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以诗为词

浅论苏轼对词体发展的贡献

提要： 苏轼以复古的形式为更新的手段，突破了北宋词的所谓的传统。给词以新的生命力，造就了两宋词坛的辉煌，并影响了词的发展走向。作为开一代词风的旗手和舵手，苏轼在词坛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对后世的词人诸多方面产生永不衰变的影响。《四库全书》曾评苏词“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史》中认为苏词风格特征在“宋代词坛的地位，正如李白之于唐诗”。若就词体之备（长调、小令）格调之全（豪放婉妁）内容之广，比之唐代众体兼备而又独擅其美的杜甫也未尝不可。清刘熙载《艺概》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本文将就东坡词“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及提高了词的意境；转变了当时词的风格，形成了柔情、细腻的豪放词派；打破了音律对词的束缚，实现词与音乐的分离等诸多方面论述苏词对词体发展的伟大贡献。

关键字：苏词；以诗为词；诗词有别、诗词一体；豪放词，用典

一、苏词“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及提高了词的意境

（一）从传统来看诗词有别，就词的外表形式而言，相对于齐言的律绝近体诗，绝大部分的词皆为杂言体。但诗词之别仅限与此，那对于文人的创作是没有什么大碍的，特别是对苏轼这样的大家，不过只是改变一下词句的安排，完全是胜任有余的。但诗词之别主要是在意境上，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也是就词的基本风貌而言的，因为“婉约词”相对于所谓的“豪放词”占了词的总量的绝大部分。

关于诗词之间意境题材的不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极精到的评述：“词之为体，要渺宜修，

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所谓“境阔”当是指“诗”的意境题材相对于“词”应雄阔大气、气象恢弘，所谓“言长”则是婉转细致之意，故而带来的意境则是纤弱柔美。所以“词”较之于“诗”应多婉曲。诗与词在“本色”上不同，这一点无论从词的历史传承还是总体创作实践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对苏轼而言，把诗的“本色”（审美特征）带入词里，以词来表现诗的题材、境界，又会是怎样的一种风味呢？

（二）表达治国平天下之志的“言志词”。自古以来，有“诗言志”说，使人们对诗的社会功效十分重视，在人们的认识中，诗词分疆各司其职，诗词社会意义，不可更移而苏轼“以诗为词”从某此方面打破了这一格局，将词的社会作用提高到与诗同样的位置，将词从歌赋小楼、男女艳情中解脱出来，使这一文体面向更广阔的社会，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如：

江城子 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 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这首词笔力雄健，一扫当时词坛盛行的脂粉气，的确如他所言“无柳七郎风味”。词中写出猎时的盛况，可谓有声有色，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下半阕气概尤为豪壮，结语“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他以天下为己任，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扫平边患的壮志。

（三）借古抒怀的“咏史词”。“咏史”是我国古典诗歌中，极常用的一种题材，大都是通过对古人古事的歌咏来抒发自己的怀抱。论及苏轼“咏史”词的创作，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念奴娇 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 人道是、 三国周郎赤壁。乱石 穿空， 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 ，雄姿英发。 羽扇

纶巾，谈笑间 、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描绘了赤壁附近的壮阔景物，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赞美，抒发了诗人的理想抱负以及老大无为的感叹。上片写景，由景入情，引出对古代英雄的怀念。开篇“大江东去”二句，大气包举，笼罩全篇，反映出词的主导思想：历史上的“风流人物”都免不了要被浪花“淘尽”，更何况无声无臭的碌碌凡夫！无穷的兴亡感慨由此生发。次二句以精炼的笔墨点出时代、人物、地点，为英雄人物的出场做好铺垫。“人道是”三字，既烘托出古代战场家喻户晓、世代相传的声名，同时又暗中交待这个“赤壁”并非当年真正鏖战之地，只是人们的传说而已。“乱石穿空”三句是词人目击之奇险风光，惊心动魄：穿空的乱石、拍岸的惊涛、如雪的浪花，都似乎是在向后代显示着当时的威烈，诉说着当年“风流人物”所建树的丰功伟绩。这三句，有仰视、俯视之所见，有远景、近景之交叉，有色彩，有涛声。全词只这三句正面描写赤壁景色，但却写得意态纵横，精神饱满，古战场的声势被和盘托出，渗透到全篇的每一角落，只待人物出场了。“江山如画”两句，一笔收束，总上启下，自然地由古代战场过渡到古代英雄人物。下片可分两段。从“遥想”到“灰飞烟灭”，刻画周瑜少年英俊，从容对敌的雄姿，抒写作者赞佩与向往之情。从“故国神游”到结尾是又一层。这五句既表现出作者对理想境界的“神游”，又反映出作者对人生所持的虚无态度。就全篇而言，贯穿始终的并不是“人间如梦”，而是对“风流人物”的赞美，对远大理想的追求，以及因政治失意而产生的牢骚和愤慨。瑰丽雄奇的自然风光，雄姿英发的英雄人物，对人生理想的追求，这三者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从而构成这首词高旷豪迈的风格。它那永世不衰的、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也就产生在这里。这首词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便是它创造性地刻画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把登临怀古词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念奴娇》艺术上的另一特点，便是发展了情景兼融这一传统艺术手法。作者从眼前的自然风光起笔，引出历史人物，抒发个人感慨，险奇壮丽的赤壁风光成为词人追慕古代英雄人物、抒发个人豪情的有力烘托，自然山水、历史人物、个人感慨三者交织在一起，并以抒写词人的理想抱负与老大无为的感概为核心。词中描摹江山如画，渲染周瑜的功绩，都是为了使这一感慨表现得深沉、悠长而又具体。这首词另一特点，便是语言精炼而有特色，用墨不多而形象却异常鲜明。写景：“大江东去”，“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滚滚长江，波涛汹涌，赤壁矶头，山势险峻。在此背景里出场的历史人物却是“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当年的周郎何等风流儒雅，从容不迫，料敌如神。

凡此种种，均有效地增强了这首词雄奇的意境与豪迈的风格。无怪被后人叹为“古今绝唱”了。

（四）寄托遥深的咏物词。喜欢苏词的人一定也不会陌生苏轼这首渗有柔情之味的词《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这是东坡次韵友人咏杨花之作，虽是和韵之作，却不受原唱之作拘束，而是另辟新境。全词情调幽怨，感情顿挫，写花写人，惜春伤别，情物交融而至浑化无迹之境，堪称咏物抒情的绝唱。综观全词，其新有二：一避开实写杨花，而从虚处着笔，即化“无情”之花为“有思”之人。二“直是言情，非复赋物”（沈谦《填词杂说》）。有此二端，遂使通篇不胜幽怨缠绵，又空灵飞动。从而，诚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言，苏词“和韵而似原唱”了。

我国诗歌从《诗经》开始，就有所谓“兴寄”的传统，而《楚辞》又开创了以“香草美人”抒发情志的优良传统。使用“比兴寄托”的手段，抒写人生感悟的咏物抒怀、借景抒情之作在宋诗中是很常见的。

在词的创作中，单纯以咏物为表象贯穿始终，并且在其中包含遥深寄托的词作，苏词也作出了很好的表率。如：卜算子 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本词作于宋神宗元丰六年，是在“乌台诗案”后，苏轼以罪人身份谪居黄州，在政治上极度失意时创作的，词中借咏孤雁而自况，表达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而宁可固守冷落的人生态度。词中通篇只有意象，其中人与雁，浑然一体，取象托譬，寄托遥深，风格清奇冷隽。山谷评：\"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 这种\"高风绝尘\"的形象与境界，实质上大多是词人自我人格理想的寄托。

（五）苏轼除以上怀古、咏物等体裁外还有写离情别意，表达与友人情谊并借此抒写人生之叹，

时世之感的作品。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文学史上，悼亡诗写得最好的是潘岳与元稹，他们的作品悲切感人。前者状写爱侣去后，处孤室而凄怆，睹遗物而伤神；后者呢已富贵追忆往昔，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啊，读之令人心痛。同是一个题目，东坡这首词的表现艺术却另具特色。这首词是“记梦”，而且明确写了做梦的日子。我们确认作者的“梦”是真实的，不是假托的。作者将悼亡妻与个人身世之叹并在一起，感情真挚，悱恻动人。读他这类词，看不到书香味，嗅不到脂粉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轼还将农村风光作为词的描写对象，开启了农村风光词的先河，如《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是此种内容的典型代表。从这方面拓宽词的领域，不仅给当时词坛吹进了一股新鲜空气，而且为词在文学史上与诗并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东坡还是那样一个东坡：“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一半执着，一半旷达，便是他精神世界的高度浓缩。阅读苏轼文学作品，的确能感受到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续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强烈使命感。也正是由于他对国家、民众、文化的这种使命感，使得他一生的仕途远不及他的文学道路来得显赫坦荡，由于他始终身处新旧党争的旋涡之中，而他处世立身，自有本末，不会以一己之私或政治好恶而有所趋附。以至于他一生之中总是充满了小人的讪谤与迫害，而苏轼却始终故我。在他身上充分地体现出了士大夫的人格力量与主体精神。诚如王国维所言：“即使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二、转变了当时词的风格，形成了柔情、细腻的豪放词派。 众所周知，宋初词基本上承了晚唐五代“绮丽香泽”“绸缪婉转”的风气，晏、欧、柳诸人承前人已形成定势，恪守“诗庄词媚”的审美观念，更将婉约视为词的正格，并形成大的潮流，影响着词坛。苏轼则自成一家。就是说自己自意于婉约之外，别创豪放派。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词到了东坡，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是很确切的。虽然在苏轼之前，有李白所作的《忆秦娥》范仲俺的《渔家傲》，但这只是整个文人词史上的个别现象。直到苏轼才以雄大的才力，开阔的胸襟打开词风豪放一脉。以柳永为代表的艳词，本身就是对\"诗言志\"社会功利说的一次解放，但如将此视为金科玉律，势必就成为另一种禁锢。苏轼并没有使词回到服务政治的传统老路，而是要以词全面地反映宋以来士大夫阶层

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新的审美情趣。因此，举凡怀古、讽时、悼亡、送别、说理、咏史、宴游、述怀、出猎、戏谑、煮茶品茗、山水景物等，无不可歌之咏之。

《江城子.密州出猎》的豪放洒脱的气概和胸怀，“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大肆入侵中原沃土的义愤和愤懑幻化成了词人笔底的万丈波澜。一词初出，便横扫旧有诗词的软骨媚气，全然“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声情激越，气势豪迈，用狂飙突起、挥洒自如的语言，那内心的世界表达得淋漓尽致，打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奠定了苏轼豪放词派的开创人的地位。嗣后更是蕴蓄多年的激情一朝喷薄而出就是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抑扬人心的豪情和通达，就是这首举世推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向被誉为“铁板铜琶”式的豪放之作，词中刻画了雄姿英发的青年将军的形象，酣畅淋漓地描绘了赤壁古战场雄奇壮丽的景色，使这首词呈现了豪放 壮丽的风格。但壮丽的江山三千里，英雄美人，功业功名，与自己的斯人独憔悴，守拙黄州形成了巨大的人生落差和反拨，年近半百、华发苍颜还是一事无成。独自地对视着浮华空丽的若梦人生，无以寄雅抒怀。 横槊赋诗也罢，酹酒江月也罢 ，词人抑郁沉闷，惨遭压抑，心情难以安宁平静缺不能就地悲歌嘶鸣。朝廷党争闹闹不休，和弟弟苏辙数年不见。一朝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萧索枯寂之情，溢于言表。“人有悲欢离开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向世间所有离别的亲人发出了深挚的祝愿，给全词增加了积极奋发的韵致。故此，历来被推崇 备至，“ 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按照司空 图《诗品》所列的艺术风格，豪放 词包括雄浑、冲淡、高古、典雅、劲健、疏野、悲慨、超诣、飘逸、旷达等等。苏轼的上述 词作 从内容到形式都 展现了 这些独特秀丽的风格。豪放之外更扩散和兼容了 浪漫主义的手法。给词以新鲜 的生命力和源头活水。苏轼的其他种种形态的豪放词不一而足，都汪洋恣肆，尽显了豪放 派词人的 魅力和格调的大手笔。从而一新天下的耳目，辽阔了宋代词人狭窄壅塞局促的生活圈子和场所。 自此以降，豪放词与婉约词出现了巨大的分野，兵分两路，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内开创了让后世文人所津津乐道和啧啧称叹的成就，犹如两个闪烁着 夺目灿烂的光华的金星，左右和主导了千百年词坛的发展脉络、走向和趋势。

而豪放词发展到南宋又兴起一度高峰，峰回路转。多少南渡词人都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祭奠为金

戈铁壁所践踏和凌辱之地，为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政权招魂。但无论是辛弃疾还是陈亮都闪烁着豪放词鼻祖--苏轼的魂魄和灵气。“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为南宋的复兴和重整河山，这些豪放派的继往者都赳赳昂昂地举身赴国难投清流。

苏轼作为有宋一代豪放词的首倡者和开宗立派的宗师，苏轼的影响都是卓越无比的其创世纪的影响给了后世的文人以豪迈倜傥的风范，同时也是高奏了一曲当时时代在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情形下的最强音。后代的学人士子无论是谁，只要 话题谈锋转到豪放词上，都无一例外地把目光聚拢到这位时代的巨子身上，从中可以光显出我们这个民族蓄积积久的民族情怀和韬略。

三、打破了音律对词的束缚，实现词与音乐的分离。

苏轼填词有不协音律之作，并因此为李清照等所诟病。认为填词若“不谐音律者”，所作的词便是“句读不葺之诗”。这可被认为是李易安所表述的“以诗为词”。词由于需入乐的缘故，在声律上与诗的确存在着不小的差别。而有关苏轼填词是否协音律的问题，前人各执一端，莫衷一是，而词在今天早已不能被歌唱。所以孰是孰非，已难稽考。其实，谐不谐音律对于我们今人而言，决不会有李清照般的敏感，因为不能按乐歌唱，也就无从比较谐与不谐音律的优劣。

在创作实践中，词比之于诗，对作者在形式上的束缚显然更多。有鉴于此，陆游曾说：“先生非不能歌，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宋人王灼也说：“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以上二位都有为苏轼开脱之意，因为“非醉心于音律者”似乎有不熟悉音律之嫌，而“不喜裁剪以就声律”更是间接指出苏词的确有不谐音律之作。

就苏词不谐音律的本质而言，由于苏词的美学风格属于阳刚，不同于表现阴柔之美的婉约词，类似于西人所言的“崇高”。 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注重于内在的理念精神的抒发，而不重视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声律在词作中当属于后者，被苏轼所轻，当是难免的。

所以，无论苏轼对于音律是否精通，当他所要表达思想内容与声律之间产生冲突时，他无疑将选择对声律作调整，以适应内容的表达。 面对苏轼这样对传统的“反动”，并非人人都能象胡寅、刘熙载两位一般给予他肯定评价的，与此相反，当时的情况是认可的不多，反对的不少。而攻击的方向大致有二，一是对词境的拓宽上，二是在声律上。宋人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记录了苏轼一段逸事：“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与柳七郎如何？’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东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词按当时的惯例，显然是应由“十七八女郎”来歌唱的，若由关西大汉替代无疑将改变词原有的审美趋向。这幕士的看法与陈师道不谋而合，看来这应当是当时的一种普遍观念，上文已经论述了诗与词在“本色”上的确有所不同，但给苏轼“以诗为词”的行为作出一个是非好恶的判断确是很为难的，因为不论是基于审美欣赏的“趣味无争辩”，还是基于正视历史存在，苏词都开创了词的另外一面，存在即合理。

词本来依赖音乐而形成，音乐是词的生命。然而苏轼并没有废弃词的音乐性，他的词也可唱，他的许多作品是和弦而歌的，这无论是从他的部分词的“题序”中，还是前人文献资料的记载中都可得到证实，但有的打破乐句束缚的词作品中是突破词牌固定声律的，他也并非不懂音律，而以能够抒情达意为标准，以慷慨激昂的语调为基准的如《永遇乐》《贺新郎》等等。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十三字，论调当于“是”字断句，论意当于“边”字断句，在他看来词这种文学样式不能完全依附于音乐，被音律捆死，而应像诗一样有其自身的表现力，“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三句，下片定格应是六四五字，而东坡则写成六五四字。他并不是不懂音律词格，而是为文字内容所随之。在当时及后来许多有识之士，早已看出苏轼这样做是在为宋词的发展开辟了新路，正是他们的这种做法，使宋词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又前进一步，使词摆脱了音乐的附庸而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独立诗体，在词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四、东坡词中绝妙的用典上承老杜之余风，下开辛稼轩词。

苏词中的典故，不但不给人以“隔”感，而且达到了借他人之酒杯，浇自我心中之块垒的艺术效果。苏词中所标举的历史人物，往往或是自我写照，或是对照自我。如咏“三国周郎赤壁”的周郎，《密州出猎》中暗喻的魏尚等。当然，也应该指出，苏词中的历史人物，已非李白笔下的“谢安”、“姜尚”。“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的壮志，早已化为“归去来兮，吾归何处”的陶渊明式的咏叹。苏词是面对往昔\"人生的事，来往如梭\"（《满庭芳》）的喟叹，是\"曹公黄祖俱飘忽\"（《满江红》）的佛老禅境。

苏轼作词，虽未达到“字字有来历”，但也经常以史书经典为依托，如“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分用孟子“善养吾浩然之气”和宋玉《风赋》；“破帽多情却恋头”（《南乡子》）则反用晋人孟嘉重九登山帽子被风吹去之事，极富雅趣。《贺新郎》“乳燕飞华屋”则分用杜甫、刘禹锡、《晋书》、《世说新语》、李益、白居易、韩愈、皮日休、元稹诗文典故，读后有“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的幽古清雅之美感享受。

词中用典，与词境的雅俗是否有关联，只消想想李清照批评秦观“少故实”的一段话就可明白：“譬如贫家美女，非不妍丽，而终乏富贵态”。将“乏富贵态”解成“乏雅致”就是正解了。

其实，作诗吟词，不必“字字有来历”。但学者之词与民歌之词即使都不使事用典，其中也自有雅郑之别。学者之词，其使用的语言，经历数千年文化的积淀浸泡，即使是“信手拈出”，脱口而来，其中也常有着文化传统的内蕴。这一特点，到李易安为极致--不必使事用典而文化素养、高雅情趣尽在其中。这当是“字字有来历”的正解。

苏轼是词史上一个词派的开创者，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揭幕人，苏词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其最主要的是为词这种文学样式品位提高开辟了道路，准备了条件。苏轼的开宗立派，对同时以及后来的作家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北宋后期词人对苏轼词的肯定还是零散的，只言片语的，如黄庭坚称赞苏轼词“超逸绝尘 ”，晁补之称赞苏轼词“横放杰出”等等。 到了南宋，由于社会环境的巨变，家国面临危难沦亡之际，词人内心的慷慨悲愤之气需要抒发，苏轼词的巨大影响立即显示出

来。同时，苏轼词也获得南宋词人、词论家的一致肯定。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也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这就是说，苏轼打破了词的狭窄的樊篱，为长短句歌词注入了新的生命，激发起豪杰志士的爱国激情。所以，在“靖康之乱”以及其后宋、金对峙的漫长历史时期（包括元灭南宋前后），爱国词的创作风起云涌，并成为词史上永世不衰的优良传统。苏轼词派分为南北两支。一派因苏学行于北，如蔡松年、吴激，以及元好问。另一派传于南，则为叶梦得、陈与义、张元斡、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等。直至清代，陈维崧、曹贞吉、顾贞观、蒋士铨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苏轼的启发。无论是前朝后代还是异乡他国，苏轼的影响都是高山流水，无与伦比的。特别是在豪放词方面苏轼是时代的领跑者和当时的先锋派，也为后代的文人墨客的创作和再创作提供了一个卓越的美学范式和空间。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身前的曲高和寡、幽谷回响还是身后的独享高名、超迈古今，自始至终，文人的寂寞都是难以排遣和疏散的。无论如何，历经千年而不衰变和褪色的豪放词都是让我们深深感怀和心潮澎湃的。 总之，东坡词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把词引入了一个新境界，开创了中国豪放词风。李方叔的为苏的祭文这样写道“道大难容，才高为累。皇天厚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文中称颂东坡的道德文章，慨叹东坡一生的不幸遭遇，书写了作者对文坛巨星陨落的哀痛心情。“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斯人已去，但他那襟怀坦荡的风骨依然不减当年的高处和气魄。参考文献：

[1]刘维治著《唐宋词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5

[2]罗宗强，陈洪主编 《中国古代文学史》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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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国维著《人间词话》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9，3

[6]龙榆生编《唐宋词选释》中华书局 1962，9

[7]俞平伯编《唐宋词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