六厩官。王莽改水衡都尉曰予虞。初，御羞、上林、衡官及铸钱皆属少府。”
上林苑中制范，铸钱遗址很多，如长安县窝头寨，有一钱范遗址。出有“长生未央”“上林”“延年益寿”瓦当。还有大量的陶范，五铢阳文范祖，阴刻背范及范头。
1974、1975年，西安西郊鱼化寨北石桥的旧皂河河床中，曾发现武帝时所铸造的马蹄金四枚和麟趾金二枚。（一斤合今天253.46克） 上林苑中也有少数居民（猎户）由上苑令主管。皇帝秋冬狩猎在此，上林苑有十池，上林苑是一大植物园。
8 长安城内的手工作坊遗迹
城内西北部地势较低，有规模很大的制陶遗迹和铸铁遗迹。石渠阁遗址附近，建章宫遗址附近至 户县一带，东郭家村以及阎新村遗址附近，都有铸钱遗迹和烧制钱范窑址发现。三桥南面高窑村出土的铜器群、直城门附近出土的兵器铸范，以及传世的大批铜器，上面往往有尚方、考工等官署名称，可以肯定长安城内如定有规模巨大的铸造铜器作坊。城
俞伟超：《汉长安城西北部勘查记》，《考通》56.5。周苏平、王子今：《汉长安西北区陶俑作坊遗址》，《文博》1985年3期。
陈直《西汉陶器手工业》，《西大学报》1957.3人文。
俞说六村堡南“有大量的残陶俑堆积地面，从其形式及数量的繁多来看，当地为一制造成陶俑的作坊遗址。地面上散布的各式陶俑大部应属当时的废品”。
《汉书•王莽传》：“烧作室门，斧敬法闼，呼曰：‘反虏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廷承明，黄皇室主所居也。”
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程大昌云：未央宫西北织室暴室之类，黄图渭为尚方工作之所者也，作室门，工徒出入之门，盖未央宫之便门也。“ 《三辅黄图》卷一“作室，上方工作之所”
班固《西都赋》宫室“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
文献及资料（考古）证明，汉长安城及未央宫中都有作坊遗址。以前相家巷附近出土过五铢钱范，陈直先生推定为汉代钟官署遗址。可以想见，自武帝令上林三官铸钱以后，苑中的宫殿建筑有的被辟为造币作坊。到王莽时代，连未央宫的石渠阁也改为刻钱范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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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考古资料证明，汉长安城的西市之内有冶铸及烧窑遗址。
9 长安城的礼制性建筑遗址。
西汉时期都城长安南郊兴修专供皇帝使用的礼仪建筑。 汉长安城南郊和东郊的礼制建筑遗址共发掘十多处。所发掘的礼制建筑群年代，少数是袭秦代旧址上重建的西汉初期建筑，多数属于西汉末年的建筑。南郊礼制建筑，分布稠密，规模庞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汉（明堂）辟雍遗址和王莽九庙遗址。 1辟雍遗址 ○
位于现在西安西郊大土门村。遗址分三部分：中心建筑、围墙、四门、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以及遗址周围和圜水沟。
中心建筑是遗址的主体建筑。建造在一个直径达62米的夯土台上，正中是夯土筑造的平面呈“亚”字形的台基。台基上应是“主室”及其四隅的“夹室”建筑。推测，中心建筑可能是三重屋檐的高大建筑物。
外围墙呈方形，每边长235米。夯土筑造。每边正中各开一门。门道中有木门槛的痕迹。门道两旁为土台，台上应有门楼。
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建筑较粗陋，似为廊屋--守卫室。
圜水沟，直径368，沟宽2，深1.8米。经考察，它似为元始四年（4）建造的辟雍。
《大戴礼记·明堂》第六十七说：
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
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蛮、东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赤缀户也，白缀牖也。堂高三尺，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圆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户，户二牖，其宫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
《汉书·平帝纪》载：安汉公奏立明堂、辟雍。应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时，
出教化。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在国之阳。上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谓五畤帝太昊之属。黄帝曰合宫，有虞曰总章，殷曰阳馆，周曰明堂。辟雍者，象璧圜，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2王莽九庙。 ○
位于长安城安门和西安门南出的平行线内。这组建筑群由十二座建筑组成。建筑形式全同。在1-11号建筑的外边周环方形大围墙。围墙壁每边长1400米。12号建筑在它的南面正中，北距1-11号建筑大围墙仅10米。
每座建筑均有中心建筑，围墙、四门和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组成。其分布是1-11号，分三排。北排1-4号和南排8-11号对称。中间5-7号分布二排中间。12号的围墙同1-11号围墙大小等同，但中心建筑比1-11号约大一倍，细部有区别，说明了它的重要性。
中心建筑在遗址的正中间。方形，每边长55米（12号中心建筑每边长约100米），四面对称四隅有“夹室”，平面如“亚”字形。台基夯土筑造。高出四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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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12号的台基地面草泥铺墁上涂朱红色。整个中心建筑环绕着河卵石铺砌的“散水”。
每座建筑的围墙夯土筑造，每边长260-280米。
这座建筑的布局和《汉书•王莽传》中记载的“王莽九庙”相符。 3礼制建筑的性质和作用。 ○
西汉统治阶段迷信神灵，认为山川湖泽都有神灵主宰。因此巫师、方士大受礼遇和宠幸。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令“天下立灵星祠”以牛作祭祀品。《后汉书•祭祀志》载长安城中有灵星祠。长安还有蚩尤祠，祭祀。到成帝时，长安神祠多达680所。除供奉各种鬼神外，皇帝每年春还要到长安南北郊祀上帝。 汉长安城南有十来座礼制建筑如明堂、圜丘等都是祭祀祖宗和天地诸神的场所。王莽时托古改制在城南大兴土木，兴建了和修饰了社稷、宗庙、明堂、辟雍等大型礼建群。
以上通过九个方面的叙述，使我们大体上明白了汉长安城的布局。狭义上讲，汉长安城指城墙以内的布局，广义上讲汉长安城包括了三辅（长安、扶风、冯翊）地区和上林苑范围、与发达的郊区相结合。
汉长安城内的大局：皇帝的宫殿和官僚的甲第，密布于城内中部和南部，占全城的三分之二：西北部主要是官府手工业作坊和东西两市；一般居民密布城内东北隅，而以宣平门为主要通道。整个长安城主要是作为帝与贵族官僚的专用城市而存在的：皇室、大官僚、富人、贫民和官工隶徒的居处是严格区分开的，阶级对立极其明显。
城外的结构有建章宫，南郊礼制建筑和上林苑，这里是皇室的离宫别馆和游乐、狩猎以及祭祀天帝和祖先的地方。 参考资料 1刘运勇：○《西汉长安》，中华书局，1982年。
2《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
秦建明等：《陕西发现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两汉南北超长建筑基线》《文物》
1995年3期。
三原县的天齐公祠、五帝祠南经长陵陵园、汉长安城、到子午谷口，存在一个超长的中轴线74公里。它与真的子午线夹角差仅为0.33度。
丝绸之路的起点：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
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约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等经大宛（在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康居（在今阿姆河以北咸海与巴尔喀什湖之间），抵妫水（阿姆河）北的大月氏国（在阿富汗）。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历尽艰险回到长安。
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又组织了一个三百人的探险队，令张骞为首，出使乌孙（在今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到乌孙后，又分遗副使出使大宛、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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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安息（在伊郎）、身（ yuan）毒（印度）等国。一年多后，各国使节纷纷偕同副使来长安从此，西域各国与汉朝开始了正式的交往。不久以后，中国商队开始沿着张骞出使的路线到达突厥斯坦和波斯。这条路线后来就成为古代世界着名的东西方贸易大道—“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从汉都长安开始，经过甘肃的河西走廊，分为南北两道穿过塔里木盆地南北的绿洲，越过帕米尔高原，经中亚和西亚，一直通到地中海东岸，全长约7000公里。
在人类文明史上，丝绸之路不仅有商业上的重要性，而且又是东西文明的桥梁和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自张骞通西域后，汉每岁遣使节出使西域各国。欧洲人也开始来到中国。他们在长安晋谒汉天子并献上各和西域奇物。如“大鸟蛋”，“犁轩”的“善眩人”。
随着东西客商的频繁往来，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亦随之传入西域各国。如铸造铁兵器炼钢术，凿井和利用渠道引入的方法很快传入大宛。而对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和北非人民来说，最喜爱的是各种精美的中国丝织品。长安城也因输出丝织品蜚声两士。
同时，西域文物亦传入中原。如西域的横鸣胡曲（即摩呵兜勒曲）成为汉代军乐。汉武梁祠的石刻画像，有飞舞人形，据学者研究，略具希腊美术色彩。另外汉开始种葡萄、苜蓿、连枝草。汉武帝受西极马、天马。 全国的文化中心
秦行封建文化的禁锢政策。兴汉，改秦之政策，大收藏书籍，广开献书之路。汉武帝重贤良、立乐府、尚调章、立学校、置五经博士及弟子，令吏通一艺以上者，皆得外职，以儒术为利禄之途，吸引了不少的文人学士来长安求取功名富贵。如严助、朱吴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称等。昭帝也爱好文艺在汉长安城还集中了全国第一流的数学家和天文学者，太初元年（前104年）太史令司马损迁和星官射星、历官邓平、天文学家唐都，历数学家洛下闳等编订了著名的太初历。
西汉的长安城还有规模庞大的政府才皇家图书馆，其藏书丰富居全国第一。自萧何“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到汉末多次征集图书。藏书所在，石渠、石室、延阁、广内等是“贮之于外府”的图书馆。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兰台秘书及麒麟、天禄二阁，这是“藏之内禁”的图书馆。其中石渠阁是西汉京师的最大图书馆，也是西汉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思想的中心。
武帝在长安兴学校，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及弟子，开科取士。西域各族也仰慕汉风，心向长安，乌孙公主学鼓琴于长安；朝廷和皇宫中有许多精通西域和外国语言的译者。西汉的文学（文字学）的发达。
参考资料
1刘运勇《西汉长安》 ○
2《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
研究篇：《西汉长安城规划思想辨析》 二、西汉的中小城市（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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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发现的汉代城邑遍及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在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山东、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十几个省市有大致九十余处。北方长城沿线发现的郡县城址和边塞城堡未统计在内，若加之，总数在200座左右。详细数目，有待于考古资料发表统计。
在这些勘察的城址中，经过发掘的有临淄故城、曲阜故城、洛阳汉河南县城，磁县的讲武城，武安午汲故城和崇安城村故城等处。下面分三种情况叙述。
一种是在前代聚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河北黄骅汉城、湖南宁远的汉冷道县城、武安午汲古城都是如此。以午汲古城为例。它是1956年勘探和发掘的。城址平面近方形，长宽在800米上下。现存的夯土城墙是东汉时夯筑的。宽8—13米，残高3—6米。东、西、北之间城门可见，直接东，西城门的大路，宽6米，长近1000米，直通城外，城内还有四条南北向的道路。大约从春秋起，这里就是居民区，文化坟积很厚。城内西半部有居住址、水井、窑穴、灰坑、石子路面和陶窑。二十一座陶窑分属东周和两汉。在战国末及西汉初的陶器上，见有“邯亭”字样或标明手工业者姓名的戳记。此外还发现分布窑集的东周墓群和两汉时期的大批铁农具和手工工具。东汉砖室墓多分布于城墙南郊。
一种是沿用或改建东周旧城址，这一种是主要形式。据勘探资料表明，汉临淄城似乎完全沿用了东周齐故城。临淄城内曾发现大量汉代封泥、冶铁、铸币作坊遗迹，还有汉代建筑群。表明汉临淄因官私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仍不失为一方都会。邯郸的大北城也类似。还有一些是在原战国城址上缩小规模，更筑新城，汉河南县城就是一例。也有的偏处东周旧城一隔。或利用原来的一部分城墙，筑起较小的汉城，山西夏县的安邑故城、山东曲阜汉鲁县县城，河北易县汉故安县城，都属于此类。这主要是在汉代，这些都邑降为郡、县的行政机构所在地，失去了原来一国政治中心地位的结果。
洛阳汉河南县城是五十年代寻找周王城时发现的，这座县城座落在东周王城的中部，当是西汉中期在已经荒废的东周王城的废墟上重建的一座规模较小的新城。城址平面接近方形，只有西城墙随涧河的曲折流向而斜向内凹，使西北城角形成抹角。城墙夯土筑造，周长5400余米，基宽6米以上，残高0.2—2.3米。城中部遗迹属西汉时期，东部以东汉遗迹为主。发现有房基、圆困、水井等，城内西汉灰坑里，出有“河南太守章”一类的封泥，次及“河市”字样的陶文戳记。
第三种是在被平毁的战国城址附近另置新的郡、县城。湖北江陵纪南城东南2公里的郢城，大约便是如此。当然，它的规模已无法与纪南城相比拟。
在勘察到的许多汉代城址或域址附近，往往发现治铁作坊遗址，郡国铸钱遗迹和墓地。它们是研究城址盛衰的可靠资料。在一些陶器漆器和画像砖上刻印“亭”、“市”文字或市井图像，也是研究汉代城市的宝贵资料。
指出的是，长城沿线内侧，遍设边城。这些边城，多属于屯城性质，一般小于内地县城。有的边城使用时间很长，和内地县城无甚差别。
城内有官署，有民居，有街道；城外有墓地，有的还附有城郭、烽燧。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边城属于临时军事性质，时用时废，形同城郭，或处于双方争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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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时失时得。这种边城，构筑简单，遗物较少。
至目前为止，已发现的秦汉长城沿线不至一百座。这些城除个别可以确定系沿用战国和秦代城址，其它大部分属西汉时期（主要是武帝以后）设立的。边城城郭一般用夯土筑造，除个别外，城门都设在南城垣正中。城垣平面有四种形式。 1方形或长方形。仅有四面城垣，一般每边长420—600米。○（磴口市）布隆淖古城、喀喇沁城址，兰城子城址，沙巴营子城址属于此形式。
1973—1974年，对奈曼旗的沙巴营子做过较大规模的发掘。城址平面呈现方形，方向45°，南垣被牡河冲毁、东、西、北三垣每边长450米，残高4米。东垣偏南有一缺口，宽3.5米，路土厚40厘米。应是门址。西、北垣末见门址、南垣不时。北垣有望楼西处，是木构二层建筑，底为粮仓，上为暸望设施。城内中部偏北有一高台建筑，应是官司署所在地，其西有手工业作坊区和居民区。古城系燕国时营造，秦和西汉沿用，东汉废弃。
2呈回字形。城垣内外两重，呈方形。外城垣每边长1000米左右，内城设在城○
中间，每边长200—250米左右。官司署设施在内域。内、外城之间为屯成建筑和居民。塔布秃、陶升井，三顶帐房，城梁村，麻池乡等城址属于这种形式。
和林格尔塔布秃城址为例。外城南北长900米，东西宽800米。南垣正中有一门址。内城在外域正中偏北，每边长230米。汉代砖瓦陶片集中在内城和外城南部。南郊有墓葬区。
3城中也设子城，但子城位于城内一隅，城垣规模略小于回形城。呼和浩特二十○
家子城址、托克托哈拉板申城址，奈曼旗西土城子等属于这种形式。
1959年，对二十家子古城进行了发掘。外城平面长400—475米。北垣西段已毁。子城在城内西井冈山隅，每边长300—320米，保存完好。在子城几发掘有官署遗址，炼铁场、陶窑和民居遗迹。出“安陶函印”、“定襄函印”封泥、铁铠甲，次及汉代砖瓦、陶器、铁器甚多。西城垣下有汉墓区。发掘迹象表明，此域建于西汉至唐、辽、金仍被沿用。
4形状不规整。目前已知的仅杭锦后旗太阳庙城址。夯土筑造，东西最长处不过○
250米，南北最宽处200米。土墙宽9—13米。西垣有两度曲折。城门设南垣中部，作瓮城形。城内出土的砖瓦、陶片、铜钱，皆汉代遗物。
秦汉长城沿线所见城址以带有子城数第二种、第三种形式为最多。这种边城形式的出现与晁错《言守边备塞疏》倡议的“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的边城形制相符，应是文帝及其后流行的边城建制。 在已发现的边城中，原名考定的十八座。 磴口市布隆淖古城为朔方郡临戎县城址。
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变迁《考古》1973年2期。 磴口市陶升井古城为朔方郡三封县城址。《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地理环境变迁》《考古》1973年2期。
磴口市河拐子古城为朔方郡沃野县城址。 《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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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锦后旗太阳庙古城为朔方郡窳浑县城址。
《考古》1973年2期，
乌拉前旗三顶帐房古城为五原郡郡治。 《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1979。 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为云中郡郡治。 同上。
托克托县哈拉板申村北古城为云中郡沙陵县城址。 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为定襄郡郡治。 《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 林和格尔新店子古城为定襄郡武成县城址。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28。 和林格尔美岱二十家子古城为定襄郡安陶县城址。 《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1979。 浑河县岔河口古城为定襄郡桐过县城址。
同上。
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为西河郡郡治。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文物》，1977年5期。 准格尔旗纳林北镇古城为西河郡美稷县城址。 《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1929。
准格尔旗勿尔图沟古城为西河郡广衍县城址。 《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文物》，1977年5期。 凉城双古城西古城为雁门郡沃阳县城址。
《1957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古代文化遗址及墓葬的发掘情况简报》，《文物》1961年9期。
宁城县黑城子“外罗城”古城为右北平郡治。 《宁城县黑河古城址调查记》，《考古》1982年2期。 丹东市云爱河尖古城为辽东郡西安平县。 《云爱河古城和汉安平瓦当》，《考古》1980年6期。
长城内外，凡重要的关口和适于暸望的地方，都设城塞、烽台。西起潮格旗、东至奈曼旗沿线。粗略统计，已发现数百处。
三 秦汉长城与居延烽燧遗址 1 秦汉长城
秦汉时代，战国长城部分被衔接、利用，部分被废弃；或者另筑新的长城。《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汉时期大规模筑长城有两次，一次是秦始皇时期，一次是汉武帝时代。秦汉长城西起甘肃敦煌，东至辽东碣石，直线距离达6000公里以上。这条横贯中国北方的长城及其沿线的烽燧、城障等建筑设施，既代表了当时军事建筑工程技术的杰作，也是秦汉强大帝国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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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反映，在当时曾有效地控制了长城南北居民之间的往来接触，对以后长城南北互有差别的历史进程也有深刻的影响。
秦蒙恬利用原秦国长城，即内蒙古西部，相当于秦时九原、云中郡的一段长城，与《史记》记载相吻合。宁夏-鸡鹿塞-狼山北面-石兰计山口-固阳-大青山-武川-集宁-围场。
西汉的长城基本沿用秦的长城，个别地段修筑战国长城，如燕长城东段。另外在长城沿线修筑复线，新建边城、亭障、烽台，派官设署，驻戍屯田，这是前代都不及之措施。 《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乃立其季父乌维单于弟右贤王呴犁湖为单于。是岁，太初三年（前102年）也。呴犁湖单于立，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鄣。” 有人认为，“光禄塞”即武帝外城。
一种意见认为武帝外城在阴山以北，分南北两条（间距5-50公里），都向西北方向延伸，进入外蒙境内。南：武川-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外蒙；北：达茂联合旗-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外蒙-额济纳旗。
修筑方法：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平地夯土筑造，山上石块垒砌。土筑与石筑的分界线大约在固阳县北昆都仑河上游。有的地段利用的是自然屏障。
2 居延烽燧遗址
甘肃北部额济纳河流域，古代泛称“居延” 或“弱水流域”，绵延300公里。1930-1931获汉简1万余枚，1972-1976又获2万余枚。
破城子甲渠候官、甲渠第四燧和肩水金关遗址的发掘。
障坞，系侯官驻地，为一坚固的军事小城。障坞相邻，障在坞的西北角，用土坯筑成的方形城堡。每边长23.3米，墙厚4 -4.5米。残高4.6米。障顶的东北角残寸土楞，似为女墙。障门在东南角，已毁。门内侧有登临的台阶，东侧堆河卵石以备守用。坞比障大一倍，夯筑，厚1.8-2米，残高0.9米，东墙有门道，门外有瓮城。坞四周3米以内埋设四排尖木桩，作三角形排列，大概是文献（晁错传）中讲的“中周虎落。”另外，有“转射”发现。
发掘的二万多枚汉简，大多是木简，竹简极少。初步整理有七十多个完整的薄册。薄册用二道或三道绳索编缀，缀以红线的简是王莽时期。
《甘露二年（前52）御史书》（大逆同产）、《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责寇恩事》薄册和《塞上蓬火品约》（蓬、表、烟、苣火、积薪、鼓）等。
参考资料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403—408页，397—399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第三节：汉代的冶铁遗址和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 一 、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 秦始皇统一岭南至西汉初文景期间的造船工场遗址。 它位于广州市区中心的中山四路西段，旧称“禺山”。遗址埋在坡地下5米深处，南距珠江北岸1300米。1974年发现，75年试掘；揭示出一部分船台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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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料加工场地。遗址上层出有秦半两、汉初半两钱，秦汉瓦当及西汉初年陶器等物。造船工场规模巨大，船台结构较先进，充分表明2000多年前中国造船技术设备和生产已达到了很高水平。
造船工场建造在灰黑色的沉淀粘土（属海相地层）。船台区有3个呈东西走向平行排列的造船台。其中两个船台各揭出一段，结构相同。1号船台在南，由两行平行的大木板组成滑道，下面用大小两种枕木垫承，滑板上竖置架承船体的木墩，两两相对，间距不等，构成一个造船台。船台中宽1.8米，船台滑板与枕木没有用钉或榫固定，故宽窄可随需要调整。已揭露出长29米，呈水平状，东端已至尽头。往西88米处钻探仍见木板，估计船台的长度在100米以上。2号船台居中，中宽2.8米，仅揭露出一小段。北面第3号船台未揭露。船台木料鉴定，木墩用格木，滑板用樟木和格木，大木枕用杉木、小枕木用蕈木。格木坚右承压，樟木耐腐败，杉木有弹性。按船台现存的宽度计算，两船台可以造身宽5-8米，载重20-30吨的木船。
在1本船台南侧揭露出一部分造船木料加工场地，场地上有造船的剩余木板，靠西边有一个由木桩、横木构成的“弯木地牛”（井字形木架，用来烤弯造船木料的设备）。船台区及加工工场地上散落着大量炭肩和小木片。分外，在1号船台还出土有铁凿、铁锛、铁凿、木垂球、磨刀石等工具。
二、汉代的冶铁遗址
两汉和东汉冶铁和制造铁器的遗址，共发现30余处，地点遍及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江苏、内蒙古等省区。其中发现于河南省的占半数。遗址面积1万-10万余平方米不等。出土铁器有的还带有铁官和所属的多处作坊标志的铭文，据以考证的汉代铁官有河南郡、颖川郡、南阳郡、河东郡、渔阳郡、临淮郡、卢江郡、蜀郡临邛、中山国北平县、弘农郡宜阳县等10余处。
从发掘中证实，汉代冶铁工场与原状料产地多在一起，从选矿、配料、入炉、熔铁到出铁等一套冶炼工序，设备已相当齐全。炼炉（高炉）形式多样，入炉矿石要经击碎筛选，以石灰石作助熔剂，以木炭为炼铁能源和还原剂的燃料沿用革橐鼓风。使用化铁炉浇注铸件。此外还有供铸铁预热化处理和炒钢锻造的锻炉、炒钢炉、退火脱碳炉，以及供烘烤和浇铸的烘范窑。铸范采用泥范叠铸和金属范。产品以农具和工具为主。铸铁脱钢和生铁炒钢是汉代及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种生铁制钢工艺。中国古代主要的钢铁冶炼技术，绝大部分在汉代已经达到了成熟的程度。
主要遗址，在已发现的冶铁遗址中，河南巩县铁生沟遗址，郑州古荥阳镇遗址，南阳瓦房庄遗址，温县招贤村遗址和江苏徐州利国驿遗址是具有代表性的5处遗址，下面着重介绍一下铁生沟遗址。
铁生沟遗址，位于河南巩县城南（孝义）20公里处。1958年由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发掘。1962年出版了《巩县铁生沟》报告。遗址总面积2万多平方米。共发掘出炼炉18、熔炉1、锻炉1、炼钢炉1、退火脱炭炉1、烘范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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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多种用途的长方形排窑5座，大量的熔炉耐火砖，各种的耐火材料残块和建筑材料1000多件。此外有废铁坑8个，配料池1个、房基4座。大量的炼渣、陶鼓风管残段、铁范、泥范、燃料，冶铸工具（石杵、石砧、铁锤、铁锲）、生铁铸成的梯形铁板，以及凿、锛、锥、削、釜、钩、镬、双齿镬、锄、V形犁冠、铲、剑、镞等铁产品160多件，是已知汉代冶铁遗址中，最丰富的一处。遗址西南的罗汉寺，西边的金牛山，东北边的青龙山，都是铁矿石产地，并有多处古矿坑道遗存。发掘和研究表明，这里是一处冶炼生铁、铸铁、退火脱碳的综合工场，它的整个生产过程基本上可以复原。除了采矿以及矿石加工、燃料和耐火材料的准备以外，基本环节是：炼铁、铸造、脱碳退火（预热化处理），或炼铁、铸锭、炒钢、锻造。而关键是脱碳退火和炒钢。从出土的铁器上的铁官标志铭文推定，铁生沟遗址属汉代河南郡所辖的第3号制铁作坊，其使用年代约自西汉中晚期至东汉，主要生产期在东汉初期。
古荥阳遗址是1975年发掘，使用年代在西汉中晚期至东汉。 瓦房庄遗址是1959年发掘的，年代从西汉中晚期到东汉晚期。
招贤村遗址是1974年发掘的，年代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前期。 利国驿遗址是1954年发现的，年代属东汉。
复原研究和金相检定，由于大量的考古发现，在炼炉及熔炉的复原研究及金相检定等方面，有了可靠的成果。
炼炉，炉形有断面圆形和椭圆形两种。铁生沟的6座圆炉，炉缸直径0.8-1.8米，窑积较小。椭圆形炉窑积较大，如古荥阳遗址的1号炉，炉缸长轴4、短轴2.8米，面积约8.5平方米，复原高5.6米。炉身呈直筒形，有效容积约50立方米。长轴两侧有2个风口。鼓风器虽未发现，但陶风管发现不少。据山东滕县宏道院出土画像石上的冶铁图，可知汉化仍沿用革橐鼓风。燃料用木炭，且有石灰石作熔剂。古荥1号炼炉每生产一吨生铁，约需铁矿石2吨，石灰石130公斤，木炭7吨左右，渣量600多公斤，日生产生铁约0.15-1吨。这在2000年前，是很杰出的成就，欧美等国迟至1850年才出现椭圆形高炉，提早约2000年。
熔炉 在铁生沟、古荥镇、鲁山望城岗、登封告成等遗址多有发现。根据瓦房庄熔炉的复原研究，汉代熔炉是建筑在地面上的竖炉，高约3-4米，炉内径1.5米左右。炉壁分3层，从炉内壁的熔融程度看，自上至下分为预热区、还原区、氧化区。进风管和鼓风器相接，使用人力鼓风。以栗木为燃料。从已发现的熔炉结构和筑炉材料看，它和炼炉显然有别，说明炼铁和化铁已经分工。早期以炼铁炉的铁水直接浇注铸件的做法，到汉代已被专用的溶炉所取代。
烘范窑和铸范，与熔炉直接相关的是烘范窑。它作半地穴式，平面略呈前部半圆形，后部方形，并在前面挖出窑道（工作场面）。于在地面上砌出窑室。窑体分窑门，火膛、窑室、烟囱4部分。（如同现在烧砖窑）。从温县烘范窑和其他遗址中发现的泥范可以看出，用泥范烧注铁铸件，在合范后浇注前要经过一道预热工序。使用预热型烧注，能减低金属液在型腔内的冷却速度，有利于铁水畅流注满型腔，保证铸件有高度的精确度。对汉代铁器的金相检定表明，汉代使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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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范（主要是铁范），似乎比泥范更为普及，这应和效率、质量有关。
退火脱碳炉和铸铁柔化，退火脱碳炉在冶铁遗址中时有发现。以铁生沟所见最为科学。整体长方形，内部结构似陶窑，周壁分内外两层。这种空壁式炉型，可使炉内热空气分布均匀，通过加热速度和空气调节，获得韧性铸铁、铸铁脱碳钢等优质钢铁器件。由此证明，汉代的铸铁脱碳钢件，不仅采用退火脱碳钢，而且可以利用生铁铸成的板材直接进行固态脱碳成钢。
锻炉、炉钢炉和生铁炒钢，锻炉、炒钢炉在铁生沟，瓦房庄遗址都有发现，各地炉形基本相同。铁生沟的锻炉以白色铝土夯筑炉基，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实例。炉基每层厚8厘米，并用红色耐火砖和土坯建炉墙。炒钢炉系在地面下挖成缶状坑作炉膛，膛内涂耐火泥。经检验的高碳钢和熟铁块，证明是用生铁炒成的。有些熟铁器，即次炒钢为原利段成。汉供销发明的炒钢法，次生铁为原料，既可炒炼出纯净的熟铁（低碳钢），再经锻打渗碳成钢，又可有控制把生铁炒到所需碳量，生产出高、中碳钢。
第四节 西汉的陵墓 一、 陵墓的分区和分期 1.分区
由于历史传统、地理环境和习俗的不同，西汉时期，各地的葬制、葬俗并不完全相同。这就是汉墓的分区原因。西汉的汉墓分区大体上同于战国时期的墓葬分区。按照今天的地域划分大体上可分成关东地区、关中地区、两湖地区、两广地区、四川地区、云贵地区、河西地区、新疆地区等七个大区。这几个大区内还可细分，主要是依据墓葬群的分布和形制特征和随葬品的性质来划分的。如关东地区的汉墓又可分成洛阳烧沟汉墓、山西汉墓等，两湖汉墓可分成长沙汉墓、江陵汉墓等。
2.分期。
关中、关东、江淮、长城等沿线地区的西汉墓、各有其地方特点，常有某些现象先在某些地区出现而其他地区出现较晚的情况。但综合其特点，仍可分成前、中、后三期。
断定这三期墓葬绝对年代常见的容易辨认的遗物是铜钱。前期只出半两钱，中期出早期的五铢，晚期出五铢和王莽钱。另外铜镜也是断定相对年代的标准物，如早期多出战国晚期常见的蟠螭纹镜、中期多见星云纹（百乳）镜、晚期流行日光、昭明镜等。
三期墓葬判别，大体说，前期还继续着战国的墓的基本特点，一般为长方形木椁墓，制度略同战国，但在关中地区则多单棺空心砖或单棺土洞墓，随葬品除贫穷的庶民墓上有陶罐外，仍北鼎、盒（敦）、壶、钫等仿铜礼器为主，彩绘流行。西汉中期，小砖室墓开云贵流行，随葬品中始见釉陶器，仿铜陶礼器继续流行，但是江淮地区的竖穴木椁墓仍继续沿续，少见或不见砖室墓。西汉晚期，洞室墓广泛流行，且多用砖砌，洞室比前两期增多。中原地区王莽时期出现的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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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墓非常典型，随葬品中仿铜陶礼器衰退，而仓、灶、井等模型明器及仿漆器的耳杯、盘、奁、等明器则普遍出现。其中仓、灶等明器在关中地区西汉前期都已十分流行。所以，墓葬形制是从简单的长方形木椁象征地上宅院建筑的洞室墓发展，随葬品从传统仿铜礼器向模仿庄园生活的多种模型明器发展，这是普遍的规律。
《汉书•礼东志》记载汉初，曾记“叔孙通制礼仪”，《汉书•平帝纪》又载王莽曾“奏车服制度，更民着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这两次订立礼仪制度一事，正反映出西汉前、后期礼仪制度曾发生很大变化。而王莽所订制度，大约是对武帝以来已经发生变化的礼仪制度用律令来肯定。 参考资料
1西北大学考古考古教研室编《战国秦汉考古》下，1983年， ○
二、 等级制度下的陵、墓
1.西汉帝王陵
西汉十一个帝陵,有九个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两个(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在今西安的东、南郊。1962年始勘查武帝茂陵，以后陆续勘查了诸陵；先后发掘了长陵的一个陪葬墓—杨家湾大墓，安陵的一个陪葬墓的陪葬沟，以及文帝窦后墓的部分丛葬坑。最近几年，又对宣帝杜陵作了全面钻探。在阳陵附近发现了大批“裸体”陶俑。 1分布 ○
咸阳原西汉九陵的勘查，其主要收获是澄清渚陵的方位及其排列顺序。以前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清毕沅的《关中胜迹图志》及近人著述，多有错误。除排列顺序排荀外，毕沅还把一些西汉陵墓误指为西周陵和隋炀帝陵。现经实际勘察，发现《三辅黄图》、《水经注》中所记诸陵的方位与最早记述西汉陵墓方位的《汉书》臣瓒注完全一致。唐《元和郡县志》以咸阳为基点，所记诸陵的方位和里数，其排列顺序也和上述三书相同。现基本审定为，自西而东的顺序是：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元帝渭陵、哀帝义陵、惠帝安陵、高祖长陵、景帝阳陵。（图 ）
这九个帝陵可分成三个区域。一区以长陵为中心，西为安陵、东为阳陵。二区以武帝茂陵为最西，东有平陵。三区以渭陵为中心，西为延陵、东为义陵，西北为康陵。有学者认为是沿用了先秦时“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公墓制度。（李毓芳：《西汉帝陵分布的考察》，《考古与文物》1989年3期。）。但有的学者持反对意见，主要认为武帝以后，陵墓的安排发生了大变化。武帝茂陵远离祖陵建在兴平县咸阳原最西端。以后诸帝陵都杂乱地建在茂陵以东和安陵以西，不再按照穆排列。
2 形制，从形式上可分面两类：一类是霸陵以山为陵的形式，墓葬开凿于山○
崖中，不再起坟丘，应属崖墓。《史记•张释之传》载：“上（文帝）至霸陵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斮陈，蕠漆其间，其可动哉！’左右皆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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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释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亡可欲，虽亡石椁，又何戚焉？’可见有防盗目的。但是，灞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依山凿穴为玄宫的帝陵，对六朝及唐代依山为陵的建制影响较大。其他十陵属于另一类，都筑有高大的坟丘（覆斗形），一般底部约150-170米见方，高约20-30余米，以茂陵坟丘最大。汉代帝后合葬同冢不同陵，后陵皆在帝陵之东，坟丘亦较帝陵为小。惟吕后坟丘大小几乎与高祖长陵坟丘相等。从阳陵开始，在帝后坟丘的四周筑平面方形的夯土垣墙，每面垣墙的中央各辟一门，门外立双阙。这种围坟丘一周的方形陵园，是西汉帝后陵园的通制。陵园之旁建寝殿和庙，寝殿距陵园稍近，殿内陈设皇帝生前起居用具和衣冠，按时供奉，“日上四食。”近年在大多数陵园之旁发现大面积的建筑遗址，可能是寝殿遗迹。如武帝茂陵方形围墙东南一里处有白鹤馆遗址，它的东面一里有一沟渠，当地称“瓦渣沟”。沟西，曾出土一批有白虎纹、玄武纹的条砖和有丹凤纹和龙虎纹的空心书像砖，还曾发现大型青玉兽面铺首和琉璃壁。沟东旁，出土十二字瓦当，外圈八字，“与民世世、天地相方”，内圈四字“永安中正”可能为寝殿所用，可知寝殿当建筑在这条沟渠的两岸。各陵还有庙，内藏皇帝的木主，大都距陵园较远，与寝殿不在一处，并名有名号，如高祖长陵的庙称“原庙”，武帝茂陵称“龙渊”，宣帝杜陵称“乐游”庙。
我们知道，当时之所以要在陵旁起“寝”是因为迷信死者灵魂保藏在陵墓的墓室内，新近造“寝”，便于灵魂用作饮食起居但为何又要把“庙”也造到他的陵园附近呢？按照传统习俗、祭祀的庙应该造成在国都长安城中才对。刚开始，汉高祖的“庙“确时建在国都长安城中。《三辅黄图》说：“高祖庙在长安城中西安门内，东太常街南。”高祖的“寝”造在桂宫的北面。按照当时的祭祀制度，每月祭祀高庙的日期，要把高祖的衣冠从“寝”里搬出，经过一条通道，送到高庙中去游历一番。当时吕太后住长乐宫，惠帝住未央宫。惠帝为了往见母亲时避免在街上和群臣接触，在长乐和未央宫之间，靠武库以南修了一条“复道“（架空之道）。这条道正好又在每月高祖之庙的通道之上。这事引起了讲究礼制的叔孙通的注意，他认为子孙不应在“宗庙道上行”，这这是不敬行为。惠帝接受建仪，另外在渭水以北重新建筑一座高祖庙；叫做“原庙”，便于祖的灵魂从寝中起到庙于接受祭享，也便于高祖衣冠去高庙游历。自此次后，陵旁设庙，成为定制。每个陵园的“寝”和附近的“庙”之间都有一条“衣冠所出游道”，每月都要“月一游冠”。 关于木椁玄棺的构造，以宣帝杜陵为例。杜陵陵冢位于陵园正中是用夯土筑成，呈覆斗形，现高29米，底边第为170米，顶每边长50米。“陵墓四面各有一条墓道，墓边内填土夯筑，四条墓道大小形形基本相同，墓道平面为梯形，底部为斜坡”（刘庆柱：《1981-1983年西汉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考古》1984年10期）。由此推论，西汉帝陵除霸陵外，都应是四面斜坡墓道的竖穴木椁墓。
《后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汉旧仪》略载前汉诸帝寿陵曰：“天子即位明
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其设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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羡门，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外陟车石。外方立，先闭剑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已营陵，余地为西园后陵，余地为婕妤以下，次赐亲属功臣。”这一段文献材料，
详细地说明了帝陵的墓葬形制构造，其“设四通羡门”和杜陵的勘探收获相符。至于随葬品有少府属官车园匠，主管皇家丧葬器制作，皇帝死后，穿上“金缕玉衣”。《西京杂记》说：“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武帝匣上皆镂为蛟龙鸾凤龟麟之像，世渭之蛟龙玉匣。”
3陪葬墓。西汉诸陵的陪葬墓都在帝陵之东，是陵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历年入○
葬，形成了很大的陪葬墓地。长陵陪葬墓在陵园东门外道北。1970年发掘了杨家湾发掘了2座，有人认为可能是周勃、周亚夫父子的墓，其他还有60余个坟丘，纵横整齐排列，规模很大。陪葬冢的大小是由死者身份决定的。《汉律》规定：“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现存陪葬墓的开头不一，有覆斗形、锥形、山形三种。陪葬的身份也不尽相同。长陵陪葬者大多是开国元勋，又有文武功臣。安陵陪葬较少，既有皇亲国戚兼达官显贵双重身份的人陪葬；茂陵陪葬者既有皇亲国戚兼达官显贵双重身份者，又有文武功臣，西汉晚期帝陵则以皇戚和宦者为主。西汉以功臣贵戚陪藏，是给予统治阶段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以恩遇，以维持封建王朝的统治。一方面体现了以功论赏的恩威，另一方面人意识形态上较固定地密切臣属关系，从统治集团内部巩固统一，防止分裂。 4陵邑，从长陵开始置陵邑。汉朝建都长安后，便将齐、楚诸国的大姓和有功之○
臣都迁到长陵邑来。达到“无事可心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强本弱末之术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自此而后，往往把高官豪富迁之各陵邑内。长陵邑在长陵之北，其南墙即陵园北墙，长1245米，西墙长2000米，北墙残长200米，无见东墙，墙宽7-8米。安陵、霸陵、阳陵、茂陵、平陵于陵都有设陵邑，自渭陵摆设，经东汉之世，未再恢复。 1《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P164-165 ○
2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期 1. 诸侯王,列侯墓(包括 “黄肠题凑”墓)
汉初的封爵制度,最高是诸侯王,但到刘邦末年作出了”非刘氏不得王”的规定后,这个爵位上有皇族才能享受。诸侯王以下有二十个等级，基本上沿用的是秦朝的军功爵制。地位，特权依级进长，最高的是第二十等爵，即列侯。列侯原叫彻侯，据说是避汉武帝刘彻的讳，改称列侯、通侯。汉初的列侯政治上很有权势，汉初才封了一百四十多人，都是功臣。其中不少人担任着重要的官吏。如酂侯萧何。平阳侯曹参、绛侯周勃都是汉初的丞相太尉。这些列侯可以“令自置吏，得赋敛”（《汉书•高帝纪》）。按照汉朝的制度，封给列侯的食邑，改称国。如马王堆汉墓墓主利苍，封车大县叫车大侯。
截止于2002年的考古发掘材料，西汉时期共发现列侯级别的墓约34座左右。其中汉初列侯墓较多，约有10余座，有杨家湾汉墓，石家庄北郊张耳墓，山东临沂刘疵墓、长沙象鼻嘴一号墓、陡壁山曹撰（女字旁）墓、广西罗泊湾一、二号墓、广东南越王墓及最近发表的西安新安机砖厂汉初大型积炭墓。西汉中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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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侯级墓有满城汉墓、曲阜九龙山鲁王墓、北京大葆台1号墓、定县八角廊即中山怀王墓 、定县三盘山中山王墓、西汉晚期偏早的墓有汉元帝时的北京大葆台燕广顷王墓，唐河县的郡太守墓属王莽时期。 2墓葬形制 ○
这些列侯墓，除崖墓外都有高大的封土堆。《周礼•春官》郑注引《汉律》“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杨家湾4号墓坟高（残）4米，马王堆2号墓6米，3号墓7.8米，罗泊湾1号墓7米、二号墓6米。这些数字都是历经二千多年后今天发掘测量的，但与“四丈”的标准基本相符。
从汉代中期开始，以满城中山王刘胜墓为代表，以山为藏，开辟了凿山为穴的列侯葬制，曲阜九龙山宣帝时的鲁王墓也是如此。除些之外，还有竖穴岩坑墓、如唐河大尹冯君墓。这些墓中，还有一个共同点是都带一条或两条斜坡墓道，（崖墓也有一条通道，但未必是斜坡）。 3棺椁构造成和随葬品 ○
“汉初诸侯王、列侯实行的是”‘梓宫’、‘明堂’、后寝、‘便房’、‘黄肠题凑’的‘正藏’与‘外藏椁’制度”。（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6月P119）《汉书•霍光传》颜注引服虔说云：“外藏椁”是“在正藏外，婢妾之藏也；或曰厨、厩之属也”。单先进先生在《西汉“黄肠题凑”葬制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一文中说“古代凡大型木椁墓皆有“正藏”和“外藏” ……内椁即‘正藏’。其外的“边箱”或称“外椁室”，是放随葬品的地方，不论边箱多少，都应是“外藏”。 “梓宫”，汉代最高的礼制性葬具。《汉书•霍光传》颜注：“以梓木为之，亲身之棺也，为天子制故亦称梓宫”。梓宫，是天子之制，毫无疑问。上有天子最亲信的大臣才能受“梓宫”如霍光、梁商、董贤等。诸侯王和列侯的用棺木一般多用上等好木，以樟，樟为多，故也称樟宫了。
便房，是汉代的丧葬礼制，根据新发掘的几座西汉诸侯王的墓葬材料分析，一种认为是墓中的前室，一种认为是外椁箱，一种认为是内椁和棺房的总称。文献中《后汉书•礼仪志》曰：“诸郊庙祭服皆下便房”，而服虎说：“便房、藏中便座也”。颜师古曰：“便房，小曲屋也”。可见三家注的标准不一。我们顷向第一种意见。（郑洪春，韩国河：《试论汉初“利成”积炭墓》，考古与文物），1990年4期）
黄肠题凑，是古代的一种葬制，上限可追溯到春秋时期。黄肠，柏木心也；题，头出；凑，以头向内，所以为固也。二十几座列侯墓中，用“黄肠题凑。这种葬制的有北京大葆台汉墓、杨家湾M4、象鼻嘴M1、陡壁山M1，石家庄张耳墓。关于题凑还有另外的两种，一是木凑，黄肠题凑是它的一种，梗枫豫章也可为题凑。一种是石凑，它是在东汉时期出现的一种葬制显然是由木凑演化出来的，有人曰：“黄肠石”。如定县北庄汉墓、河南孟津汉墓。张耳墓及象壁嘴M1的题凑平面呈凸形，而曹 的墓为方形，其用木长短也不尺一致，枋木宽、厚在0.2-0.4米，长在1米以上。所以说，“黄肠题凑”这种天子葬制固然对列侯级墓埋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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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影响，但不绝对都使用题凑之制，这一方面和墓主身份等级有关，也和传统习俗有关。
根据以上定义，杨家湾M4墓道内和墓道外共有“外藏椁”十八个，计车马库五、内置陶器的炊厨库三、陶俑坑十。阜阳汝阴侯及王后墓也可分“明堂、后寝（室）、左右”便房“几部分。从根本上讲，这些葬制是从楚制中那种头箱，左右边箱的形制演化而来的。
汉文帝时，一部分诸侯王就凿山为藏，同穿土圹分成两个系统。如满城陵山M1、M2两座中山靖王、王后墓。“明堂”与后寝形成前、后（左、右）二室，“便房”（以前的边箱）做成回廊形式，“外藏椁”的车马库和炊厨库形成左右耳室。曲阜九龙山的鲁孝王刘庆忌等五座墓也是如此。定县几角郎M40这座汉宣帝时的中山怀王墓，连同定县三盘山的中山王墓，都是在“正藏”内分“明堂”、后寝、左右“便房”，椁外有“黄肠题凑；“外藏椁”二个，都是并列在墓道内，一置车马，一置陶器，只有车库和炊厨库。
这些列侯墓的随葬品不尺统一，但也有规律性。比如第一大都有标志身份的车马器出土，杨家湾M4K5中有5套车，K6有8辆车，K7有两辆彩绘车。马王堆汉墓中的帛画中心有车马仪仗的局面。南越王墓的耳室中也见车马惟帐，满城汉墓刘胜墓的甬道及南耳室共置突用的车六辆，马十六匹。第二，多随葬礼器的随葬，也可以说是在周时期继承下来的一种习俗。第三。是漆器的大量出现，这标志墓主的财富和力量。第四，汉初大墓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都出人俑。人俑又可分陶俑、木俑和真人殉葬，”后一种是在南越王墓中发现有八具人骨架、其身份不外乎姬妾、侍从、歌舞俑人之类，性质应和陶俑木俑相似。
值得指出的是杨家湾汉墓出土的骑兵俑和步兵俑，这分明是秦兵俑的延续形式，也是当时军阵的真实形象。另外还有一些“裸体”男女俑的出现（见《陕西新安机砖厂汉初积炭墓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90年4期），它的性质，有人认为见和宗教迷信有关（杨泓：《中国古文物中所见人体造型艺术》《文物》，1987年1期）。可惜的是，这些以人俑随葬的习俗到汉代中期的列侯墓中已衰退下来，直到不见人俑。
4 典型诸侯王，刘侯墓等例，主要有杨家湾四，五号墓，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
1970-1976年发掘的咸阳市郊杨家湾四、五号墓 ，距长陵较近，推测是长陵的陪葬墓。根据《水经注》所记的方位和墓中出土的银镂玉衣片推测，这两座墓可能是周勃、周亚夫父子的墓，时代大约相当于文帝时期。
这两座墓南北并列，形制相似，都有坟丘，墓坑平面作曲尺形，墓坑及墓道的边壁有多级台阶。4号墓墓号平面近方形，长宽各约20米，深24.5米、墓道长80余米。墓坑和墓道内有复杂的木构建筑，连同棺，椁全部遭焚毁，原貌不明。在墓道填土中和墓道外有陪葬坑7个，用砖砌成或用木材垒成“椁箱”，保存完好。其中1个坑放置漆器、食品等祭奠物品，3个坑放车马模型，另3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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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陶仓和日用陶器。5号墓略小，墓坑长16米，宽15米，深17米许，墓道长65米。一棺一椁，椁室周围填木炭。墓口四角有柱洞。故推测原来有木构建筑掩埋在坟丘中。两墓各遗玉衣片200余枚，在5号墓的玉衣片中有银缕。
1965年曾在4号墓南面约70米处，清理随葬兵马俑坑11座。其中骑俑坑6座，步俑坑4座，分左右两列，前后5排，都是带竖井坑道的洞室，共有骑兵俑580多件，步兵俑1800多件，舞乐杂役俑100多件。战车坑1座，居于两列之间，已被扰乱。这批模拟送葬军阵的俑群、造型逼真，队伍严整，人马都经彩绘、衣甲、武器以至头巾、发式都描给得十分细致，表现了汉初军阵的真实形象。战车仍居主要地位，骑兵也集中排列、自成方阵，成为独立兵种，反映出了秦汉之际在军制、战车和兵种配合方面的一些变化。
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车大 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葬，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1972年由湖南省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了1号墓，1973-1974年又发掘了2、3号墓。1973年出版了发掘报告。长沙相利仓于汉惠帝二年（前193年）卒。2号墓发现“长沙丞相”、“ 车大 侯之印”和“利仓”3颗印章，表明该墓的墓主即第一代车大侯仓本人。1号墓发现年约50岁左右的女性尸体，墓内又出“妾辛追？”名章，墓主应是利仓的妻子。3号墓墓主遗骸属30多岁的男性，可能是利仓的儿子。3号墓出土一件牍，有“十二年十二月乙巳朔戊辰”等字样，标志该墓的下葬年代在前168年，1号墓打破2、3号墓，则其年代应再晚些。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对研究西汉初期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掘，以及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墓葬形制。原来有大小相仿的两个土冢，东西并列，高约16米，顶部圆平。3座墓的墓坑，形式基本相同，都是在北侧有墓道的长方形竖穴。1号墓墓口南北长19.5，东西宽7.8米，以下有4级台阶，再下则是牛形坑壁直达墓底。墓底长7.6，宽6.7，深16米。另外两座墓较小，墓壁另有3座层台阶，2号墓墓底长7.25，5.95；3号墓墓底长5。8，宽5.50米。
3座墓的墓底和椁宽周围，都塞满木炭和白膏泥，然后层层夯实。1号墓填木炭0.4-0.5米，总重达约1万多斤，分布在木炭层外的白膏泥厚1～1.3米，粘性甚强，渗透性极低，对于密封起决定性作用，从而使深埋地下10多米的椁室形成高标准的恒温，恒湿，缺氧、，无菌环境，基本排除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对各种物质的损毁作用，故墓内的多层棺椁，墓主尸体及随葬器物都完好地保存下来。另外两座墓，条件不如1号墓，保存情况就较差。
棺椁结构，1号墓和3号墓的棺椁都很完全整，结构大体一致，但规模有别。1号墓的庞大椁室和4层套棺，采取扣接，套榫和栓钉接合等方法制作面成，约用木材52立方米。椁室用厚重的松木大板构筑，长6.73,宽4.9,高2.8米,下垫木和两层底板,再树4块壁板和4块隔板,便形成居中的棺房和四周边箱,上部覆盖顶板和两层盖板。4层套棺用榫属木材制作，内壁均髹朱漆，外表则各不同。外层的黑漆素棺体积最大，长2.95，宽1.5，高1.44米，未加其他装饰。第2层为黑地彩绘棺，饰复杂多变的云气纹及形态各异的神怪和禽兽。第3层为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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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棺，饰龙、虎、朱雀和仙人等祥瑞图案。第4层为直接敛尸的锦饰内棺，盖棺后先横加两道帛束，再满贴以铺绒绣锦为边饰的羽毛贴花锦。3号棺的棺室南边箱多一纵梁。套棺3层，外棺和中棺的外表均髹棕黑色素漆，未加其他装饰，内棺则在加帛束之后满贴以绒固锦为边饰的绣品。2号墓从残存的痕迹看来，结构和1、3号墓不同，椁内置2重棺。
女尸及衣衾 1号墓的女尸经病理解剖表明，虽然经历了2100年，身体名部位和内脏器官的外形仍相当完整，并且结端组织，肌肉组织和软骨等细微结构也保存较好，这在世界上尸体保存记录中是十分罕见的。临床医学检验表明，死者生前患有冠心病、多发性胆结石症，以及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症，血吸虫病等多种病变，为研究尸体的保存以及古组织学，古病理学，古代疾病史和中国医学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科学资料。
女尸身着丝绵袍和麻布单衣，足登青丝履、面盖酱色锦帕，并且用丝带将两臂和两脚系缚起来。然后包裹18层丝，麻衣捆扎9道组带，又覆盖两件丝棉袍。女尸出土时，浸泡在80公斤的无色透明棺液之中，但不是防腐剂，而是水分。 随葬器物，放置边箱中为主，有满盛衣物、食品、药材等物的竹笥、漆器、木俑、乐器、陶器，以及“遣策”竹简。1号和3号墓的锦饰内棺上都覆盖彩色帛画，3号墓另外还有帛书和兵器。
“遣策”竹简，详细记载了1、3号墓内的随葬品情况。1号墓321、3号墓410枚。内部均为逐件记录随葬物品的名称、数量和各种物品的分类小计。1号墓是：用漆木制九鼎、七鼎和三鼎、二鼎的酱和酒，用布囊盛入的粮食(禽、蛋、龟类也在内)，用陶器盛放的酱和酒，用布囊竖放的粮食，以及漆木家具，梳妆用品，丝织衣物、乐器、扇、席和土质、木质的明器，但没提到尸体的衣衾及木俑。简文所载与墓的实物有出入，但相符者多，且可根据简文定某些器物名称。3号墓除大部同1号墓相同外，还记载了车骑、乐舞、童仆等侍从，包括所持仪伐、兵、乐器等。
彩绘帛画 1号墓和3号墓内棺上的彩绘帛画，保存完整，色彩鲜艳，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两幅帛画的构图基本一致，全长米许，均作“T”字形，下垂的四角有穗，顶端系带以供张举，应是当时葬仪中准备的旌幡。画面上段，绘日、月、长龙和蛇身神人等图形，象征天上的境界；下段绘蛟龙穿壁图案，以及墓主出行、宴享等场面。 “非衣一丈二尺”即指这种帛画。两墓帛画的主要差别在于墓主形象，1号墓为女性，3号墓为男性。3号墓棺房悬挂的帛画，西壁保存较好，长2.12，宽0.94米，绘车马仪仅图象，画面尚存一百多从像，几百匹马和数十辆车；东壁的帛画残破严重，所绘似为墓主生活场面。
纺织品和衣物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各种丝织品和衣物，年代早，数量大，品种多，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史料。1号墓边箱出土的丝织品和衣物，大部分放在几个竹笥之中，除15件相当完整的单、夹绵袍及裙妹、手套、香囊和巾、袱外，还有46卷单幅的绢、纱、绮、罗、绵和绣品，都以荻茎为骨干卷扎整齐，以象征成匹的缯帛。3号墓的东西，大部分已残破不成形，品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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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和1号墓的东西，大部分已残破不成形，品种大致和1号墓相同，但锦的花色较多。最能反映汉代纺织技术发展状况的是素纱和绒圈锦。薄如蝉翼的素沙单衣，重不到1两，是当时纺技术发展程度的标志。用作衣物缘饰的绒圈锦，纹样具立体效果，需要双经轴机构的复杂提花机制织，其发现证明绒粗织物是中国最早发明的。从而否定了过去误认为唐代以后才有或从国外传入的说法。而都花敷彩纱的发现，表明当时在印染工艺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保存较好的麻布，发现于1号墓尸体包裹之中，系用苎麻或大麻织成，仍具相当的韧性。
帛书和医简，两样均出自3号墓东边箱的长方形漆盒中。帛书大部分为宽48厘米的整幅帛上，折叠茂长方形；少部分写在宽24厘米的半幅帛上，用木条将其卷起。经整理28件。其中除《周易》，《老子》有今本传世外，绝大多中足古书，此外还有两幅古地图。这是中国考古学上古代典籍资料的一次重大发现。 医书简两卷200支，一卷内容与《黄帝内经》相似，讲的是善生之道，另一卷为房中术。
乐器，1号墓出二十五弦 瑟 。不出土二十二管竽和一套竽律。3号墓除瑟 、竽外，又有七弦 琴和多孔箫。12支一套的竽律制增添了物证。
漆器和木俑 漆器共约500件，1号墓184，3号墓316件，主要为木胎，或夹 苎 胎。器物有生活用具和家具等。
1、3号墓共出木俑100多件和30多个盛肉食品、谷物、果品和香料的竹笥。
满城汉墓
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位于河北省满城县陵山上，是中国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196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工作队进行发掘，并于1980年出版了《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下。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庶兄，景帝前元三年（前154）立为中山王，在位42年，死于武帝元鼎4年（113）。窦绾字“君须”，其名未见史籍，死后稍晚。
墓葬形制 这两座墓位于陵山主峰东坡接近山顶处、南北并列、属夫妇并穴合葬。墓室开凿在山岩中。刘胜墓长51.7，最宽处37.5，最高处6.8米，窦绾墓全长49.7，最宽处65，最高处7.9米。两墓的形制和结构大体相同，由墓道，甬道、南北耳室、中室、后室6部分组成。中室和后室有石门相隔。墓道口刘胜墓用土垣、窦绾墓用砖砌筑，再次铁水沤灌封门。刘胜墓甬道，南北耳室和中室，窦绾墓的中室，原来在岩洞内还建有瓦顶木结构房屋，但早已腐朽坍塌。两墓的后室，包括放置棺椁的主室和一个象征浴室的小侧室，均系在岩同中修建和石屋。刘胜墓内设置了一套完整的排水系统，窦绾墓也有排水设施。两墓各洞室的顶部，均作拱形或穹窿顶周壁为弧形，符合力学原理。另外在陵山顶上还发现当时用于祭祀和祠庙的遗迹。
棺椁和玉衣 刘胜为一棺一椁，窦绾是有棺无椁。刘胜的髹漆棺椁置于汉白玉石的棺床上。窦绾的镶玉漆棺装饰颇为特殊。棺内周壁用192块玉版镶嵌，棺外壁镶嵌玉璧，棺外及左右侧壁各镶8块，前后端均嵌大型玉璧一块。这各嵌玉漆棺是考古首次发现。
刘胜和窦绾均以“金镂玉衣”作为殓服， 即玉衣，又称玉匣或玉柙，是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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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皇帝和贵族死后的敛服。据《续汉书•礼仪志》，由于等级不同，玉衣有金镂、银缕、铜数之分。这三种玉衣考古中都有发现。满城汉墓的两套金数玉衣，形状如人体，全部由玉片制成，再加上金丝加以编缀，刘胜的玉衣有2498片，用金丝1100克。这两套玉衣是中国考古工作中第一次发现的，也是有准确年代的玉衣。
随葬品的位置，墓内各同室都有随葬品。以刘胜墓为例，南耳室和甬道是车马房，内有安车、猎车等6辆，马16匹、狗11只、鹿1只。北耳室代表仓库、磨房、放置大量不同类型的陶器、如酒缸、肉壶、粮瓮，还有鼎、釜、甑、炊器及盘、耳杯等饮食用具。石磨下有铜漏斗，附近有一拉磨牲畜的遗骸。中室模似刘胜生前宴清宾客的宽大厅堂，摆满了蒸煮食物的用器。鼎、釜、装酒用的锤、罍、链子壶、日常生活用的绢、盒、灯、熏炉等大量铜墙器，各和铁、银、漆、陶器。还有的侍从妇仆俑，以及出行的使用的仪仗。厅堂中、南部张没两具帷帐，已朽，上存铜质的帐物。后室是象征卧室的内室，放置棺椁及许多贵重物品。有铜、铁、玉、兵器，有金饼和大量五铢钱。还有作为奴婢的石俑。在象征浴室的小侧室内，西置了盒、罍、灯、熏炉等铜器，一块搓澡石和一个男仆俑。窦绾基随时葬品在局如同刘胜。只是随葬品较少，中室的铜器多明器。车马置于北耳室，陶室在南耳室。
随葬品 两墓共出随葬器物4200多件，可分为陶器、铜器、铁、金银器、玉石器、漆器，纺织品以及车马、俑、钱币等类。陶器数量最多，铜器次之。
两墓有不少精美的铜器，如“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错金银鸟篆文壶，鎏金银蟠龙纹壶和鎏金银镶嵌乳丁纹壶等，都是汉代铜器中难得的艺术珠宝。“长信宫”灯作宫女跪坐持物状，通体鎏金。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可以开合，随意调节光和方向。宫女体中空，可以拆卸。右臂和烟炱可以通过右臂容纳于体内，从而保持室内的清洁。其设计精巧，工艺水平之高，灵人惊叹！
刘胜的一柄佩剑，经分析检验，是“百炼钢”新工艺的雏形产品。还有灰口铁铸件和固体脱碳钢产品是中国迄今出土最早的。另外，一种三棱状的铜族，曾铬化处理过。防腐耐磨。这是一个发明，冶金史上的奇迹。
刘胜墓所出古代针灸的金银医针和用于计时的铜漏壶，分别为研究医学史及天文谠史提供了重要材料。还有铁铠甲及帷帐的铜带钓，也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其铁铠甲属早期的“鱼鳞甲”。帐构经复原，一具为四角攒尖式的顶方形帐架，一具为四阿式顶的长方形帐架。
满城汉墓规模大，又未经盗掘过，随葬品极其丰富，对研究汉代考古和历史有重要价值。 参考资料
1《中国大百料全书•考古学》P316-318 ○
2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管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2. 中小型西汉墓
中小型汉墓的等级可按二十等爵制来划分。上面已叙述过二十级列侯（关内侯以上）诸侯王和皇帝陵的墓。从关内侯到一级公土有十九个等级。按照一般的分类，又把这十九等分成四等级。按照一般的分类，又把这十九等分成四等墓。即（甲类墓主相当于诸侯王、列侯等级）：乙类墓相当于十九级爵关内侯至九级爵五大夫的等级（先秦时的上卿）：属于郡守至县令这些官职。丙类墓主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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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级爵公乘以下诸级的等级，也就是具有五百石官秩以下的下层官吏身份。丁类墓相当于八级爵公乘以下无官秩的庶民身份。戊类墓主大致是无爵庶民。另外，肯定还有赤贫农民墓，因发掘材料较少暂不归类。 a西汉早期墓葬的分类 ○
乙类：单棺或二、三椁箱的中型木椁墓，椁长三、四米以上，随葬品有：偶车马数件，铜漆礼器如鼎、盒、壶、钫、甑等各二件左右铜、漆用器如食奁、镜奁、樽、盆、耳杯、灯、熏炉等各数件，但耳杯往往达数十件，日用陶器如陶罐等数件，璧等玉瑞器一、二件，或有玉剑一、二件，木俑一、二十件。这类墓葬如湖北大坟头M1。
丙类：小型单椁或单棺空心砖墓，少属为单棺土圹或土洞墓，墓长二、三米左右。随葬品有：偶车马器一套，仿铜陶礼器如鼎、盒、壶、钫、小壶、一般各二、三件，或可达四件；陶俑一、二件，或有少数铜镜，带钩等。
丁类：单棺土坑或土洞墓，少数为单棺单椁空心砖椁墓。随葬品主要是陶罐二、三件，有的有俑一、二件，少数个别有铜镜，带钩等。 b西汉中、晚期墓葬的分类 ○
乙类；中型木椁墓，墓长一般在5、6米以上，或仿洞室墓而作或前后室或多室。夫妇合葬。随葬品一般是铜、漆器和仿铜、漆陶器俱有；大致各有鼎、盒、壶、钫等礼器名二件左右和奁、熏炉、灯等日用器名一伯：偶车马或船数件，漆奁、盘、耳杯等数件，仓、灶、井等模型明器；俑中出现了农奴俑。这类墓葬如长沙伍家岭M204、M211，识字岭M237，河北万安北沙城M6等。
丙类：中型带耳室的空心砖或小砖墓，少数系土洞墓（关中、关东）、木椁墓（江淮），墓长4、5米左右。到王莽前后，无论是关东或江淮地区，都出现了前、后室的小砖墓，夫妇合葬。随葬品中铜器极少，仅铜镜等一、二件，陶器主要有四类：一是鼎、盒、壶（大小不等）等传统礼品，鼎、盒多为各一、二件，壶往往多达一、二十件；二是罐、酒瓮等各数件；三是仿漆的酒樽、耳杯、案等一、二套；四是仓、灶、井等模型明器、陶色多达五、七、九或十三套。
丁类：有耳室的土洞墓（关中、关东），墓型略同丙类，但不有砖砌，少数用砖铺地，随葬品略似丙类，但不出鼎、盒和尊、 这类仿铜、漆的礼器和实用器，陶壶亦只有一至三件左右。
戌类：大小仅可容身的小型土坑或土洞墓，或用薄棺，或用陶棺，或用板瓦瓮棺。随葬器很少，有数用一、二件陶罐及铜钱数枚（关东关中）。 1洛阳地区（烧沟）汉墓。 ○
洛阳汉墓在五十年代就进行过一系列的发掘，已见诸报导的有：1953年烧沟发掘的225座，1953-1955年中州路西工段）和汉河南县城城垣附近发掘的五十座。1954年在涧西周山发掘的八十一座，1955年涧西十六工区等处发掘的八十余座，1955年涧西十六工区等处发掘的八十作座，1957-1958年金谷园和七里河发掘了317座，1957-1959年在烧沟等地发掘了200多座。以后二十年中，又有一些零星的发掘，经过发掘的汉墓，累计在900座以上。
烧沟汉墓是洛阳地区的代表墓葬群《洛阳烧沟汉墓》报告的问世，不仅对关东地区的汉墓断代具有标尺性的作用，而且对全国性的汉墓断代一样有参照物作用。因此，介绍各地区的中小型汉墓以洛阳烧沟汉墓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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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沟在汉河南县城的东北边，墓地范围27万平方米。据钻探资料，墓葬总数可能在千座以上，大体是按时间顺序自东向西分布的。1953年发掘的两汉墓葬225座，出土随葬陶器四千七百余件，其它各类器物二千多件，钱币一万一千二百多枚。资料完整，时代明确，最富有代表性。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与器型演变，这225座墓划分为六期，结合铜镜和钱币的断代学研究，以及个别器物上的纪年铭文，进而确定六期的大致年代范围：西汉三期，约从武帝到王莽；东汉三期，从光武到献帝（东汉考古章节中讲述）。
由于烧沟汉墓缺少西汉早期的材料，可以将1954年以涧西周山附近清理的二十五座早期的汉墓资料归入分期，这样对洛阳汉墓的编年，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期 相当于西汉早期。据涧西周山的资料，有单棺空心砖墓和单棺土洞墓两类。空心砖室构筑于带竖井墓道的土圹洞室内，洞室作长方形，平顶，其形式与战国晚期的土洞墓类似。空心砖一般长2-3，宽约1米，略大于绾，显示仿自过去的木椁，或者说是以空心砖室代替木椁。葬式均为仰身直肢。随葬品主要置于洞室一侧的小耳室内。陶器的基本组合是：鼎、敦（盒）、钫、小壶或是鼎、敦、壶、小壶各一、二件。另外常见陶俑头（木质俑身已朽）一、二件。铅质小型车马饰明器一套。在棺内外，或置铁刀、剑、铜带钩、铜镜和半两钱数枚。
这一时期的单棺土洞墓，墓型模仿单棺空心砖墓，但洞室狭小，平顶，高60-70厘米，仅可容具木棺。器物放在耳室内，一般是二至四个陶罐。铜镜、半两钱置于棺内骨架旁，有的也出陶俑头一个。土洞墓与空心砖墓的明显区别，在于没有空心砖筑的椁室和仿铜礼器，这应是墓主身份不同所致。
同一地点的西汉早期儿童墓，以陶棺为葬具，一般随葬小半两钱数枚，有的放小陶罐一、二件或陶俑头一个。
第二期（包括烧沟报告一、二期）相当西汉中期。这期存在着两类墓葬： 一类墓只见于烧沟，以单棺空心砖墓和单棺平顶土洞墓（烧沟报告“平顶墓”1式）为主，但已经开始出现夫妇合葬的双棺空心砖墓。其中有的可明显看出是葬入第二个死者时，再扩建墓室，另辟耳室，并增放一套随葬器物。这种被称为”两次造”的双棺空心砖墓，显然是由单棺墓向双棺墓转变的过渡形式。随葬品与长一期土洞墓相似，大、小陶罐增至数件，常有陶俑头一个，铅车马饰一套，或出草叶纹、星云纹铜镜，显着的变化是西汉五铢。这类墓葬可与第一期的平顶土洞墓街接，时间大致在武帝元狩五年至武帝末年或昭帝时期。这一类墓的随葬品比较贫乏，没有仿铜礼器，表明墓主身份可能较低。
二类墓以双棺空心砖墓（烧沟报告“平顶墓3式）和“两次造”双棺空心砖墓（烧沟“平顶墓”2式）为主；单棺空心砖墓仍有遗存；带竖井墓道的小砖券墓或是仿照这种小砖券墓的弧顶土洞墓开始出现，夫妇并穴合葬为同穴合葬所代替。一般在两个耳室内各置一套陶器，器物组合为鼎、敦（盒）、壶、仓、灶、罐、瓮、有的伴出洗、盆、碗等。仿铜礼器仍占重要地位，但已不是按严格数目配套，一般是鼎、敦各一件，大、小壶三、五件，或多至十余件。仓、灶模型的普遍出现是另一显著特点，一般有仓五件，灶一件。随葬铜镜常见日光镜，昭明镜、个别墓葬出四凤四鹤纹镜和星云镜，共存的钱币为西汉五铢，间杂有半两钱。这类墓开始时与一类墓并存，其下限可到宣帝前、后。
第三期（烧沟报告的第三期前期）相当西汉晚期。盛行带竖井墓道的小砖券墓和仿照小砖券墓的弧顶土洞墓。主室平面长方形，后部置双棺或三棺（应为墓主及前、后妻），前部的两侧建平面呈“T”字形的耳室，耳室横出部分置偶车马（家征车马厩），凸出部分置模型明器（象征仓厨）。这一时期仍有空心砖墓，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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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是模仿拱券顶的形式搭成梯形墓顶。1957年和1976年先后发现的两座壁画墓，主室用空心砖构筑，梯形拱顶，两侧耳室用小砖拱券。1957年发现的壁画墓，还在主室中间砌筑隔墙形成前、后室。这期后段开始出现前室穹窿顶后室券顶的小砖券墓（以及仿照这种形式的土圹墓）。随葬陶器仍是每个耳室各一套，除继续上期的器型外，明显的特点是模型明器中普遍出现了陶井；随葬陶壶，陶仓的数量大增，陶壶一墓七至九件，最多达十六件，陶仓一墓常出五件或十件。根据陶壶上的题记，壶用于盛贮食物或饮料，原来作为“礼器”的意义消失了。仿铜器或漆器的陶熏炉、酒樽、釜、甑、灯、盘等出普遍出现。铜镜以日光、昭明镜为主，少数墓中有四乳四螭纹镜、四乳镜、铜华镜等。
第四期（烧沟报告第三期后期）相当王莽前后。这时期流行前室穹窿顶，后室券顶的小砖墓（烧沟报告称为“单穹窿顶墓”）。前室平面呈方形，后室平面长方形。耳室缩小或不设耳室。一部分土圹墓也做成这种形式；或前室土圹，后室砖砌；或在前室旁增筑侧室。有的一墓放置三棺、四棺，其关系似为墓主及先、后妻；或是父子两代同墓分室合葬。随葬品中的成套陶器主一放置在前室，比前一期增加了方盒、案、耳杯、勺等新奠器。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墓内合葬多少人，一般只随葬一套奠器。新出现的铜镜有四神规矩（博局）镜，几何规矩镜、禽兽镜、连弧纹镜等。钱币以新莽钱为主。这期的下限可到东汉建武十六年复行五铢以前。
第五期（烧沟报告第四期）相当东汉早期，仍以前室穹庐顶，后室券顶的前、后室墓为主要形式。陶器组合和第四期区别太大，明显的变化是鼎，敦一类器物骤然送、减少，或有鼎无盒，或有敦无鼎，成套鼎，敦（盒）、壶的组合已不存在。铜镜以规矩（博局）为主。日光、昭明镜、四乳镜、变形四螭纹镜仍存在。新出现了云雷纹连弧纹镜。钱币以建武十六年铸行的东汉五铢（烧沟报告称Ⅲ型）为主，伴出王莽钱。
第六期（烧沟报告第五期）相当东汉中期。出现所谓“双穹庐顶墓”和“前堂横列墓”，并带有斜坡长墓道。前者是前、后室平面都近方形，筑成穹庐顶，前、后室之间以甬道相通。与这种砖墓并行的土圹墓，洞室后部空间相应增高墓顶纵剖面呈平缓的弹道弧线，即所谓“抛物线顶洞墓”。前堂横列墓是一个横置的平面长方形的墓室为主体，再根据合葬人多的多寡，开一至二个后室；有的并置侧室。后室和侧室都是顺置的长方形砖室，顶部采用“横券”。耳室已少见或仅作假耳室。也有仿照这种形式的土洞墓。随葬器物的种类和数量都较以前增多，家禽家畜模型和奴仆俑的流行是其主要特征，以鼎、敦为标志的“礼器”则近于消失。钱币与上期的相同。新出现的铜镜有夔凤镜和长宜子孙镜等。
第七期（烧沟报告第六期）相当于东汉晚期。其中有建宁三年（170年），光和二年（179年）初平元年（190年）三座纪年墓，为这期墓葬的断代提供了确切依据。此时流行横前堂墓，多人合葬。如烧沟M1035合葬11人，应是二代或数代合葬。器物组合与第六期差别太大。只是仓较罕见。陶壶变为筒状颈、扁圆腹，高圈足。书写镇墓文的扁腹大平底陶罐，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器物。1972年在七里河发掘的一座墓，除了习见的模型明器外，还有舞乐，百戏俑和酿造作坊的陶模型。这时期的铜镜，铜钱很复杂。新出镜型有位至三公镜，人物画像镜，四凤镜、变形四叶镜，三兽镜、还有铁镜。铜钱除沿用前期钱币外，还有轻薄的东汉晚期五铢，剪轮五铢，灵帝“四出文”五铢以及铁钱和铅、锡冥币。
综合西汉和东汉墓葬的分期，这七期在时间上先后衔接，基本上的反映了两汉四百年间洛阳汉墓墓制，葬俗的演变的连续和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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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早期流行的单棺空心砖墓，实际上是战国竖穴木椁墓的衍生物。武帝元狩以后出现的双棺空心砖墓，标志夫妻同穴合葬的开始。大约在宣帝前后始行小砖券墓，葬具有棺无椁，传统的棺椁制度至此不复存在。西汉晚期以来的多室砖墓，墓型设计模拟人居室，左右耳室用来放置陶器和车马饰，象征仓厨和车马厩；前堂置仿铜、漆器的案、酒樽、耳杯、长方饭盒等传食用具，宴享；后室和侧室安置棺木，似墓主寝居。随着合葬人数和随葬品的增多，墓内空间愈增大，结构愈复杂。概括起来说，由简单的长方形单棺空心砖墓向象征地上宅院建筑的多室砖墓发展，这是洛阳地区汉墓墓型演变的轨迹。
洛阳是东周天子所在地，旧的礼制传统很深，夫妻同穴合葬，随葬仓、灶一类模型明器，都比周围地区要晚。例如地处长安与洛阳之间的陕县，战国时的埋葬制度属于关东系统，入秦后很快接受关中习俗，改用釜、甑、罐、仓、灶随葬。而洛阳在西汉早期仍然沿用鼎、盒、壶、钫的礼器制度，直到西汉中期才发生变化。传统的仿铜礼器趋于衰落乃至消失；日常生活用具增多；反映大庄园生活的成套模型明器日渐盛行。随葬品的变革过程，在洛阳汉墓提示的十分清楚。
关于两汉家族墓的问题，洛阳地区汉墓也有典型的墓群。 我们知道，表示“族坟墓”制度崩溃的突出标志是墓地可以自由买卖。这样，社会地位和财富接近的人，自然就会购买地价近似的墓田为墓地。于是一处处墓地往往又包括若干。但是，一个大面积的墓地往往又包括若干家族的墓地，这样整个墓地的排列不象过去那样整齐，而仍可辨认出若干个成群墓葬，每个成群墓葬的墓穴排列又有一害的规律。
洛阳汉河南县城周围的墓群，就呈现出这种现象。例如城西涧河西岸舟山的汉初墓地，都是丙类和丁类墓，城东北的烧沟和城北的金谷园一带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墓地，也是丙类和丁类墓。金谷园烧沟墓地主要是丙类墓，其墓主主要是地主和下级官吏，所以就购买这种比较高亢之地为坟墓；而在古城西北约五公里涧河西岸的低洼之地，则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是贫苦农民或手工业者之坟地。 到西汉中晚期，一个墓地内出现家族营地的情况，在烧沟墓地中看得比较清楚。这里，属于宣帝至王莽前后的墓。普遍出现靠近的两墓方向相背的现象，这显然是为了表示墓主之间的亲属关系。这里的葬俗，一般皆为夫妇合葬，两座墓内是埋入两对夫妇，所以把这种相反方向的墓埋解为父子两代是比较妥当的。这就是说，此阶段洛阳一带盛行南、北方向（或一按南北，另一按东西）来区别昭位，穆位的墓穴制度。再观察烧沟墓地的东南部分，又可以所出铜印或陶瓮的刻划文字上，看到连成一片范围的M74、M94、M111、M133的墓主是郭姓，就可推断这几座墓之间的地段是郭姓营地。用同样的方法来观察，又可知郭氏墓地西北方向的M58为吴氏墓，南方的M125为商氏墓，M135为赵氏墓，东方的M88为章氏墓，M410为宾氏墓，M47和M407为氏墓。郭氏墓地周围的这些其它姓氏的墓葬，表明外面又是其它家族的墓地。这些墓除M410、M150A属武帝前后，M111属王莽前后外，都是宣帝前后，时代相当接近，这更可证明它们的是同一墓地内出现的不同家族墓地。
烧沟墓地的这种现象，“族坟墓”制至西汉中晚期已基本破环了。
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引起了葬俗变化。一般来讲，东汉前期的墓葬习俗与西汉晚期相当接近，而东汉后期的地主阶层上层分子的墓葬更能充分反映出豪强地主的总识形态——大家族墓地开始兴起，他们的墓地因而常常延续几个朝代。烧沟东汉墓群表现不太突出，河北无极有三十六座带封土堆的大墓分布在广大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就是从西汉晚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并魏以后的甄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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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墓。弘农杨氏是东汉至唐的著名大族之一。在陕西潼关吊桥发掘了杨氏七墓，七墓由东向西排列。
在河南陕县刘家渠的东汉墓地似是几个姓的墓地。M24为羊氏、M158为唐氏、M100是刘氏。三墓各居一处，在其周围又都分布着排列整齐的墓葬，下葬时间大体是先西后东。这显示出封建地主在封建伦理观念支配下，按照一是行辈序列而埋葬的迹象。 参考资料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P412-P414，文物出版社，1984年。 2关中汉墓 ○
关中，主要指的是渭河流域地区，陕南、陕北与关中汉墓相比，在特征上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研究陕西汉墓主要是对关中的汉墓作以分析。
截止目前为止，关中汉墓发现的数量估计已逾千座，但见于发表的材料才有几百座。
西汉早期主要存在竖穴土坑墓和竖井洞室墓两大类，即竖穴土坑带头龛、竖穴土坑无头龛、竖穴土洞墓道宽等于室、墓道宽大于墓室，墓道宽小于墓室五个型。不见砖室墓。洞室一般为长方形，墓顶有平、有弧，平顶居多。陶器组合可分二组，一组以鼎、盒、壶、钫等仿铜陶礼器为主，一组以壶、罐、釜、罐等生活用具为主。此时关中地区仓、灶已广泛流行，比洛阳地区要早一百多年，个别的墓中出现的陶俑头。这个时期的随葬品中多带“秦式”因素，如所出器物 、缶、鍪、蒜头壶等，和秦墓中的同类器物大同小异。陕西耀县和河南郑州岗杜两批西汉前期的秦人后裔墓，已很能说明这一问题。秦人的屈肢葬也有延续，但不是主体，关中地区仍以仰身直肢葬也有延续，但不是主体，关中地区仍以仰身直肢葬为主。西汉早期的铜钱都是半两钱，临潼床单厂汉墓还出过半两及铁半两。主要流行的铜镜是蟠螭纹镜、四乳草叶纹镜等，铁器有削、刀、釜等。该期发掘的墓群中，未发现有家族墓地的排列形式。但是夫妇并穴合葬的习俗已不如商周之时那样严格。该期关中还发现许多钳徒墓，这类墓的墓主身份，等级最低。墓坑较浅且多不规整，葬式有直有属，有的还带着刑，未见棺具及随葬品。
西汉中期以竖井墓道洞室墓为主，仍有竖穴土坑墓延续，斜坡墓道洞室墓开始流行。关中地区可以说相比全国其他地区，小型墓是最早流行斜坡墓道的。这一时期墓葬构造变化较大，空心砖，小砖券墓已开始出现（空心砖墓目前仅见于咸阳地区），它的流行时间在西汉中后期。墓顶都变成弧顶。关中不见洛阳地区即种典型的两次造空心砖墓。随葬品的组合的以鼎、盒、钫、壶、仓、灶、奁、罐等或釜、甑、盒、罐等为主。这个时期，西安地区性的汉墓随葬品中仿铜陶礼器成份较浓，即一种组合，相反远离京都长安的宝鸡地区的汉墓多为后一种组合，反映出了习俗上的差异。该期的铜钱主要是西汉五铢钱，伴出早期半两钱。铜镜中常见的是星云纹镜、草叶纹镜、日光镜、昭明镜等。家族墓已有出现、如杨陵饲料厂汉墓M34、M35、M36、M37。其排列是父辈在前、子辈在后，夫妇并穴合葬，和洛阳地区流行的同穴合葬有明显差异，表现出京都地区旧有有礼制的顽固性。
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关中主要盛行竖井墓道的弧顶土洞墓及小砖券、子母砖券顶的洞室墓，斜坡道洞室墓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砖券墓中以子母砖券十分典型。另外砖封门的习俗基本上代替了前两期常见的木板封门土坯封亦常见。随葬品的组合，鼎、盒、钫、壶等仿铜陶礼器成份开始衰退，大量流行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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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罐、仓、灶、奁等形式的组合。随葬品多放在墓室前部或两侧的耳室内。铜钱中有西汉五铢，也有王莽钱。铜墙铁壁镜中常见四神规矩镜、鸟兽带纹镜等，日光、昭明镜在西安地区也非常流行。该期，关中汉墓已多见夫妇同穴合葬的形式，但未发现家族墓的排列形式。
东汉早期，主要盛行的是小砖券墓及单穹庐顶墓，竖井墓道在该期趋于消失，大量使用的是斜坡墓道。随葬品中常见的是案、盘、耳杯一类的奠器，陶器组合仍以壶、罐为主。铜钱中有东汉五铢，也夹杂有王莽钱。铜镜常见云雷纹连弧纹镜，几何规矩镜。该期流域行夫妇同穴合葬，不见家族墓的排列形式。
东汉中期主要盛行斜坡墓道的穹庐顶墓，不见双穹庐顶墓。土洞墓顶多成抛物线顶。该期的阶梯斜坡墓道仅见户县朱家堡一侧（其余各期发表的资料也未见），这和洛阳地区盛行阶梯墓道存在明显的差异。随葬品组合仍以壶、罐为主，新出现的有家禽，家畜俑类，陶井也开始流行起来。铜钱为东汉五铢,铜镜中常见“长宜子孙”镜。该期不但夫妇合葬流行同穴同室，一墓合葬多人的情况已有发生。由于发掘材料较少，有待于考古进一步证明。
东汉晚期仍以“穹庐顶”墓为主，以合葬人数的多寡，开挖侧室或后室，所以该期墓葬平面图多样化。新出现的墓型为横前堂墓，新出现的器类主要是陶斗，舞乐伎俑等。陶器组合仍以壶、罐为主，仓井也是常见之物，猪和狗几乎每一墓皆有。铜钱有东汉五铢、剪轮五铢等。铜镜常见变形四叶纹镜、夔凤纹、君宜高官镜。该期合葬盛大行，合葬人数2-8人不等。家族墓排列以一次排列为主，一次性排列的家族墓中，存在着家庭合葬墓。
参考资料 韩国河：《关中地区中小型汉墓浅析》，1989年 3长沙汉墓（的发掘和研究） ○
长沙发掘的汉墓有一千多座，多数未经系统整理和研究，目前暂把两汉墓各分成前后两期，西汉前期定为武帝以前的七、八十年间，后期为包括武帝在内至新莽；东汉前期大约从光武帝至和帝；后期为安帝至东汉灭亡。（东汉墓放在东汉考古中讲）
西汉前期
已发掘的长沙汉墓以西汉前期墓为多。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基本上保存楚文化面貌。盛行土坑木椁墓，有带墓道和无墓道之分。墓道仍以斜坡式为主，台阶式开始出现。墓道尽头一般与椁盖平齐。无墓道的墓一般较小，垫木沟横贯两侧，椁室内设棺室和椁箱。椁箱的多少视椁室的大小而异。大墓（多为诸侯王或略低身份的墓）的椁室四周上下填塞木炭，木炭外面瑞填塞白膏泥。
随葬器物仍以陶器为主，稍不同的是，战国末期流行的鼎、敦、壶， 时变为鼎、盒、壶、钫。此外，常见甑、、罐、瓿、勺、熏炉、鐎壶等。陶胎仍以泥质灰陶占多数。但泥质硬陶也不少。硬陶器表常施黄褐色釉。陶器的花纹比战国复杂，同类器形也稍有变化。
铜器很少，一般占有铜镜、铜剑、器形和战国未期的大体相同。
漆器大量流行，主要有鼎、壶、钫、盒、奁、盘、案、耳杯等。器形同于同类陶器。在一些大墓中还有多子奁、圆案、长案等，制作精致。但金银扣的漆器不多。
大量使用泥质冥钱随葬是第沙西汉墓的一大特点。西汉前期以随葬泥“半两”和泥“郢称”为最多，少数是学杂费“郢爰”，“郢 ”。此外有“两”字泥版，“郢”字泥版。泥“半两”和汉初八铢半两，四铢半两相仿。泥版的形制与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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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仿，有单印的，有分成四个方格、六个方格、九个方格或多至二十四个方格。其中以压印整齐的十六方格泥版最为重要，表明它是横仿金板，也是以一斤为单位。横制金泥版的出土，西汉前期第沙地区仍流通楚国金币。
长沙西汉前期墓经常发现铁半两、钱文、尺子均与汉初四铢半两近似。这批铁钱可能是当地自行铸造，而不一定是汉宫延官工所铸。
在长沙西汉前期偏晚的墓中，开始出现有滑石制品。器形有璧、镜、耳杯、盘、剑具、带钓等。不见滑石器。璧一般正面有纹饰，有云纹、卷云、谷纹、圆圈纹。
西汉后期
共发掘了三百多座。墓制流行土坑木椁墓，多带斜坡墓道。墓道有斜坡、台阶、平台式三种，而以台阶式为主。墓道尺头一般与墓底平齐或稍高，这种变化和椁室变化有关。
椁室构筑在椁室内设置椁箱外，一般都在椁室前端设门，与墓道相街接；因元墓道尽头也由与椁盖平齐变为与墓底平齐。又由于流行夫妇合葬，墓室较宽大，承垫椁室的垫木也由横贯两侧变为纵贯两端。但也有的在墓底土壁上留出二层台，在二层台上架木板，形成椁室盖板，省去木椁的构筑。伍家岭M202即如此。有的墓底四壁沿边竖木柱，木柱上铺椁盖板。以木柱代替二层台，同样省去木椁构筑。
墓底的四周常挖有排水沟。排水沟内铺卵石。前期在椁室上下四周填塞白膏泥的作法已消失，这时一般上保存木炭蔌炭屑防潮。
把墓室分成前后两室的作法开始出现，前放陶鼎、盒、壶和漆器，后放木棺，有的在墓道入口处加设器物箱，如伍家岭M203，即器物箱后是中室、后室。有的把器物箱移到地上，与中室、后室构成之室鼎立的木室，职杨家湾M401（刘胜墓）。
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砖室墓。砖墓单室、券顶，个别有前、后室。 陶器仍分泥质灰陶和硬陶二部分。泥质灰陶除沿袭前期的鼎、盒、壶、罐外，樽、碗、盒、甑、釜、长方炉、博山炉等生活用具以及屋、井、仓、灶、猪等模型明器大量出现。其中，鼎、盒、壶、钫的随葬组合已被扩乱，四种各齐全者不多。 硬陶常施薄釉，以壶、罐为主。还有联罐。不论器形作风，都与广州西汉前期墓所出同类器物相似。
滑石器大量流行。新出现了鼎、壶、钫、扁壶、盒等容器，屋、井、仓、灶等模型明器。
铜器、铁器数量大增，铁兵器占大多数。剑、刀、戟很普遍。铜兵仅见弩机，但实用器普遍，如鼎、壶、钫、甑、鍪、洗、盘、镫等铜镜流行昭明、日光镜及四乳四叶纹、连弧纹、云气纹，四虺纹、禽兽纹和规矩四神镜。
漆器有盒、盘、奁、耳杯等。夹胎和金银扣苎器增多。平脱金银箔贴花工艺流行。随葬木车，木船模型是长沙西汉后期墓的另一特点，伍家岭M203，出木车伍辆，木船一只。
随葬泥质冥钱还相当普遍，但泥半两和泥郢板近于绝迹。代之是泥五铢及泥金饼，以及它们的实物。
玉石佩饰流行，最多的是小环及串珠。有璧、剑饰、玲、填等。此外有玻璃璧、珠、杯、串珠等。估计后者一部分是从南海参渚国经广州传入。
长沙西汉后期墓以杨家湾M401及汤家岭M1较重要。
M401有坟丘、墓道、前后墓室。前室前部并列二木室，放置随葬品。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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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刘骄”的龟钮，银印一枚。为长沙王亲族。
M1有墓道，土坑木椁墓。出铜器101件。有阴刻“张谝君”名示的器物。因其墓距刘骄墓不远，可能是同长沙王族有关人物。
已发掘的长沙东汉墓约二百多座，大多是小型砖墓，而且多数被盗掘，出土物不多，不足以反映长沙东汉时代的物质文化面貌。
东汉前期，多流行砖室墓，且都有坟丘。墓室以单室券顶为主。少数为前后室、或前后两室带耳室，或两室并列。土坑墓少见，且多在墓底铺砖，一般仍有斜坡墓道或不规则 的台阶式墓道。墓底垫木沟的纵横两端，但也有不设垫木沟，而以砖砌棺床代替。西汉后期流行在墓底挖排水沟的作法也相应消失。随葬品仍以陶器为主，流行案、耳杯、洗、勺、盘、樽等为组合的奠器，屋、井、灶等模型明器也占有重要地位。礼器趋于绝迹，一般只有鼎。该期还流行西汉以来的硬陶和黄褐釉陶，红胎绿釉陶已出现，但为数不多。青铜器多是杂用器如长颈瓶、盘、碗、盒、洗、鐎壶、镜、尺等，铜兵器有弩机，偶见铜矛、剑、刀。铜镜沿袭西汉时的日光镜、百乳镜、规矩鸟纹镜、神兽镜及各种铭文镜，铜钱主要是东汉五铢，西汉五铢和王莽钱。铁制的生产工具和兵器占绝对多数，漆器、玉石器不多见，有也不如以前精致。玻璃、玛瑙、水晶、琥珀、石黑等原料的珠饰，在前期很盛。
东汉晚期（后期）、都有坟丘，盛行多室砖墓多室石墓或砖石合构的多室墓。墓葬平面凸、中、亚、王字形皆有。耳室变侧室，前室多为穹窿顶，高于它室的券顶。随葬吕仍以陶器为主，组合同前期，红胎绿釉陶成为主流，开始出现瓷器。青铜器大减，制作粗略简单。铜镜以“长宜子孙”镜、“位至三公”镜、“十二辰”镜以及高浮雕式神兽镜最为流行，铜钱以东汉五铢为主，数量多，质量差。铁器沿袭前期，但各种饰品，数量大减。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P432-434，文物出版社，1984年。 4江陵汉墓的发掘 ○
1973-1975年，在湖北江陵纪南城东南隅的凤凰山，先后发掘了八座西汉文景时期的墓葬。其中三座有纪年，M168为文帝十三年（前167），M10为景帝四年（前153），M9为文帝十六年（前164），其它五座、年代相仿。故这八座墓成为江汉地区同期墓的断代标尺。
都是竖穴木椁墓。有两组并穴合葬的（M8和M9M168和M169），其男女相对位置为男右女左。右墓坑较深，左墓坑较浅，但墓向一致。间隔仅数十厘米，棺室均靠近相并的一侧。M168墓坑长6.2、宽6.2、深近9米，一椁重棺，并有斜坡墓道。其余墓依次渐小，皆一椁单棺，无墓道。从墓葬形制看，仍保留着当地楚墓的某些特点。 即分室成箱，椁盖上覆盖竹席或苇席，四周填青膏泥，个别棺底有雕花笭床等。但木椁都做成长方盒形，棺室与头、边箱之间普遍设象片性的门、窗。近似云梦秦墓。在椁室填土中有瓮、钵一类陶器盛果器，竹笥等。
棺饰多有内外两层细绢棺罩和中间一床编竹组成，和马王堆M1不同。木棺皆有内外髹漆。羞和壁板之间或子母扣合或用暗楔嵌合，然后填漆密封。棺周接近暗楔部位有麻布或麻绳捆扎的“棺束”。
M167的尸体用多层丝织品包裹，其外横扎线帛三道。另外几座墓的“谴策”中有关于衣衾的记载，包括禅衣、复襦、裳、裙、袭、衾等。
M168及M10墓主为“五大夫”爵位。
随葬品较多沿袭秦墓特点，无鼎、盒、钫、壶一类仿铜礼器，而是仓、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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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盂、瓮罐等陶明器随葬。车、船、马、牛、猪、狗等家禽模型也已相当普遍。除少量钱币；铜镜、带的外，绝少铜容器，漆器占主要地位。八座墓出漆器五百多件，形同马王堆M1，M3同类器物，烙印戳记征实两地出土的漆器同是成都市府漆工作坊的产品。
M169的边箱内有一组墓主生活的模型器物，M168的骑兵俑、奴婢俑、轺车、安车、木船等均置头箱，意在表示墓主出行。木俑的身份除驭手和各种家役奴、婢外，还有男、女生产奴隶。
M168的男尸保存完好，年令55岁左右。比马王堆女尸还好。但深埋、密封不如马王堆。且马王堆M1棺液呈弱酸；但M168的棺液为弱碱性。
所以说，古尸防腐之谜有待于从尸体、棺液、和棺内、外环境进行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和临床医学多种的综合考察研究。
大批木简、竹简出土，也很重要。都为隶书，共四千余字。性质有“谴策”、“告地策”、文书、契约、帐目等。
（M108的竹牍“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内容格式同地上文移。记载着死者姓名、里居、爵位。下葬年、月、日）。 5两广汉墓的发掘和研究 ○
两广地区已发掘汉墓约二千座。其中广州、贵县两地约占半数。广州汉墓已成《广州汉墓》报告（上、下）它的研究成果，为岭南地区代考古学建立了可靠的标型序列，极大地开扩了对汉代岭南地区的社会历史认识。
秦至西汉前期（前224-前20）人、南越王前207-前111）。
这个时期的墓葬主要是土坑墓和木椁墓。土坑墓没有墓道，墓室是一个狭小的长方形竖穴；有棺无椁，结构简单。木椁墓一般也没有墓道，墓室也是长方形竖穴，有棺有椁，棺椁都是单层的。椁底常有横放的枕木承垫。墓底经常挖成方形或圆形的腰坑，腰坑内放置一件陶器。有的还在墓底铺一层小石子，广州的星期汉墓则普遍用海沙回填。
流行单葬，但合葬在广州已开始出现。
两广均属酸性土，棺椁及骨架大都腐朽，随葬的青铜器也都锈蚀残碎。土坑墓的随葬品一般只有几件陶器。木椁墓除陶器外，一般还有铁器、铜器和漆器。铁器有剑、戟、矛等兵器，凹口锄、镰、斧、凿、水电等生产工具，三定炉、三足架，带钩等杂器。还有刮刀。铜器有甑、匜、鍪、戈、矛、镜、提筩、壶、钫、盘口鼎、扁茎剑、双肩铖。漆器有盘、奁、盒、数量不少，但已朽。
出土陶器可分二大类。一类是中原汉墓中常见的鼎、盒、壶、钫，多属泥质软陶；另一类是富有地方特色的瓮、罐、瓿、三足罐（包括各种联罐）、小盒、三足盒、全是泥质硬陶。硬陶占70%，以灰白色为主，少数呈灰红色。部分施釉，呈黄褐色。釉极薄、易脱落，上有印纹、刻划纹，凹线纹和彩绘四种。硬陶的器表上面常见数码刻记或文字。
广西汉初墓出土的陶器也有类似的情形。如平乐银山岭出土的泥质硬陶就是这样。表明了南越和西瓯越在文化面貌上的共同性。稍有差异的是，银山岭的战国末汉初墓，一般都随葬实用的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组合比较有规律。估计是西瓯抗击秦兵屯戍吏座的遗留物。
两广接连楚地，与楚文化关系密切。不论墓葬形制，还是随时葬器物，都与长沙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说明楚文化对两广地区的强烈影响。但是两广地区还有自己的特殊文化，如部分青铜器的器形，和泥质硬陶器的器形，花纹等。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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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烈的地方色彩。
还应着重提出的是汉初的广西，二座独特的少数民族首领的墓葬。即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和西林铜鼓墓。
西汉中期，约自武帝元鼎六年灭南越至元成年间（前111～前7年）
这个时期的两广墓葬，大部分还是发现在广州，韶关、增城、贵县、梧州、平生等地也自较多发现。这个时期仍流行土坑墓和土坑木椁墓，但带墓道的木椁墓和夫妻合葬也很流行。广州还出现一种把墓室隔成上下两层的构筑法。它是先在墓底纵列枕木两根，枕木上平铺木椁底板，底板四周以大木垒筑椁室。椁室平面呈长方形，分上下两层，上层置棺木，下层放随葬器物。在前面又隔出前室。椁室门口多数采用并列木柱封闭。这种构筑，显然是仿干欄式建筑。椁室门口并列木柱封闭，表明先后入葬的风习很盛行。其它地区的上下层椁室墓，一般到西汉晚期才开始流行。
广州西汉中期墓的随葬品与前期比有较大变化。常见于中原的鼎、盒、壶、罐，盒大量出现，且多施釉，但纹饰趋于简朴；带有地方特色的瓿、三足罐、小盒、三足盒等硬陶器大多减少；滑石器、井、圈、仓、灶、座等模型明器普遍出现。可以看出，地方色彩漆薄，中原文化特点显现。
木船模型、各种珠玉饰品也开始出现。 西汉后期
两广的西汉后期墓较多，合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地点。从前期流传焉的土坑墓，这时近于绝迹。大量流行的是带墓道的双层木椁，有的还在上层的棺室旁隔出边箱，以放置随葬器物。在椁室前部采用横列式构筑，形成一纵一横的两个墓室，这是该期在广州新出现的一种葬制。这种葬制，应是东汉大型砖室墓墓前堂布局的前身。合浦望牛岭还有一座由墓道、甬道、主室和两个耳室组成的木椁墓。推测墓主是九真郡郡守。
广州西汉后期，随葬品较多，器物造型风格同于中原地区，地方器物近绝，随葬船、屋、井、困、仓、灶、家禽畜、托灯俑等多种模型明器。还有水果和调味香料及农产品，粮食果品和玉石串珠是该期的明显特点。铜镜为日光，昭明、清白镜、铜钱是五铢、王莽钱。其中串珠有的来自南海渚国，托灯俑是南海渚国人。和中字形砖室墓。中字形为前室穹窿顶后券顶的墓，后室较长，比前室、甬道高出一级。
随葬品中，象征大土地庄园生活的田园宅院落、俑人车马、畜禽明器，在大墓中经常成套出现。供祭奠用的鼎、盒、壶、奁、案、耳、杯、薰炉和标志财富的楼阁、仓、困、井、灶仍大量流行，而且出现不少亲器形。如长颈壶（瓶）、龙首勺、双耳直身罐、侈唇罐、四耳扁罐。西汉流行的匏壶、提筩、各种缮罐逐渐被淘汰。干欄式陶座少见，流行的是曲尺式陶屋和三合院式陶屋。
此外，还有彩画楼船和大量珠饰品出土。铜镜以规矩镜、四神镜、鸟兽纹匀为主，同时流行“长宜子孙”、“群宜高官”等吉祥语铭文镜。钱有王莽钱、西汉、东汉五铢。
东汉前期，约从光武帝至和帝时期（25-105年）。
该期现有西汉后期流行的土坑木椁墓，也有新兴起的砖室墓，同时还存在介于二者之间的砖木合构墓。
这时的木椁墓，除了沿用双层椁室的构筑形式以外，还出现了一种“假二层”椁室结构，或称“二级二层木椁墓”。这种墓是双层木椁墓的简化，即把墓底挖成前低后高的二级，器物室往前推，与前室同处在前低的部位上。棺室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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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建在后室坑底上。由于器物室缩短，随葬品除一部分仍放器物室以包，在棺室的一侧隔出一个边箱，放置另一部分随葬品。
砖木合构墓同“二级二层木椁墓”相似，不同的是在墓壁或墓底开始用砖。 两广砖室墓是东汉出现的亲类型。这个时期的砖室墓比较简单，流行长方形券顶砖室墓。
东汉后期
发现的东汉后期墓集中地区有广州沙河、佛山、南海、增城、徐闻、合浦、贵县、梧州等地。
该期大量浒的砖室墓。土坑木椁墓在广州很少见。徐闻、荔浦、富州、钟山、昭平、蒙山等地还流行的一种颇具特色的石室墓和砖石合构墓。砖室墓除平面长方形和中字形以外，还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多室砖墓，这是几代人合葬一墓的墓室。石室墓的构筑简单，和砖室墓差不多，但较少。广西荔浦的石室墓，墓室平面呈刀形，即甬道开在墓室前端的侧。墓壁全石面石砌筑，拱券顶。徐闻的震惊石合构墓，平面长方形，顶部用砖起券，四壁和墓底砌大志伯长方形石板，个别有在墓底铺砖的。石室墓平面也作长方形，全用石板搭盖。石板来自附近 海里的珊瑚石。
随葬品多寡不一，广州、佛山、贵县、梧州的多室砖墓，随葬品丰富，器类和前期差不多，但器形变化不少。最具特色的是水田附船模型，三合院式的陶屋、壁垒森严的城堡。形体厅特托灯俑、侍俑和装备齐全的陶船模型。又耳罐、圈足碗等釉陶器数量增多，有一部分发展成早期青瓷。铜镜以蝙蝠柿蒂纹纽座镜、四兽纹镜、高浮雕龙纹镜和“位至三公”镜。铜钱以东汉五铢为大宗，剪轮钱，绺环钱、四出五铢钱、王莽钱也不少。
东汉后期的托灯俑和侍俑更多，男女皆有。一般砖室墓和石室墓，随葬物不多。比较常见的是格纺陶罐。这种形式的陶纹在广州盛行于西汉，东汉时极少见。东汉时极少发现，连平、韶关、佛山、香港等地的东汉砖墓中也有出土，但数量不多。而徐闻、合浦东汉后期仍有妈现，说明徐闻墓的文化面貌与广州汉墓大体一致，但延续时间较长。到东汉后期，墓内仍不用陶制模型明器随葬，这一点与广州，贵县先进地也有所差别。
6山西汉墓 ○
山西省内发掘汉墓也不少，其中以朔县的秦汉墓发掘规模最大，发掘了秦汉墓葬1285座，这批墓葬年代从秦到东汉末，自成发展序列，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点，大体分为六期：第一期为秦至西汉初期、第二期为西汉晚期，第三期为西汉中期，第四期为西汉晚期，第五期为西汉末至东汉初期，第六期为东汉中晚期。
第一期，秦至西汉初期。该期的墓葬形制为无椁竖穴土坑墓和木椁竖穴土坑墓。随葬品很少，一般只有陶器1-3件，小件铜器只见个别墓葬。器形有壶、罐、釜、带钩、印章等。壶为浅盘口，方唇，直颈，鼓腹平底。罐为侈口，圆唇，短颈，圆腹，小平底。
第二期，西汉前期，可分前后两段。前段流行的墓葬形制同于第一期，少属墓的葬式为仰身屈肢。随葬品较多，器形有壶、罐、钵、不见釜，铜器中有三弦纽镜、山字纹镜、带钩、剑、布币、半两钱等，铁器中有锸、镢；玉石器中有玛瑙璧、玉 ，骨器有六博子，其它有泥弹丸。器物组合仍以陶器为主，壶多於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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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墓一般3-5件。壶除浅盘口的外，另有侈口，平沿，方唇，直颈、广肩、下腹收为平底的壶侈口、斜方唇、粗直颈、扁圆腹，平底的壶及浅盘口，尖唇，高直颈，扁圆腹，平氏的壶及浅盘口，尖唇，高直颈，扁圆腹，平底的壶。罐出现的新型有侈口，斜方唇、束颈、斜肩、直腹、假圈足。后段的墓葬形制除前段的二型外，新出现了横穴土洞墓，竖井墓道无椁土洞墓两种新型墓。随葬品器形有壶、罐、钵、盒，铜器有四乳四螭镜，草叶纹镜、带钩、印章、铃、牌、刷柄、镦、榆英半两，四抵消半两及八铢半两，铁器歃、镢，玉器有玛瑙杯。陶器演变规律出现一种喇叭口、平沿、尖唇、细长颈、扁圆腹、平底内凹的壶，小口微侈、圆唇、弧肩，腹部下收为平底的罐及大口外侈方唇稍内凹，圆腹、平底的罐。与前段相比，末段器形变大，纹饰以抹断绳纹带和弦纹为主。
第三期，西汉中期，该期流行的墓葬形制除二期的四型墓外，新出现了有墓道的土坑木椁墓，葬式大多为仰身直肢，个别有屈肢。随葬器类有壶、罐、盒、壶、鬳、钫等，其中鼎、盒、钵、鬳、等器物多有彩绘，不施陶衣，色彩单调仅有红、白二色，间以黄色点缀，有三角纹、菱格纹、网格纹和流云纹。铜器有草叶纹镜，四乳四螭镜，星云纹镜、印镜、锺、钫、（绢、与卧豹镇）鼎、鐎壶、洗、灯、熏炉等。钱币以五铢钱为主。较大的墓中都有夹贮胎漆器杯、肋、案等。铁器同前期。壶、罐器形大多为圆鼓腹，组合有三种，一是以铜器为主，二是以陶壶，陶罐为主，三是无随葬品。
第四期，西汉晚期，该期流行的墓葬形制，为竖穴无椁土洞墓，有墓道的土坑木椁墓，新出现了洞室木椁墓。随葬器物仍以陶壶、罐、鼎盒、鬳为主，新出现了灶，陶器彩绘发达，先饰自色或橙色陶衣，然后饰彩绘。铜器中灯镇（人形、动物形）、熏炉发达、锺、洗、同於上期，另有钫、尊、盘、灶、印章等。铜镜有阁下云纹镜，新出现了昭明镜，日光镜，四乳四螭镜、四乳八禽镜、重圈铭文镜。钱币以五铢钱为主，相当于烧沟的Ⅱ型。石器有砚。多数墓中还出有漆器，器形有案、盘、耳杯、奁盒等。随葬品组合分三种，一种以随葬铜器为主，二种以随董事会陶器为主，间有少量铜器，三种是基本随葬陶器的墓。
第五期，西汉末至东汉初期。该期流行的墓葬形制是竖井墓道无椁土洞墓、有墓道的土坑木椁墓、斜坡墓道洞室木椁墓、斜坡墓道室小砖券墓，最后一种墓型为新出现的墓型。随葬品中陶器以壶、罐、鼎、钵、盒、鬳、灶为主，新出现了盘、井熏炉，该期釉陶出现、彩绘趋于衰退，线条粗犷，构图呆板。铜器已不多见大件，与上期同类的器种形制变小。铜镜除上期的镜仍见流行外，主要有宽带铭文昭明镜、日光镜、日有喜镜和四螭镜、禽兽镜、铜印有桥形钮、兽形钮、钱币除五铢外，不定期出新莽钱。铁器中有铁刀，骨器中发现骨尺，漆器随葬也较普遍。随葬器物组合都以陶器为主。
第六期，东汉中晚期。该期共33座墓（材料较少），都为砖室墓（斜坡墓道）。有前堂穹窿顶后室券顶墓、单室穹窿顶墓、多室穹窿顶墓。随葬器物中陶器以壶、罐、 、钵、碗、灶、耳杯、案、井等为主，釉陶不多，货币以东汉五铢为主，未见铜镜发表。
总之，朔县秦汉墓的发掘，是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区秦汉考古的一次重大 收获，从一个侧而勾画出马邑城（陶器上多次出现“马邑市”的戳印）在秦汉四百余年听兴衰，反映了雁北长城沿线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为该地秦汉考古树立了一个断代标尺。 平朔考古队《山西朔县秦汉墓民掘简报》，《文物》1987年6期。 7河西汉墓的发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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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河西四郡是沟通中原与西域的走廊。地扼走廊车端的武威郡尤称富庶。它是今姑藏县故地，汉代武威郡治所在。这里的汉墓最多，大部分是西汉晚期和东汉墓。已发掘的有武威磨咀子、旱滩坡等几片较大的墓地。
磨咀子在武威域南15公里，祁连山下的河流西岸。自1957年以来，先后发掘七十二座年代从西汉末年到东汉中期。个别属东汉晚期。墓葬形制都是带斜坡墓道的单室土洞墓，个别带有耳室，或为合葬而在墓室一侧掏出“偏堂”。上有一座东汉晚期墓为双室土洞。
木棺放在墓室后部，大部分夫妻合葬，仰身直肢，头向墓门，但男女左右位置不定。棺底铺灰一层，灰土衬蒲度。西汉末年的M48。男尸头部蒙黄绢面罩，外穿黄褐色绢面丝绵袍，内上身着蓝绢襦，下着绢裤、蹬革履。衣殓后捆扎四道座绳，外覆麻布尸衾。女尸半高鬓，簪竹钗一枝，朱黄色绢覆面，外穿黄褐色麻布禅衣，腰束白织带，内上身着浅蓝色织面丝锦襦，下着黄绢丝绵裙。衣殓后扎三道丝带，无衾。其它大致相仿。随葬品中有彩绘铜饰木轺车一组，墓主身份的似为六百石官或五大夫以上爵位的地主。
随葬品放置有一定的规律。墓室前部铺苇度，棺前置几、案、案上陈放盘、耳杯等饮食器，井、灶、壶、罐等炊厨用具放墓室等一侧，轺车、牛车和家畜模型随男棺，熏炉和家禽模型随女棺，镇墓兽放在墓门附近。铜镜、钱、毛、观、玉盘等入在棺内。棺盖上普遍放有粮袋和内盛食物的划箧、男棺上往往还有麻鞋一双。铭旌和简册也多置棺盖上。
铭旌丝织或麻制，长2米件，宽40厘米左右。铭旌上一般墨书死者乡里和姓氏；其中两幅上端两角绘有日、月图象。
墓中普遍随葬圆雕木俑、家畜、家禽，牛车的模型，有的还有木屋庭院、轺车和木犁模型。家畜、家禽模型系木制，家畜仅见马、牛、羊、无猪，表现明显的地方特色。M48出土的漆樽，彩绘车马出行和舞乐图像；M62出土两件鎏金铜扣耳杯、上有绥和远年“考工”字样、均称西汉晚期的漆工精品。两墓出的丝织物有平纹组织的方孔纱，素绢，可能是用 组法编织的菱孔冠纱，用到经法织成的花 罗（即汉绮的一种），菱纹绒圈子绵，套色印花绢和“轧纹皱”，还有用手工编织的细丝带，都是罕见的西汉晚期丝织品。
武威磨咀子汉墓的发掘重大收获之一，是简本《仪礼》、《王栈十简》的发现。（说见汉简一节）
武威旱滩坡是汉姑臧故城郊外的另一处较大墓地。墓葬类同磨咀子。1972年在一座东汉早期墓中出过医学简牍。
1974年在这里一座东汉晚期墓中出土的麻纸，纸质细薄，上面的文墨可见。经鉴定是一种质优的单面涂布加工纸，命名为“早滩坡纸”。
武威其它墓地多属东汉中，晚期墓。其中尤以1969年在雷台发掘的一座东汉末年的多室砖券墓为主。墓中出土一百多件铜车马仪仗俑，和一件马踏飞鸟铜雕。墓主的最的一官职是“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墓中出四枚龟钮很印，说明等级较高。
河西其它汉墓在古浪黑松驿也有发现，年代属西汉中、晚期。形制为竖穴木椁，随葬品有木俑、罐、壶、缶等日用陶器，漆器，五铢。
永昌、张掖，酒泉等地，发掘的都是东汉砖室墓。形制，随葬品组合同武威类同。
8临沂汉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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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发掘的西汉墓较少，重要的有曲阜九龙山崖墓（列侯级）和莱西、文登、临沂等地的木椁墓。其中又以临沂银雀山、金雀山木椁墓其出土的简山最受重视。此外，在洛南无影山发现过西汉墓地，出土这乐舞杂技陶俑。
银雀山，金雀山紧靠临沂县县城的南墙，两地东西毗邻，已发掘西汉前期竖穴木椁墓十余座。一棺一椁为主，除6号为夫妇合葬，都是单人葬，随葬陶鼎、盒、壶，有的髹漆衣。随葬漆木器和楚式铜墙铁壁镜也很流行，故和江汉、江淮原楚故地的墓没有多大区别。如多子奁、帛画等但随葬品中有秦文体一部分，如陶俑，茧形壶、陶灶、井、磨、血、狗等，这种情况，可能也是从楚故地流传过来的。加急有雀山1、2号墓出土的竹简尤富有有历史价值。（详见尖简一节）
第五节 西汉的农业
汉代农业考古的资料，主要是：各类家具；各种农作物和谷物的加工工具，谷物贮藏器的模型，仓 遗址，与农田水利灌溉和粪肥有关的各种类型，水利工程遗址；以及田池模型和农业生产的各种图像。这些发现，大大开扩了人们观察汉代农业的眼界，是一批极为重要的宝贵资料。
一、农具资料的发现
在农具方面，考古资料反映最突出的是铁犁铧的大量出土，以及牛耕和耧播资料的发现。
1.犁铧，多数发现于西汉中期以后，出土最集中的是陕西关中地区。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相继在富平、兰田、浦城、兴平、长安、礼泉、西安、咸阳、陇县等地发现金铁大铧、小铧、铧冠、犁镜以及巨铁铧六、七十件以上。1975年在西安西郊一个铁农具窑藏中发现大小铁铧、犁镜等农具达八十五件。这些农具的形制，大铧多呈舌刃梯形，长30余厘米，重量平均在7.5公斤左右；小铧也多作舌表，一般长10.8～17.5,前宽7～11.8,后宽9～14.5,高4.7～7.5厘米左右。由于大小铧往往共出，表明它们在功能方面当有所区别。V形铧冠多与大铧同出，有的尚套在大铧刃端；此外在兴平、兰田还发现小铧与年谓“铁”、“锄”相套合，显然它们的功能在于保护犁铧以延长犁铧的使用期。陇县出土的巨形犁铧，在辽宁三道壕、河交满城、福建崇安等地也有民现，它们一般长40厘米左右，重量在9-15公斤之间。这种巨形犁铧可能是用数牛牵牙的开沟犁，似于当时注意水利灌溉事业有关。犁镜与全铁大铧同出，形制有向一侧翻土的棱形和向两侧翻土的马鞍形两种。在河南鹤壁，还发现二件长方形犁镜与V字形铁口犁铧同出。上述不同形制犁镜的发现，表明在西汉中期以后在犁镜的设计和使用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总观陕西出土的全铁犁铧其特点是厚生耐用，破土力强，造于深耕。特别是犁镜的发明在犁耕史上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这些代表当时先进水平的犁铧出土地区非常有限，在河南、河北、辽宁、内蒙、山东、山西、江苏、贵州等省区发现的犁铧，仍以V字形铁口犁铧为主。从出土较多的山西襄汾，辽宁辽阳三道壕，以及河南巩县铁生沟，南阳宛城，山东莱州等地的V字形铁口犁铧和铧范来看，较战国时期已有所改进。主要表现在犁铧的上口加宽，两侧铁叶加长，铧锋角度变小，加强了破土力。
2.牛耕，遗址中的铁犁铧。表明在西汉中晚期也已使用牛耕。战国铁犁发现较少，而到西汉中期，以后，则在石家庄赵陵铺镇汉墓，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等冶铸遗址中发现甚多。牛耕显然已在中原至长城沿线得到较大的推广。
很多文献有说明战国至西汉常用马耕，但只有用牛耕才能进一步推广犁耕。《汉书•食货志》说，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在关中传播牛耕，缺牛处则教人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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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牛耕很快就推广到晋西南的河东部、预西的弘农郡及甘肃、内蒙等长安沿线。牛耕的进一步传播，大约就在此时。而当时即使是经济最发达的关中地区，耕牛仍相当缺乏，所以到昭帝时，有“今盗马者罪死，盗牛者加”之令。可购对耕牛十分重视。
甘肃武威磨咀子西汉末年的木牛和木犁模型，山西平陆枣罗村王莽时期壁画墓中的牛耕图，表明当时是用二牛抬杠。从图上所见，犁铧略似等边三角形，很大，不见犁壁，直辕，一人扶犁。据《汉书•食货志》，赵过推广的牛耕是用“耦犁二牛三人”，可能和云南小凉山宁蒗的纳西族牛耕法很接近。即一人牵牛，一人按犁辕掌握耕地深度，一个扶犁。但是磨咀子M48出土的西汉末年的牛犁模型，是一牛扶一犁，这表明了单牛犁耕最迟在西汉末年已出现。
牛耕的另一个现象是贫苦农民是没有能力用耕牛的。根据居延的礼忠简和徐忠简，居延地区一头牛值二千五百或三千钱，而一匹马不过四千钱，一亩地不过一百钱。又据居延木简，西汉末年的各价，均为百钱一石稍多，对比之下，少数比较富有的小农是可以勉强进行牛耕的，但大约只有在地方庄园中才有能力衽牛耕，而且只有在地主庄园中才有能力实行牛耕，而且只有在地主阶级通过其监工直接管理农作物的情况下，才会注意推广牛耕。庄园主对农奴买行劳役，是符合封建制初期的一般规律的，牛耕推广和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相互制约关系，正表现为庄园经济的发展，在当时的某种程度上是适应于进一步推广牛耕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的。
3、耧播
三道壕遗址还出一种铁耧足，上 宽9厘米，北京清河镇也出土耧足。可见耧播术已发明。
耧播术发明的时间，在现存文献中，一般都认为在武帝末年，少数认为是在宣帝之时。《齐民要术•耧田第一》引东汉崔实《政论》说：“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单陆枣园村壁画墓中的一幅耧播图，描绘的情况与此记载相符。三足耧车只用一头牛牵引而壁画的牛耕图为二牛抬杠，可能性是因为耧播所需要的牵引力小。可已想见，耧播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是在“二牛三人”的“耦犁”已逐渐被二牛一人或一牛一人的牛耕所代替时才使用的。所以，采用耧播可使开沟、播种等工序一次完成，同时可使播种均匀、浓度一致。所以耧车的民明和使用是播种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二、粪田（的重视）
三通壕遗址中把畜圈和土沟而所，连得很近的遗迹，同辉县琉璃阁王莽时期墓中所见陶猪圈明器的情况很接近，而这种明器东汉所见更多。众所周知，把畜圈和厕所相连的，是为了粪田而注意积肥。
三、水利灌溉措施
陕西处渠渠首遗址，是目前发现西汉时期最重要的水利工程遗址。（《文物》，1974年7期）这顶水利工程采用井渠法和提高白渠渠口将水引向高仰之田的方法，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技术。此外，在墓葬中还发现件多水塘即小水库模型和水井模型；在遗址中则发现许多残水井。《洛阳烧沟汉墓》一书收录两汉水井模型97件。可见水利灌溉已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环节。 四、农作物和谷物贮藏资料的发现
在汉代墓葬和部分遗址中出土农作物很多，其中90%属西汉时期。以马王堆M1为例。粮食作物有稻（ 、粳、粘、糯并存；长、中、短粒并存）、小麦、大麦、黍（稷）、粟。经济作物有火豆、赤豆、姜、大麻子、花椒。疏莱类有葵（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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苋菜、冬葵）、芥菜、藕。瓜果类有甜瓜、大枣、砂梨、梅、杨梅。除湖南长沙外，据目前已发表的资料出土农作物的不有十七个省区。即广东：稻、黍、橄榄、杨梅、梅、酸枣、人面子等果核；花椒等。湖北：稻、小米；（稷；菠菜）、甜瓜子、杨梅、杏、李、红枣、花椒、生姜、小茴香等。苏北：稻、小米、稷；菠菜、 茶（以上为初步鉴定），梅、枣、杏、李、似中国樱桃，粗榧核（？）、榛子核、西瓜子、桃核、戎芒等。河南：稻、粟、小征税 、大麦、黍、豆、麻、高梁、薏未等。陕西：糜子、荞麦、高梁、青稞、稻、麦、谷子等。内蒙古：高梁、荞麦、糜子、谷子、小麦等。甘肃：糜子、荞麦、枣等。辽宁：高梁。背后疆：青稞、糜谷、麦、蔓菁等。另外在贵、皖、颠、晋、鲁、川、青等省也有 量发现。此外在墓葬中发现很多家畜的残骨及许多与农作物有关的题记和家禽的模型。可见，汉代的农作物品种较全，但三大河流域及长城内外在农作物品种上又有很大区别，说明了因地制宜的农作物区正在形成的雏形中，为后代不同地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谷物贮藏，如墓葬中发现的，少量的粮食一般贮存在罐、壶、粮囊（袋）、竹笥中；大量的则贮藏在仓 里。实用的仓 主要发现于洛阳汉河南县城。其中西汉土圆穸四处，皆丰地穴区。在汉砖 三处，内有朽谷痕迹。砖方仓一处，丰地穴式。
五、汉代的农副业
汉代的农副业多种多样，豢养家禽家畜是其中最普遍的一顶，如鸡、鸭、鹅；马、牛、羊、猪、狗等。射猪也是一种农副业。长沙马王堆汉墓的随葬的肉食品中，走兽有野兔、梅花鹿、飞禽有斑鸠、雁、饕、竹鸡、喜鹊、雉、鹤等。捕劳鱼业也是一种农副业。如在人工开凿的陂池中养鱼、鳖之类，以供食用。植桑养蚕也是农村的一顶重要副业。参考资料
1《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P459-462，文物出版社，1984年。 ○
2西北大学考古教研室编《战国秦汉考古》下，1983年P28-31。 ○
3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P31-39。
第六节 西汉的手工业
西汉时期，尽管封建关系有所发展，但在手工生产中仍大量使用形徒和奴隶劳动。手工业生产的规模扩大和冶铁、制漆、釉陶等工艺技术的新发展，亦以西汉中期为着著。许多庄园主兼营着手工业，于是，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这种私营手工业和官营手工业发生着激烈的争夺战，例如恒宽《盐铁论》所载昭帝时的进铁之议，就是一场激烈的争夺记录。但私营手工业的规模仍然很大，这特别是在冶铁煮盐，酿酒和制造奢侈品如珍贵的铜、漆器、丝织等方面。这种官营手工业在西汉初期，往往由各王国控制；而在武帝以后，随着中央集权势力的大大加强，就由西汉王朝统一控制。所以，表面看官营手工业的规模在西汉中晚期有极大发展，实际情况却应是除盐，铁而外，私手工业正在迅速发展之中。
一、冶铁业的发展
冶铁是西汉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汉初，中央政仅、诸侯王、大豪强分享冶铁业的大利。在临淄一带出土的“齐铁官印”、“齐铁官丞”等汉初封泥，反映当时诸侯能自己设铁官。武帝时，国家垄断冶铁业，西汉中晚期各郡、国设铁官四十余处。目前考古发掘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冶铁遗址有四处：巩县铁沟、郑州古荥镇、南阳瓦房庄、和温县招贤村遗址。（见“汉代冶铁遗址”一节），另外，各地遗址和墓葬中也出土不少铁器，也可以说明在西汉中晚期冶铁业的显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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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中晚期铁器的发现量，远远超过以前五、六百年的铁器发展。农具和手工工具有犁铧、镢、歃、镰、斧、凿、锯、刀、锤等。值得注意的是，与战国同类的器物相比，镢、歃、锄等一般加宽加大；战国时少见的耙等进步农具，西汉时多有出土，出现了一些新品种，如巩县的双齿镢、长安的钩镰，南阳的铁齿轮等，釜、灯、炉等铸铁日用品，在陕西耀县和广州、成都等地的西汉初期墓中已出县，西汉中晚期则数量大增。当人们的生活如需品也用铁铸造，可见铸铁器的数量骠增程度。
从武器制造来说，在西汉初期，铁制的剑、刀、矛等器虽比过去增加，青铜制品仍占重要地位。而到西汉中晚期，则青铜武器几乎完全被铁排斥。铁制兵器主要是长80-100厘米的刀剑。但在南方地区，由于铜矿丰富，直到东汉，仍使用青铜兵器。
铸造术的进步。（见“汉代冶铁遗址”一节）
冶铁业的发展，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如汉墓中出土的宽背短刀， 可能是庖厨使用的刀，剪刀的出现9流行，也是供用了熟铁的弹力。 参考资料
西北大学考古教研室《战国秦汉考古》下P31-33，1983年。
二、铜器制造业的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汉制铜业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工具和武器逐渐改用铁制；铜质礼器的需要量已大为减少；大封建主的饮食器改用漆器；大量的铜用来制造货币和封建主使用的日常生活器皿和铜镜。
在河北承德发现了一处汉初的铜矿遗迹，包括矿坑、选矿场、冶铁场、居住址等。矿井深100多米。中部是宽敞的采矿场，内有土台和梯子以供上下。采矿场四周有几道坑道，内设坑道木。矿石从坑道采出后，先运到采矿场，然后从矿井连到附近的选取矿场。熔炼后成品是园饼形的铜俦锭，每个重5-15公斤。上刻“东六十”东五八“西六十”“西三五”等字，很可能当时在这里设有东西两个炼铜工场。
西安汉长安城室平门附近发现长方形铜锭十块，其中有一块刻“汝南富波宛里戍卖”说明政府还收购民间材料。
据文献，川、滇一带丰富铜矿被开采，当时最著名的铜矿是丹阳（今安微当涂）地区的铜矿，以质地优良驰名。有些西汉末铜镜铭文中有“汉有善铜出丹阳”等名赞杨它。
西汉初期和中期较早的阶段，帝王和诸侯王先进贵族使用的珍厅铜吕上还常施以鎏金、错金银、镶嵌等细工。例如满城陵山M1的“长乐 室”锺、通体鎏金，又嵌以兰绿色菱形玻璃块；“楚大官槽”锺，遍地是闪闪发丝兴的鎏金盘龙纹；错金银鸟虫书壶；密布细如发丝的鸟虫形篆文；错金熏炉，满是繁密而流畅的金色云气纹；M2的“长信宫”灯作成鎏金宫女持灯形立体雕塑。江苏涟水三里墩汉墓的错银嵌绿松石壶，通体饰以繁复花纹；牺尊，通体饰以错金银的卷云纹等纹饰，并嵌有绿松石。这些铜器的工艺作风，和战国的同类物品很相似，具有同样的精致而富丽过之。但就在这时期，素面铜器的数量已大大增加，陵山M1的大批有“中山内府”刻铭的铜器，就是这样。
昭宣帝以后，鎏金工艺更为普遍，连一些丙类墓中的小件铜器有时也以鎏金为饰。错金银及镶嵌绿松石等细工较前减少。大量铜墙器，包括长安各宫殿内的用物，除附耳、附足部分外，基本都是原始素面。
长安宫廷的铜器，大都是考工，尚方所辖当地官手工业的制品，上面常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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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刻铭为标记，它提示了这种作坊设有复杂的官职。如一件传世的镫（灯）：“（元年）镜宁元年（前33年），考工：为内者造铜雁足镫，重三斤十二两。护武、啬夫霸、椽广汉主；右丞赏，守令尊护工卒史不禁省。”在西安三桥汉上林苑遗址中出的一批西汉晚期的铜器，计有 十件，鼎五件、锺五件，钫和名胜各一件。从上林八 的铭文中，知从阳朔元年（前24）至鸿嘉三年（前18）之间，短短的七年间，中央官铜作坊 共四批，达1285件。可见其奢侈程度。
满城M1出的铜钫，铜器上的刻铭，又说明本器是从洛阳和河东（山西复县）私商那里买来供中山内府使用的。其中一件没有纹饰的铜绢价八百四十钱。西安，洛阳等地墓中常见的铜鍪和薄胎铜洗，大多数是私人作坊所制造。值得注意的是在薄胎铜洗上常见修补痕迹，显示了使用铆钉的技术业已开始。
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在西汉中晚期兴起了细线刻镂（如广西合浦望牛岭M1所出的提梁壶、魁和风灯），这种工艺一直延续到东汉。
在西汉各种铜制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铜镜。战国时期，除楚国外，铜镜都很少，在汉初经过几十年恢复时期以后，就情况大不相同。铜镜出土数量不但多，而且质量也比战国高。根据对部分传世铜镜的分析，在战国时已加入一定量的铅来降低熔点，减少气泡，并使而光滑，但铅与铜、锡的比例极不稳定，铅不是过多，就是过少。而到西汉时期，对铜镜的合金成分的掌握已进了一步，一般就稳定在铅3.34～6.82%, 铜56.4～69.03%，锡21.64～25.91%左右。
西汉初年流行蟠螭纹镜类、蟠虺纹类、草叶纹镜类，基本上是战国镜和汉初镜的交替出现时期。部分镜上已有铭文，如“乐毋事，日有、宜酒食、常富贵“，“长相思，毋相望，常富贵”。等反映当时封建主意识的吉祥语。这时期镜钮有园钮，弦钮和兽钮。西汉中期，镜钮都是圆球形，开始流行百乳镜（星云镜、四乳四螭纹镜等，新出现的日光、昭明镜也非常典型。西汉晚期及王莽时期日光、昭明镜取盛行，上期开始出现的四乳四螭（虺）镜也很流行；开始出现并流行规矩纹镜，四乳禽鸟镜。
西汉铜镜题材及布局相比较战国时期铜镜有如下特点。
第一，四乳钉为基点组织主题纹饰的四分法布局方式。草叶纹、星云纹、四乳禽兽纹镜，有一个共同特征，是以四乳为基点将镜背均匀今成四区，期间布置主题纹饰。以四乳为基点的四分法布局结构虽然不是汉武帝时才开始出现，但其定型和广泛使用却在西汉中叶。
第二，突出主纹，地纹逐渐消失。西汉前期地纹已逐渐趋粗略，以后不再使用这种表现手法。这种现象主要和汉镜的普及使用有关。
第三，主题纹饰简朴图案结构简单。西汉中期的铜镜，显示出结构简化，纹饰素朴的明显特征，改变了战国铜镜那种严谨细密的风格。
第四，铭文逐渐成为铜镜纹饰的组成部分。战国末期，铭文镜已开始出现，汉初铭文镜也是很少一部分，武帝前后才出现了完全以铭文为铜镜主题内容的情况。连弧纹铭文镜类的铭文和内向连弧纹同处于主纹的地位。这个时期的铭文内容主要是反映相思之情，企求富贵享乐，以“日光”铭、“昭明”铭最为流行。
第五，随着纹饰布局变化，铜镜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半圆球状钮完全代替了战国铜镜的弦纹钮，纹饰以镜钮为中心环绕布局。这种钮式后来成为中国古代铜镜镜钮的基本形式。西汉中期的铜镜除圆钮外，四叶纹钮座、十二并蒂连珠纹钮座也十分流行。内向连弧纹图案广泛采用，草叶纹镜、星云镜外缘均为内向连弧纹缘，以十六内向连弧纹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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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西汉中叶的铜镜，虽然主题纹饰比较简单，但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东汉时期的铜镜，大都使镜面呈微凸的弧面，这样照的范围稍大，这是在长期实践中人们总结出来的经验。
大体上说，在东汉初期，日光、昭明镜和规矩（博局）四神镜仍然存在，但新出现的从昭明镜变化而来年云雷纹连弧纹镜和从规矩四神镜变化而来的几何纹规矩镜，简式规矩镜和鸟兽带纹镜，并且迅速成为流行样式。
东汉中期，镜钮开始变得原大，更结实耐用了。从西汉晚期开始在钮座旁边出现的柿蒂纹，在东汉初期的云雷纹镜上已逐渐扩大，而此时已发展成为花纹的主题，并且变得有些象蝙蝠的形状。该期出现并流行的有连弧纹镜、夔凤镜等，规矩镜沿续使用，在南方长江流域神兽镜和画像镜出现并广泛流行起来。
东汉晚期，除连弧纹镜类（主要是长宜子孙连弧纹镜），夔凤镜以及南方的神兽镜、画像镜继续流行外，龙虎纹镜也很流行，变形四叶纹镜更趋复杂化，成为一种兽首镜。
铜镜镜铭大多数较短，常见的有“长宜子孙”，“位至三公”，“君宜高官”等反映封建意识的吉祥语。
如果说，上述诸铜镜花纹的变化还是在旧工艺传统上一脉相承的话，那么从东汉中期开始出现的浮雕式纹饰的方格环状神镜、人物画像镜，确是一种新的工艺制作，这种铜镜的纹饰，在东汉晚期广泛地流行起来。
江南绍兴一带，似乎是浮雕式纹饰铜镜重要制造中心。绍兴的铜镜制造业不知始于何时，但在东汉晚期已十分发达。根据许多纪年铭铜镜，在东汉末建安时期，一种重列式神兽镜，画像镜是这里新铸的和流行样式。
当时，中原地区出土的神兽镜、人物画像镜并不多，似仍然只能造旧式铜镜。
总之，东汉中期以后是中国古代铜镜获得重要发展的时期。 参考资料
1西北大学考古教研室编《战国秦汉考古》下P33-34，1983年。 ○
2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4年。
三、纺织业的进步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批丝织品，其品种包括纱、罗、绮、锦、起毛绵，刺绣等等。如一件素纱长禅衣，仅重49支。菱纹罗、绮，锦等组织复杂，花纹美观，如果没有稍好的提花装置，是织不出上述织品，长沙所出起毛锦，用绛、黄二色绛线织茂黄云细雨锦纹地，以红粗绒经线织成高绒圈的小矩纹，织造这种花纹的织机，除有提花装置外，还必须两个张力不同的经轴加起绒针才能织成。刺绣数量大、花色品种丰富，象那条黄色菱纹罗“信期绣”丝锦袍，这样大型的绣件需要三百多个工才能绣成。
武威磨咀子出土西汉末一批丝织品，其中起毛锦，比马王堆所出织纹更紧密。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麻布，最细的是灰色麻布，纤维长，密提高，经初步鉴定，经纱32根，纬纱38根（第厘米），而且还经过碾压和银灰色涂料的加工。
据文献，西汉时在长安设有织室，在齐郡临淄，陈留郡襄邑（江南睢县）也没有大型作坊，不异工本，大量生产专传皇室贵族官僚们用的高级精美纺织品。据《汉书•员鬲传》“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报官作出各数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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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数费钜万……三工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私营作坊似也有发展，所《西京杂记》钜鹿陈宝光家能织“一匹值万钱”的高级绫。总之，西汉的丝织手工业，就考古发掘材料来看，是相当发达的。从染色到花纹，从花纹到织机的技术，几乎无样不精。除上述的例证外，蒙古匈奴王墓中所出奇制胜的锦（王莽时代），新疆所发现的汉锦，皆是代表作品。
四、漆器业的迅速发展
西汉时贵族、豪富占用华丽而轻巧的漆器，特别是在饮食上使用普遍。制造漆器的地点以蜀郡和广汉郡的工官及河内郡的野王（今河南泌阳）最为著名。它们的制品，特别是施以鎏金同釦的釦器，比铜器还要重要得多。《盐铁论•散不足》所说：“今富者银口黄耳，金杯玉锺。中者野王 器金错蜀杯。夫一文杯得铜百十，一杯捲用百之功，一屏风就万天之功，概括说明了这些情况。
蜀郡，广汉郡的工官是最重要的漆器制地，成都羊子山M172出战国时期的银釦、铜釦和漆器，可能是在本地制造的。汉初就在蜀郡设西工，负责制造铜器信漆器，长沙马王堆M7所出的漆匜，烙有“成市 ”戳记，“成市”应为成都市省文，则刻墓所出部分漆吕似是蜀郡所制的。
长沙马王堆M1出土漆器达180 多件，其中耳杯九十件，盘三十二件，其余是鼎、钫、壶、盒、案、匜、 、勺几、屏风等。壶有高至58厘米，盘直径右长达53厘米，这样大的漆器恐怕只有大的作坊才能生产出。胎骨分木胎、夹绽胎，竹胎三种。木胎又分厚（匜、盒等）薄（耳杯等）两种，有些大型的厚木胎多是旋制（如壶）和控制的（如盆），可见木工技巧之高。花纹图案多样，线条沟连交错，变化多样，但以流云纹为主，造型最精致的是耳杯和园奁盒。马王堆M1无釦器。但时代与之相同的长沙砂子塘M1，在解放前盗掘中出了许多银釦漆器，这两个墓的漆器主要是本地所产。
满城汉墓M1武帝时期的漆器，出土时多已残破，但器底多有铭文。能辩认的器形有盒、尊、盘、耳杯等。漆盘的铭文为“御褚饭盘一，州七年十月，赵献”。有一件漆盒，装饰华丽，结构复杂，内置铜盒一个，及长方形，园形，椭园形，马蹄形小盒八个，这与长沙所出的圆奁盒的技巧是一脉相承的。 《汉书•员禹传》说：‘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五百万。所谓“金银器”，就是指鎏金和银釦的漆器。台见这两地工官为制造漆器而耗费极大。这两处工官的漆器曾在贵州清镇，平坝的墓中发现过，而在朝鲜平壤附近的墓中发现更多，时代都在昭帝以后，器形主要是盘和耳杯。纹饰有流云、鸟纹、兽纹等。由于漆器贵重，它们在当时的使用时间竟右条达好几辈。如朝鲜境内的王盱墓中，就有始元二年（前82）的漆耳杯和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漆盘共存。
制漆器的分工极为细密，以清镇M15漆耳杯为例：“元始三年（公元3年），广汉郡工官造乘 髹漆画木黄耳 、容一升十六 。至少工昌，髹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涂工常、画工方，泪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护工卒史恽，守长音，丞鸿、椽林，守令史谭主。“可见工序众多。“素工”即作胎后造素地之工；“髹工”疑为漆工中的下地工；“上工”疑为地工；“铜而黄涂工”即锒嵌金铜釦之工；“画工”为彩画图案之工，“泪工”的解释不一，文字释文不清。从工序位置看，“清了”大概是最后的抛光工；“造工”则是总管之工。
甘肃武威磨咀子M62出土二件夹绽鎏金铜釦耳杯，比耳镶鎏金铜壳耳杯内朱外黑，外口沿朱绘涡纹，腹部内有四对凤乌及流云纹，耳背几何纹。铭文为“乘 髹泪画木黄耳一升三十六篇，绥和元年（前8）考工；并造， 工半，护臣彭，佐臣伊，啬夫臣孝主？守右丞臣忠，守令臣丰省”。朝鲜平壤附近石岩里M201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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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漆盘，漆耳杯是“供工”的制品，“考工”和“供工”都是长安的官作坊，而出的漆器作凤同蜀、广尖（王莽改称成都郡和子同郡工官）的制品区别很小，当是漆器统一性的形式表现。
“乘 ”之器，即皇室使用之器，但出土这样广泛，末 都是皇帝的赐赠品，可能有的制品是被出售或盗卖的。
贵族的漆器，有时被西汉政府作为匈妈等族上层附层的餽赠礼品。因而在蒙古诺颜乌拉的匈奴贵族墓中出土过中原远去的漆器，有的耳杯底部铭文有“上林”二字，无疑远原是上林苑皇室用器。
近几年，西汉漆器出土地点相当多，可能漆器的制造地不限于今陕西、河南、四川、湖南地，其它还有。
西汉晚期有些漆器上出现了新工艺。如河北怀安的漆器，有的器盖柿蒂形鎏金铜饰上又镶嵌珠饰，有的贴金银箔花纹，逐渐发展成为后代的金银平脱漆器。职长沙、广州等地所出漆器有细如豪发的针刻流畅花纹。 西北大学考古教研室编《战国秦在考古》下P35-36，983年。
五、制陶业的发展
制陶技术在这一时期又有许多发展，而且制陶业的规模，特别是烧砖瓦的规模，迅速扩。
在陶窑结构方面，洛阳东周王城的战国窑还继续着早先的箪形窑床作成平台形，火膛在窑床前，烟囱则设在窑床后壁，这就使火力直扑窑床。在河北武安的汉初的窑中，也见类似的形式。王莽时期武安的窑为了防止为力逃散，便于窑门与火膛之间作出一米长的火道。
在制坯技术方面，除瓮大型器皿仍用盘筑法制造成外，一般皆通体轮制，不再后接底部，随着陶土选练程度的提高，拍打的土坯已无必要，绳纹逐渐消失，随着火侯的提高，日用陶器大多数是青灰色，牢度有所提高。 砖瓦生产发展是很突出的。
战国时刚刚出现的空心砖，西汉初期，在河南和山西南部，陕西中部更加流行，相当一部分封建主用它修筑墓室。
划一齐整的长方条形砖（小砖）在西汉中期已较广泛地被使用。宣帝以后，封建主开始大量使用它筑墓，与此同时，空心砖开始衰退。
瓦的制造则在武帝前后采用和推广了轮制法，从此圾手捏痕迹的绳纹瓦很少见到，而背部印有平整布纹的绳纹瓦是常见之物。
西汉初，有地区还很少量半瓦当，西汉中晚期，全国各地瓦当一律是园形，纹饰以卷云纹为主。王莽前后四神瓦当流行。（见瓦当艺术部分）
出自长安城和三辅境内离宫故址的砖瓦，帝王陵庙的砖瓦，官署的砖瓦，反映了当时官府也经营着制陶业，大量制造砖瓦。发现的文字瓦当，如“兰池宫当”、“黄山”、“盖延寿”、“上杯”等，都是宫殿及离宫专用的。如“宗正宫当”、“都司空”、“佑戈”、“卫”都是官署专用的。有些板瓦上也有文字，如“宗正官瓦元延元年”、“元延元年都司空瓦”、“都建平三年”、“右空”等等，大约当时官窑是由宗正属官都司空和少府属官右司空令所管辖。
山东曾出土“安城陶尉”的封泥，知当时，地方上也有官营陶作坊，并设陶官管理之。传世的西汉陶文中，常有“某亭”戳记。近年来在考古调查及发掘中，也要有发现。如陕西凤翔出土“亭”字陶盆，河北的邯郸、武安、永年三县出印“邯亭”的陶片。这些可能是地方官府作坊的产品。 陶器表施釉技术首先是在关中地区发生的。武帝时期的墓中开始出现绿色或黄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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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釉陶，但还较少见，而到宣帝以后就比较普遍。此后，这种技术传播到关东地区。釉色也多样化，如黄、绿、红褐、粽色等。这种釉陶含有大量的氧化铅、烧制温度低，故也称铅釉陶或软釉陶，又由于它在汉代多在北方烧造，也长江北方釉陶。
1西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战国秦汉考古〉下P36-37，1983年。 ○
第七节 西汉的货币和度量衡
一、货币
商品货币又有大发展，是到武帝以后才显著起来的。
西汉初期继承了秦代的货币制度，仍铸半两。由于货币贬值，它的直径只有一厘米左右，可称“榆荚钱”。如果和“重如其文”的秦半两相比，这时的半两也经历着一个减重的过程。吕后二年（前189）开始铸八铢半两，钱文虽仍为半两，实重八铢，比秦半两减重三分之一。一种径约2.7厘米，重4～4.6克的半两，通常认为是八铢半两。但在所谓十二铢半两和八铢半两之间，又有许多大小，重量难以断定是属何种半两的铸币。
吕后六年，又行五分钱，即“榆荚钱”。文帝五年（前175年）改铸四铢半两，铸币未稳定下来，这种半两经约2.4厘米，重2克左右，又减重一半，铸造增多，可见商品货品关系已有较大发展。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改铸重如其文的三铢钱，但到建元五年又改铸四铢半两，所以三铢钱很少见。
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国家改铸大小，重量稳定的五铢钱， 约2.3厘米，重3.5克，重量和钱文重新统一起来。从此以后直到隋代，五铢钱一直是重要的铸币形式。
汉初各地诸侯王乃至大富豪在元鼎三年以前都可自行铸钱。钱范在河南南阳，山西夏县、山东临淄、寿光、安丘、青岛、江苏徐州、河北易县等遗址中，都发现过。皆为榆荚半两、四铢半两和元鼎四年以前的五铢范。
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地方货币。如长沙等地墓中，出土的泥质方块形的“称”和“两”版等冥币，显然继承了楚国爰金传统的黄金货币在长沙国等地流通。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中出土长约13.5厘米的小刀布，大概是继承了齐明刀的传统。还有一些“四铢方钱或园钱，大部分带地名，山东最多，其货币正好和四铢半两相当，推测它们是铸行四铢半两时的一些地方性货币。
从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起，又发行一种黄金货币，叫麟趾金或马蹄金，形如圆饼，故又称金饼，每个重汉制一斤，值万钱。
据《汉书• 食货志》记载，从元狩五年至平帝一百二十年内，共铸五铢280亿枚。这样巨大的铸造量，足以说明商品关系的发展。
西汉五铢的变化过程大体如下：
武帝初期的五铢，铸造技术还很不完善，铢字的“金”字亮度往往模糊不清，“金”字头作三角形，“朱”字方折，“五”交脱两笔上、正是端略向外撇。武帝后期的五铢“金”字亮度仍不够清楚，但“金”字头作成矢镞形，“五”字交股较直。宣布帝以后，铜质和铸造技术都有提高，字划清晰而工整，其最大特征是“金”字头仍为矢镞形，“朱”字皆方折，“五”字交股两笔上、下端近垂直平行。
还有一种小五铢，直径只有1.2厘米，文字特征同宣、平五铢完全一样。根据西汉墓的发掘，时代在宣帝以后，王莽以前，估计是五铢钱的辅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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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晚期，流通的货币有一种磨掉轮廓的五铢，即剪轮五铢，它说明了经济衰落。
王莽时期，借口复古，缕次改币制。如公元十年（始建国二年）第三次改币制，把钱统称“宝货，下分金、银、龟、贝、钱、布共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这种改制，造成了混乱。
考古发掘中常见公元七年铸的“大泉五十“和公元九年始铸的“小泉直一”，公元二十年改铸的“货布”和“货泉”（一货布=25货泉）。王莽括古改制，园钱以“泉”为单位，又有布钱和刀钱。“货币”常见，“大布黄千”高额布钱不多见，至于仿刀钱的高额化币很罕见。
东汉初期，货币杂用，王莽钱、西汉五铢、半两钱，及至更古老的钱币经常混用。
东汉中期，五铢钱质量和西汉五铢相近，但重量略减，一般重约3～3.2克。但莽钱和西汉五铢仍时有发现。从该期开始，由于土地兼并和社会经济逐渐衰退，封建国家与私铸钱币的豪强用减轻货币重量来加重剥削量。所以说，东汉中期的墓中，铜质比较粗略，铸造不好，重量2.5克的五铢，已不在少数。
东汉的五铢和西汉的五铢很容易区别开，它的特点如：“五”字交股两笔微向外侈；“铢”字的“金”字头加大，作成很整齐的三角形；“朱”字的转折处常常园折。
东汉晚期钱币贬值更为严重，“磨廓”和“ 延环“钱出现了，还有一些经小量轻的钱。由于社会经济相当混乱，通货膨胀，人们对五铢钱推动了信任，因而大泉五十，货币、丰两等古老钱币不仅仅拿来使用，而且豪强地主也私自仿制王莽钱，出现了劣质翻铸莽钱。
中平三年（186年），东汉政府改俦五铢，这种五铢背面带四道斜纹，惯称“四出五铢”。用铜质不好，肉面常吸“砂眼”，但铸工有所改进，重量达3.6克，但这种钱发现不多。
初平二年（191年）。董卓在长安铸无文小钱重量仅0.8克左右。
二、度量衡
秦统一度量衡，汉承秦制。度单位衣分、寸、尺、丈、引等，进位为十。当时六尺为步，三百步为里。容量单位有仓、合、升、斗、斛、三偏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重量单位有铢、两、斤、钧、石。24铢为两，16两为斤，30斤为钧，4钧为石。
据发掘资料，西汉尺由23.1稍长至23.3厘米。王莽复古，一尺又为23.1厘米。秦、西汉、王莽量一斗为2000毫升左右，一斛为二公斗，极少变化。秦、西汉一斤为250克左右，新钥衡量稍轻，一斤为226.6克左右。
为什么三朝变化很小呢？这主要和征收税制度有关，如南北朝实行租庸调制时，统治阶级即使不改变调节器和租税定额而加大度量衡。就可剥削很多。商鞅变法以来度量衡的一致，正是因为当时的租税是按粮食收获的百分比和固定的货币量来征收的。
《战国秦汉考古》P37-39。1983年
第八节 西汉的文化艺术
西汉时期的文化艺术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简牍的使用和纸的发明 1.简牍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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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窄条形，通常长约20多厘米，如居延汉简大多长23厘米左右，临沂M1和马王堆M1简长27.6厘米，是汉尺一尺或一尺二寸。居延还有短简，但经书、律令，历谱等简特别长宽这0.7～1.5厘米。
牍——较宽，约3.5～7厘米。长主贡简，可写数行字，也称“方牍”。 觚——削成三棱或四方形，每面皆可写字。 ——和长约3～4厘米，大都为园头。
函——牍上有封检的。
木牍的封险方法，是在复盖在牍上的书署上的检上，刻出斗形印齿，用绳索把上、下两片木头梆紧，在加在印齿中填塞一块泥土，用印章压印出封闭的记号，在中原木简很难保存，但封泥遗物不少。
考古发现的竹简，近几十年在西北的居延，敦煌等地烽燧遗址中发现不少。上面书写有公文，符契薄录、书信、书籍、乃至药方。其中重要的有三篇，《甘露二年御史书》的内容是通缉大逆同产亡婢外人的事。《责寇恩事》，比较完整地提供了汉代的刑狱诉讼和文书制度。《塞上蓬火品约》，把汉代塞上蓬火制度记录得相当清楚。甘肃武威磨咀子的竹木简是《仪礼》和《王杖十简》两部分。《仪礼》对研究汉代经学和版本、校勘等有着一定的意义。山东临沂M1、M2出的五千多枚竹简，以兵书和阴阳书为主，有《孔子兵法》，《六韬》，《孙膑兵法》，《尉缭子》等。
2.纸的发明
五十年代以来，先后在西安、居延、扶风、敦煌发现了四处西汉麻纸标本，民丰，武威等地也有东汉麻纸标本发现。
1957年，在陕西西安灞桥一座西汉墓中的铜镜下，发现了外观呈米黄色的标本。有人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但有人反对。说不是纸，“是自然堆积物”。（年代武帝以前）。
1973-1974年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出麻纸两片。最大一块21×19厘米。鉴定后是由本色的废旧麻絮、绳头、布料等原料制成。
1978年抚风县中颜村发现古纸标本，出于一西汉晚期窑藏的铜泡内，加重居延宣帝纸近似。
1979年甘肃敦煌的汉代烽燧中，又发现了西中、晚期的麻纸五件八片。 东汉的麻纸标本都出于墓中，其中武威纸上残存隶体墨书，可辩有“青贝”等字。
可见，西汉中期已有麻纸，但尚处初级阶段，产量不高，持地粗糙，还不足代替简帛。
1〈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P477-479文物出版社，1984年。 ○
二、帛画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初帛画是一件优秀的古代艺术品。这幅帛画的内容极为丰富，复杂，从人神、飞禽、走兽、水族、爬虫到日、月、云、树和工艺品等等。画工们把这些繁杂的事物形象地组织成一个整体，表现手法多样而且楞调，这反映了古代画工高度的智慧和形象组织才能。
在刻化人物形象方面较战国时 凤贵妇图有了明显的进步。如墓主（象）头向前勾，背驼、身体肥胖，扶栈缓行，生动地刻划了未老先衰的贵妇神态，又如侍从们面部描线虽简单，却勾画了不同的脸形。
在笔法方面较战国时贵族御龙画又进一步，一些主要人物的面部描线和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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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精秀而又流利自然。龙头，龙爪等部的描线坚劲有加画各种器物的笔画则富有粗细变化。
在彩色处理上，使用了矿物、植物、动物三尖颜色，基本上采取平涂办法，也有少量渲染画法。最后的渲染画法见于贵族御龙画，那种认为渲染画法是随着佛教东来才传入我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关于西汉壁画艺术见“壁画墓” 空心砖图画，漆画从略。
三、文体石雕
西安斗门镇东南的牵牛，织女象，约为武帝时的作品，这两尊石雕简略朴拙，用民间故事作主题。牛郎像，高约1.9米，（下半身埋于地下）身着交襟式衣服，腰间束带。织女像依跽座状，高2.3米，身着右任交襟长衣，双手环垂于腹前。（现在一具在常家庄村北庙内，一具在斗门镇棉绒加工厂内）。
陕西兴平霍去病墓石刻，现存虎、马踏匈奴、初起马、跃马、卧牛、象、力士抡熊等十多件。这是西汉政府为了纪念霍去病远征匈奴，保证北方农业地区不受游牧族破坏的战功在他的墓前建立了这组石雕，并把墓做成祁连山的模样。出土的刻有“左司空”，“平原乐陵巨孟”的石块，表明当时由左司空衙署组织工石进行。
这批石刻的石艺成就最高的是马，如跷马，头上仰，后肢弯曲，前肢举起，作跳跃的姿态，如果没有对马的动态进行细致的观察和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的话，是无法表现的。“马踏匈奴”是用浪费主义色彩表示了战功。
在山西安邑等地发现了可能是西汉的石兽，青海海宴出的石虎，虎作蹲优昂首张口，形象生动，石座正面凿篆书铭文三行“西海郡始建国口河南”，无疑是王莽时期的石雕。 参考资料
1西北大学考古教研室编《战国秦汉考古》下P40-41，1983年。 ○
2潘玉星：○《造纸术的起源》，《文物》1973年9期。 3张治：○《西汉帛画的艺术成就》，《文物》1973年9期 4博天伍：○《陕西兴年霍去病墓前的西汉石雕艺术》，《文物》196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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