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３３卷・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ｎｙ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第１期２０１３年１月 （Ｐｈｉｌｏｓ．＆Ｓｏｃ．Ｓｃｉ．Ｅｄｉｔ．）Ｖｏ１．３３ 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１３ 文学研究・ 《诗经・商颂》的年代问题 曾志雄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中国香港９９９０７７） 摘 要：《商颂》的年代直接关系到中国诗歌起源的年代，在文学史上是个重要问题。虽然《商 颂》年代的争论历来只有商诗说和宋诗说两派，看似简单，由于两派一直未能提出有力的证据折服 对方，有时又纠结于古今文之争，因此争讼超过二千年而无具体结论。本文根据商代甲骨文和西周 金文等语言现象，证明今本《商颂》五篇＇３－为西周以后写成的作品。 关键词：《商颂》；商诗说；宋诗说；二重证据法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７．２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４３９６４（２０１３）０１４３０９０４３９ 《商颂》的著作年代问题露现于其来源的说法， 一、争论的背景 最早见于《国语》和《毛诗序》。《国语・鲁语 下》说： （闵马父）对日：“……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 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 《那》篇《毛诗序》则说： 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 《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 ］ 《诗经・商颂》现存《那》、《烈祖》、《玄鸟》、《长 发》、《殷武》五篇，是今本《诗经》篇目排序最后的五 篇。不过，以朝代名称来看，《商颂》的“商”在《诗 经》中的时代却是最古老的，它比《周颂》的“周”还 要早一个朝代。 《颂》是《诗经》诗体（六诗）之一，有《周颂》《鲁 颂》《商颂》三种。从字面看，《周颂》《鲁颂》《商颂》 命名的原因，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关于周人、鲁人、 以上《国语》、《毛诗序》引文，似乎同出一源。 二者之差别，仅在于《国语》说“商之名颂十二篇”， 商人等先人的《颂》；二是由周人、鲁人、商人等所作 的《颂》。鲁人亦即周人，二者同祖同源。鲁之分， 从周公封鲁开始①；《周颂》理所当然由周人所作以 颂其先祖，但周之先祖即鲁之先祖，因此鲁人未始不 《毛诗序》则说“《商颂》十二篇”；前者似乎把“商” 字的属性视为著作时代，后者则把“商”字的属性视 为作品名称。 东汉郑玄（１２７—２００）《商颂谱》更有所发挥： 自后（引按：即微子之后）政衰，散亡商之礼乐。 七世至戴公时，当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 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３ Ｊ２０ 可作《颂》以赞颂周之先祖而称为《周颂》。同样，商 人、宋人也同祖同源，宋之兴，由商亡后微子封于宋 开始②。《商颂》固然应由商人所作以颂其先祖，但 商之先祖即宋之先祖，因此宋人亦未始不可作《颂》 以赞颂商之先祖而称为《商颂》。明白这个道理，就 不可以拘执于《周颂》必为周人所作，《商颂》必为商 人所作。以此逻辑推论，《商颂》有可能不出自商代 人之手，其写作时代因而可能不在商代而在周代宋 国之时。《商颂》的写作时代，历来主要有商代（下 文称为“商诗说”）和东周宋襄公时代（下文称为“宋 诗说”）两种说法，二说的争论虽然延续了相当长的 时间，但至今任何一方仍然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１０ 唐孔颖达（５７４～６４８）在《毛诗正义》中认为郑 玄采用上述《鲁语》的说法，这可视为《诗经》学“商 诗说”的滥觞。《毛诗正义》在解释《商颂谱》这段文 字时，一方面引述《世本》指出正考甫是宋愍公（亦 作宋闵公，前６９１～前６８２在位）的曾孙，孔子（前 ５５１一前４７９）的七世祖，约在春秋时代；一方面认为 “此《商颂》五篇，自是商世之书”④。商诗说的内容 至此又有添加。 以目前资料所见，最早提出“宋诗说”的是西汉 司马迁（约前１４５～约前８６）。他在《史记・宋微子 作者简介：曾志雄（１９４８一），男，广东中山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９０・ 曾志雄：《诗经・商颂》的年代问题 世家》的论赞（“太史公日”）说： 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 异议。清中叶以后，今文经学复兴。今文经学家重 申三家诗说，力主宋诗说。其中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 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 颂》。［４］１６３３ 《诗古微》、皮锡瑞（１８５ｏ一１９０８）《经学通论》转而以 实证方式一共列举了大约２０条证据支持此说 ，开 始了细密的论证。近代王国维（１８７７—１９２７）则首 倡“二重证据法”，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文，作《说商 司马迁之说，仍可视为出于上述的“共同来 源”，只是此说不把重点放在“《商颂》十二篇”或 “商之名颂十二篇”上面，却在正考父这个人物身上 做文章，把他视为《商颂》的作者。司马迁的说法出 颂》上下篇，列举证据说明《商颂》为宋诗，认为“卜 辞所纪祭礼与制度文物，于《商颂》中无一可寻，其 现之后，《商颂》的写作年代出现了新说法，宋诗说 和商诗说的对立开始鲜明。由于司马迁的《诗》学 出自鲁诗，因而司马迁的说法，通常被视为《诗经》 今文经学派。而《诗序》之说，历来被视为古文经学 派，《商颂》的年代问题自此在商诗说和宋诗说之上 又添上了古今文经学争论的色彩而变得复杂。 从一开始，商诗说和宋诗说每一方都没有提出 具体证据证实己方的观点，因此严格来说二者纯粹 只是一种“说法”。在司马迁的说法中，正考父更显 得是一个年代不确定的历史人物。《史记・宋微子 世家》说正考父是宋襄公（前６５０～前６３７在位）时 的大夫，但在《孔子世家》又说他“佐（宋）戴、武、 宣公”。若据年代计算，宋戴公（前７９９～前７６６在 位）等人早于宋襄公１３０年，这样，正考父的年寿未 免长得令人难以相信。唐代司马贞（约６５６—７２０） 已注意到宋诗说这方面的内证问题。对于上述“太 史公日”引文，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有这样的评论： （《商颂》）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祀乐章，非考 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公）、武（公）、宣（公），则 在襄公前且百许岁，安得述而关之？斯缪说 耳。… 司马贞从《商颂》内容和正考父的年寿两方面 怀疑宋诗说的可信性，直接指出《商颂》皆是商家祭 祀乐章。宋人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指出司马迁的宋 诗说本自《鲁诗》之后，也认为《商颂》：“皆天子之 事，非宋所有。且其辞古奥，不类周世之文。而《国 语》闵马父之言，亦与今《序》合，太史公之说谬 矣。”［５１２１同样从文章风格并加上《商颂》命名的推测 质疑司马迁的宋诗说。 不过，商诗说并非没有内部问题。上引郑玄 《商颂谱》就把正考父说成与宋戴公及周宣王同时， 而孔颖达《毛诗正义》则认为正考父为宋愍公曾孙， 约在春秋之世。司马迁只不过在《史记》不同地方 叙述历史时采用了不同的史料，因而出现时代不吻 合的情况。正考父的问题不能视为宋诗说单方面的 疏失。 整体来说，自汉至清中叶，似无人对商诗说提出 所见之人名、地名，与殷时之称不类，而反与周时之 称相类；所用之成语，并不与周初相类，而与宗周中 叶以后相类”。虽然宗周中叶说（相当于金文断代 的西周中期）比上述宋诗说年代略为提早，但亦颇 得到当代学者肯定。直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杨公骥、 张松如合作《论商颂》，试图提出证据扭转“宋诗说” 的看法。后来，杨公骥又根据张氏的意见，续作《商 颂考》，肯定《商颂》是商代诗歌。杨氏之结论大致 如下： 一、根据先秦可靠的文献记载，《商颂》是商诗。 二、认为《商颂》是宋诗的说法，最初只是出于 汉代今文经学家的“经说”并成为近代学者立说的 根据。 三、从《商颂》的内容看，并没有宋国的任何事 件，其表现的思想感情中，也没有《周颂》、《鲁颂》中 所强调的“德”、“考”思想和道德观念，而是对暴力 神的赞美，对暴力神的歌颂，显然，这是符合商代社 会的统治思想的。 。 从上述的概述中，可以看到，过去讨论《商颂》 的著作年代时，商诗说最初没有举证，只是站在对立 面检验宋诗说中正考父这个历史人物的可靠性，而 所提出的有关内容或风格方面的年代标准又都是比 较虚泛的；至于晚近张、杨二氏提出的证据，主要都 是文献、事件、思想、感情、道德概念一类的“软性” 证据。这些证据都有较大弹性，虽然证明了它们有 商代属性，并不表示这些属性绝不可能延续于后来 的宋人身上，因此这类证据不管怎样详尽，也都无法 直接否定宋诗说。至于他们在今文经学方面从质疑 正考父其人人手，以推翻宋诗说中《商颂》作于正考 父的前提，也不等于已经证明了《商颂》不是宋诗。 基于宋人即商人，二者问有文化、思想、历史的传承 关系，商诗说要推翻宋诗说，最少有两项工作要做， 一是提出《商颂》为商诗的特有证据，二是同时证明 《商颂》不是宋诗。至于宋诗说，在商、宋传承的前 提下，至少也有一项必要的工作，那就是找出《商 颂》中具有入宋以来（也就是入周以来）才出现的断 代证据（即宋人独有而商人没有的相关特点）。魏、 ．９】． 第３３卷第１期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１月 皮二氏虽然举证了２０项证据，却没有一项是绝对断 代的，所以到了王国维以ｂ辞的人名、地名、语言和 《商颂》作比较，指出《商颂》所用之成语与宗周中叶 相类时，语言的断代属性比较明显，大家就觉得王说 耳目一新，觉得王说论证有力。 不过，王国维始终是创始者，论证还不够细密。 他的主要论证如下： 又自其文辞观之，则殷墟卜辞所记祭祀与制度 文物，于《商颂》无一可寻；其所见之人、地名，与殷 时之称不类而反与周时之称相类；所用之成语，并不 与周初类，而与宗周中叶相类。……卜辞称国都日 商不日殷，而《颂》则‘殷商’错出；卜辞称汤日“大 乙”不日“汤”，而《颂》则日“汤”、日“烈祖”、日“武 王”。此称名之异也。其语句中亦多与周诗相袭。 如《那》之“猗那”，即《桧风・苌楚》之“阿傩”、《小 雅・隰桑》之“猗难”、《石鼓文》之“亚箬”也；《长 发》之“昭假迟迟”，即《云汉》之“昭假无赢”、《系 民》之“昭假于下”也。……又如《烈祖》之“时靡有 争”，与《江汉》句同；“约辛氏错衡”、“八鸾鸽鸽”，与 《采芑》句同。凡所同者，皆宗周中叶以后之 诗。 川 ２００２年，陈炜湛由于不满意于王国维上述论文 “仅限于个别举例的性质”，发表了《商代甲骨金文 词汇与＜诗・商颂＞的比较》一文 ］８ 。，采用与王 国维相同的材料和相同的论证方法，全面反驳王国 维的意见，出现了讨论《商颂》年代以来一次最精采 的论辩。 陈氏是古文字学家，精熟甲骨金文，这篇文章拿 商代甲骨文、金文所用的文字、词语跟《商颂》五篇 做了全面比较，可谓得心应手。通过核对，他不但发 现“《商颂》文字大部分为甲骨文及同期金文所有， 甲骨文及同期金文所无者居小数。易言之，《商颂》 大部分词语于甲骨文及同期金文有证”；随后陈氏 又逐点批驳王国维的上述论据。他指出，陈子展 《诗经直解》已引前人之说辨明所谓“殷商错出”，实 乃“名不淆乱，义不动摇”，且ｂ辞并非无“殷”字，只 是《甲骨文编》、《甲骨文词典》失收；卜辞固不称大 乙为“汤”，但亦屡称“唐”，“唐”即“汤”，不算“称名 之异”；至于若干词语与“周诗相袭”，或系流传过程 中添加，或系周诗袭《颂》，不足以证明《商颂》为宋 人之作 。 陈炜湛在上述文章中所作的努力，是令人佩服 而且值得肯定的。不过，他在指出“《商颂》文字大 部分为甲骨文及同期金文所有，甲骨文及同期金文 所无者居小数”的同时，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些“小 ・９２・ 数”甲骨文所无的文字。他只概略地说，“《商颂》五 篇那些不见于甲骨文及同期金文的词语主要是语气 词、象声词、副词，关键性的名词、动词较少”，又认 为《商颂》中少数习见于西周金文的双音词“无疆、 眉寿、天命、天子、降福”，“必为后所易改或添加”， 对于与“周诗相袭”的词语孰先孰后还未弄清楚，就 说“不足其为宋诗之确证”。这样总结这场千年的 论战，未免与我们在开始阅读陈氏论文时的期待有 较大的落差。 其实，在王国维《说商颂》出现之前，商诗说和 宋诗说一直很努力探讨《商颂》的年代问题，只是没 有新材料、新方法，结果两方只能围绕商宋历史文 化、相关文献和文学特点这些有时代弹性的题材论 战，无法找出直接确切的证据来证明《商颂》的年 代，《商颂》年代问题渐渐成为一个无法攻破的谜 团。王国维的贡献在于及时利用新材料新方法，拿 殷、周甲骨文和金文的语言跟《商颂》比较，冲破了 传统迷障，为探讨《商颂》年代问题走出了可行的第 一步。只是草创伊始，论证不够细密。陈炜湛的论 文虽然弥补了王氏的缺陷，拿《商颂》和商代甲骨 文、金文逐字对照，工作更见细致，可惜陈氏过于偏 重文字上的比较，忽略了文字在词语层次和语法层 次上所显现的时代特点，结果全文只做出了精细的 《商颂》用字表，却没有以此深入探讨年代问题，导 致最后急于定论，未竟全功。 陈文处理材料上的疏失，主要有两方面：一、只 列出字表而没有统计，表述显得主观。《商颂》五篇 中陈氏认为不重复的字数共３２３字，其中甲骨文及 金文已见的有２１８字，未见的有１０５字（见下文转 录）；已见字数在全部字数中占６７．４９％，虽然可称 为大部分，但未见字数在全部字数中也占３２．５１％， 相当于已见字数的４８．１６％，不能算是“小数”⑨。 陈氏既掌握《商颂》中的实际用字情况，而不列出具 体比例，只粗略地用“大部分”和“小数”分别表述， 无异夸大已见字数的份额而压缩未见字数的比例， 未免有偏袒商诗说之嫌；二、没有处理甲骨、金文和 《商颂》在词语上差异的问题。陈氏在结论中指出， “《商颂》五篇那些不见于甲骨文及同期金文的词语 主要是语气词、象声词、副词，关键性的名词、动词较 少”，可是他对这些词语或用字没有分别对待，一概 略而不论，即使连“关键性名词和动词”也没有展开 检查或探讨，似乎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现在本文仍然继承陈氏这一路线的发展，从语 言证据出发，分虚词、关键性名词、动词探讨《商颂》 的写作时代。 曾志雄：《诗经・商颂》的年代问题 首先，根据《商代甲骨金文词汇与（诗・商颂） 四个： 的比较》一文，整理出《商颂》五篇在甲骨文中所没 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有的１０５字，制成以下字表： 猗、与、鼗、简、衍、思、平、于、赫、敦、奕、客、怿、 民、温、尝、嗟、秩、斯、祜、所、清、酤、羹、微、时、寿、 考、靡、约、柢、错、衡、溥、彼、奄、殆、胜、畿、海、祁、 景、是、浚、洪、敷、幅、拨、履、遂、跻、祗、式、缀、旒、 棘、优、道、骏、勇、憨、竦、总、旆、虔、曷、苞、蘖、昆、 吾、夏、桀、业、也（陈氏原注：语气词）、士、实、阿、 挞、奋、荆、宋（果）、裒、绪、居、氐、常、设、都、予（陈 氏原注：动词）、适、稼、严、僭、迨、遑、濯、松、丸、断、 迁、新、梃、楹、闲、孔 由于今天对这１０５字的历史背景仍不能完全了 解，我们只能在《商颂》里头，选出时代特点明确的 几个虚词以及所谓关键性的词语来探讨《商颂》的 写作年代。 二、《商颂》中有时代特点的虚词 在各种语言成分中，虚词（古人或称为“词”）数 量虽然不多，而且属于封闭成分，但它们在古汉语中 往往是常见的，鉴别时代的作用也特别明显，讨论年 代问题不应该轻易放过。在这里我们拿陈氏论文中 提到的“也、所、其”等几个先秦常用虚词对《商颂》 作一番检视。 １．其 “其”字作为虚词，甲骨文己见。“其”字在先秦 的用法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用法是用作（第三人 称）代词，和“厥”字相同。以下《诗经》④二例的 “其、厥”句型一致，意义、用法相同，都是代词： 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小雅・鼓钟》） 聿怀多福，厥德不回。（《大雅・大明》） 《尔雅・释言》：“厥，其也。”就是指作为代词时 “其”、“厥”同义。唐钰明指出，在商代甲骨文及周 原甲骨文中，“其”和“厥”还不是同义词，前者是副 词，后者是代词＿８＿１∞。西周早期的“其”和“厥”，是 泾渭分明的两个词。进入西周中期以后，“其”和 “厥”的界限开始模糊了，本来只作副词的“其”字， 逐渐入侵“厥”字的领地，出现了作代词的用 例 ”腔。唐氏作出上述论断时遍检西周早、中、晚期 的铜器铭文，全有资料，结论可信。也就是说，“其” 字作为代词，商代甲骨文还没有这种用法。我们现 在参考这个结论，考察一下《商颂》中用作代词的 “其”字。 《商颂》有“厥”字五个，由于这些“厥”字和甲 骨文用法相同，暂且不论。“其”字则有以下两篇 ……何天之龙，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憨不竦，百 禄是总。（《长发》）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果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 其所，汤孙之绪。（《殷武》） “长发其祥”，《笺》：“长犹久也。……久发见其 祯祥矣。”“采人其阻”，《笺》：“采，冒也。……冒人 其险阻。”“敷奏其勇”，林义光认为此当依王肃所 引在“百禄是总”之上，与上章（第三章）“敷政优优， 百禄是道”句法一致。林氏又指出，古文字“庸”与 “勇”同音通用，并举《虢季子伯盘》“庸武”即“勇 武”为证。因此“敷奏其勇”即“敷奏其庸”，“庸”为 “勋庸”之义，“其庸”乃指汤之功勋 １２跎。如果参照 《小雅・六月》“薄伐狨狁，以奏肤公（功）”这句，林 义光的解释是可信的，“敷奏其庸”意即“以奏肤 公”。“有截其所”，《笺》：“所，犹处也。高宗所伐 之处，……更自劝整截然齐壹。”因此，上述这些 “其”都应该是第三人称代词，而“敷奏其勇”之 “其”明指汤，“有截其所”之“其”明指高宗，都是代 词。因此上述《商颂》“其”字的代词用法都不可能 是西周晚期以前的用法，更遑论是商代了。 ２．之 “之”可以说是先秦最常见的虚词，甲骨文已有 “之”字。陈永正指出，甲骨文的虚词“之”用作指示 代词，常见的“之日”“之月（夕）”，即“是日”“是月 （夕）”。例如： 乙卯卜，韫贞，今日王往于颇，之日大采，雨，王 不往。（《殷契粹编》１０４３） “之日”是指乙卯这一天。陈永正发现，连接名 词与名词的介词（即用在定语与中心语之间的结构 助词），在西周金文已经出现，例如： 余其敢对扬天子之休。（《盘驹尊》） 不过，在西周早、中期的金文还没有这种用 法⑧。“之”字这种用法相当于现代汉语结构助词 “的”。在《诗经》中，结构助词“之”字可用可不用。 例如：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周颂・维天之命》） 例中用了“之”连结“天”和“命”；但也可以不 用，例如：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大雅・文王》） 此例“天”和“命”直接连接。在《商颂》中， “之”字用作结构助词特别多，五篇《商颂》中就找到 以下六例 ： 何天之休，不竞不觫，不刚不柔。（《长发》） ・９３・ 第３３卷第１期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１月 何天之龙，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憨不竦。 《玄鸟》的“所止”。《诗经》的“所”字虚词共有４２ 个，１６个出现于《国风》，１７个出现于《小雅》，７个 出现于《大雅》，其余２个分别出现于《鲁颂》和《玄 鸟》本句。相对来说，《诗经》的“攸”字虚词２６个，９ 个出现于《小雅》，１６个出现于《大雅》，１个出现于 《鲁颂》，《国风》没有“攸”字。可见“所”字主要出 现于《国风》、《小雅》，“攸”字主要出现于《大雅》； “所”字作为虚词，不见于西周金文，也不见于《周 颂》，显然是个晚出的语言成分，不可能出现于 （《长发》）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玄鸟》） 宋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殷武》） 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殷武》） 第一例的“何天之休”与第二例的“何天之龙” 句型相同。朱熹《诗集传》以为“何”即“荷”，郑 《笺》以“休”解作“美”，“龙”即“宠”［１ ０＿ ，《周颂・ 酌》有“我龙（宠）受之”，郑说可从。《说文》：“何， 儋（担）也。”，意即担负。“何天之休”即“受天之 休”，“何天之龙”即“受天之宠”。其余各例不难理 解。“之先后”即“之先王”，“之旅”即“之众”，“之 绪”即“之业”，“禹之绩”即“禹之迹”。《商颂》只有 ５篇，结构助词就有６次⑩；相对于《周颂》３１篇这类 结构只有１５次来说，《商颂》的结构助词“之”数量 是偏多的：《周颂》平均每篇只有０．５次，而《商颂》 平均每篇则有１．２次，是《周颂》的２倍多。这现像 值得注意，因为它显示《商颂》并非处于“之”字作结 构助词刚开始的西周阶段。 ３．所 甲骨文及西周金文无“所”字。《尔雅・释言》： “攸，所也。”“所”作为虚词，与“攸”也是同义词。 以下《诗经》二例的“所”和“攸”不但句型相似，而 且同义：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商颂・玄鸟》） 岂弟君子，民之攸归。（《大雅・洞酌》） “所”和“攸”作为先秦汉语虚词同属于结构助 词的用法，用来加在动词或动词短语之前使之成为 名词短语。“攸、所”这对虚词的关系很像前述“厥、 其”这对关系，二者一古一今。西周金文无“所”字， “攸”字在西周金文中已见，写作“迪”。例如： 唯敬德，亡（无）遗违。（《班簋》）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定《班簋》为西周穆王时 器，并释“迪”即“攸”，为语中助词…１】 “。。 《商颂》中没有古老的“攸”字，却有以下三个 “所”字：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锡无疆，及尔斯所。 （《烈祖》）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玄乌》）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果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 其所，汤孙之绪。（《殷武》） 但引例中《烈祖》和《殷武》的“所”都不是虚 词，只有《玄鸟》“维民所止”的“所”才是虚词。《小 雅・祈父》有“靡所止居”，句中“所止居”相当于 ．９４． 商代。 ４．也 陈炜湛在文中注有“语气词”的“也”字就是这 个“也”。在《商颂》中它只出现在《长发》一篇，而 且只出现一次。《长发》： 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 马瑞辰（１７７７—１８５３）谓诗中“天子”指 汤¨ ］１１跎 ∞，《笺》以为本篇的“商王”即汤。这样， “天子”“商王”同指一人。“降予卿士”，《笺》：“下 予之卿士，谓生贤佐也。”马氏谓“予，犹‘与’也。今 作‘于’者，传写之讹”。陈氏在论文中注以“动词” 的“予”，就是这个“予”字。 “允也天子”的“允”，《笺》释为“信也”。《小 雅・湛露》、《采芑》、《车攻》等篇也有“允”字诗句， 用来赞誉诗中人物： 显允君子，莫不令德。（《湛露》） 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旅阗阗。（《采芑》） 显允方叔，征伐猿狁，荆蛮来威。（《采芑》）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车攻》） 可见“允”是《小雅》常用的词语。当中，《车 攻》的“允矣君子”与《长发》的“允也天子”句型最 似。《正义》把前面三个“显允”释为“明信”，《尔 雅・释诂上》：“允，诚也。”《说文解字》：“允，信 也。”“允”释为“诚信”是没有问题的。上引各诗句 中，《湛露》的“显允君子”与《车攻》的“允矣君子” 都用来赞誉“君子”，二者意思大致相同，可见“显 允”和“允矣”只是详简不同的用词，看来“矣”是个 填补音节的虚词。如果拿“允矣君子”和“允也天 子”对照，“也”也应该是填补音节作用的虚词。 “也”字是先秦常见的语气词，但商代甲骨文 和同期金文未见，西周金文也不见；《诗经》中《周 颂》《鲁颂》无“也”字，大、小《雅》中“也”字只有 １２个；古今文《尚书》一个“也”字也没有。值得注 意的是，《周颂》一向被视为西周作品，以此看来， “也”字作为常见的语气词，最早不应该早于西周 晚期。 曾志雄：《诗经・商颂》的年代问题 ５．而 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大雅・云汉》） 可见这类的“斯”字《诗经》并不多。《论语》一 书无“此”字，以“斯”字用作指示代词较多，全书共 有４９次。例如： “而”字虽然不是陈炜湛列出的甲骨文所无之 字＠，但它用作连词的时候，对判别作品时代却有关 键性作用。在今人对古代汉语的研究过程中，“而” 这个先秦虚词具有时代标记的特点，是最早被发现 的。１９２８年，何定生在分析《尚书》的连词时清楚论 断，“而”是东周以后字，盛行于春秋战国，用此字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 因此《烈祖》篇内的两个“斯”字用法，应该是西 周以后的语言现象。 者，决非西周时代¨ ］１ 。５０多年之后，陈永正更明 确指出，连词“而”不见于卜辞和西周铜器铭文中， 直到春秋末叶的《侯马盟书》，“而”字才大量使用， 表示并列和转折的语意¨ ］３ 。 《玄鸟》篇有１个“而”字：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降而生商”是典型的并列结构，“而”在句中是 并列连词，连接动词“降”和“生”。因此，如果《玄 鸟》是商人作品的话，这个“而”字是非常可疑的，除 非我们把该篇的时代定为西周以后。 ６．且 “且”字见于甲骨文及商周金文，但都用作“祖 先”的“祖”字。《商颂》有以下三个“且”字，都不作 “祖”字用而用作连词： 嗜嗜管声，既和且平。（《那》） 昔在中叶，有震且业。（《长发》） 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殷武》） 三诗中的“且”字用来连接其前其后的两个形 容词，构成并列结构。《尚书》、《周颂》没有“且” 字，因此“且”字这类用法应该是西周以后的用字。 ７．斯 “斯”字不见于甲骨文。在《商颂》中有两个 “斯”字，都出现在《烈祖》篇内：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锡无疆，及尔斯所。 “有秩斯祜”句式和《小雅・白华》的“有扁斯 石”相同。《毛传》：“扁扁，乘石貌（按：即上马车的 蹬石）。”以“扁扁”释“有扁”，因此“有秩”即“秩 秩”。《小雅・巧言》有“秩秩大猷”，《说文解字・ 大部》“榜”字下引作“榜榜大猷”，云：“榜，大也。” 《大雅・抑》“斯言之玷”，郑《笺》：“斯，此也。”“斯 祜”、“斯所”即“此祜”“此所”之意；“此所”上文《殷 武》已引，与本篇“斯所”同，可见“此、斯”都是指示 代词。甲骨文这类指示代词用“之”字，已见上文。 西周金文、《周颂》有“斯”字，但都没有指示代词的 用法。《诗经》中“斯”字用作指示代词除上述《自 华》和《抑》之外，还有以下三篇：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小雅・斯干》） 匪不能言，胡斯畏忌？（《大雅・柔桑》） ８．是 、 “是”也是甲骨文所没有的字。在《商颂》中，共 有７个“是”字，而且都用在宾语前置的句式中。 例如： 龙旗十乘，大糟是承。（《玄鸟》） （按：承，奉也。糖，黍稷。“龙旗十乘，大禧是 承”即“奉龙旗十乘、黍稷（以祭）”之倒装。 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玄鸟》） （按：“何”即“荷”，见上文。“百禄是何”即“受 （荷）此百禄”之倒装。） 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长发》） （按：“外大国是疆”即“疆理外大国”之倒装。） 昭假迟迟，上帝是祗。（《长发》） （按：“上帝是祗”即“敬祗上帝”之倒装。） 敷政优优，百禄是遒。（《长发》） （按：道，《毛传》：“聚也。”“百禄是遒”即“聚此 百禄”之倒装。） 不震不动，不慧不竦，百禄是总。（《长发》） （按：“百禄是总”意同“百禄是遒”。） 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日商是常。（《殷 武》） （按：林义光《诗经通解》：“常，读为尚。尚，主 也。”［ ］ 。。“日商是常”即“日主于商”的倒装。） 据钱宗武统计，今文《尚书》中宾语前置的叙述 句句式共１１见，用“是”字的只有４次，而作“惟＋ 名词宾语＋是＋动词谓语”形式的，在甲骨文和金 文中还未发现，可能始见于今文《尚书》＠。从今文 《尚书》和《周颂》中“是”字宾语前置如此少而《商 颂》如此多，相信《商颂》的“是”字式宾语前置也不 是西周的语言现象。 三、少数关键性的名词、动词 最后，我们讨论一下《商颂》中少数几个关键性 的名词、动词。 ９．天子 《商颂》中只有一次“天子”，它和“商王”一词 同时出现在《长发》篇中： 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 ・９５． 第３３卷第１期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１月 （《长发》） 上文提到，马瑞辰认为该篇的“天子”即汤，郑 《笺》认为“商王”即汤，如果这样，“天子”“商王”二 者同指汤，都是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在中国历史上，“天子”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 号，意义未曾改变过。在秦汉以前，最高统治者的称 号有“王、天子、皇帝”三个。在目前商代的第一手 语料中（以甲骨文和商代铭文为主），只看到“王”而 没有“天子”和“皇帝”；在周代的第一手语料中（以 两周铭文、简帛为主），只有“王、天子”而没有“皇 帝”。众所周知，“皇帝”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前 ２２１）之后才出现的称号，它有明显的时代特点 。 如果是真实的商代作品，则只能使用“王”的称谓而 不可能使用“天子”；否则，作品虽然谈论商代事件， 也是后人复述或仿作的。 不过，《笺》以为“天子”即“天命而子之”；林义 光也主张此说，他在解释《长发》一诗时，据《周颂・ 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句，认为本篇之“天 子”不是称号，而与“天其子之”同义。林氏指出，古 文“慈”字或作“子”，金文“万”字又作“迈”，“时迈 其邦，吴天其子之”言“此万邦者，吴天所慈惠也”。 林义光认为上引《长发》“天子”几句是“天生伊尹， 使之扶危，此天之慈惠于商也”［９１２８２的意思。这样的 看法，在诗中也言之成理。因此，本篇的“天子”有 可能不是称号。 ｌＯ．烈祖 烈祖是古人对祖先的称谓。《商颂》是祭祀祖 先的诗歌。根据刘源研究，西周初年，周人及殷遗民 所作铜器铭文中对祖先的称呼基本沿袭殷器之例， 一般径称日名，如祖某、父某、妣某及母某之类。此 种称呼习惯一直延续到西周中期，到西周后期就基 本不见了。西周中期以后，铜器铭文中对祖考的称 呼也冠以“刺（烈）、穆”等字¨ ］２７ 埘 。《商颂》中有 以下两诗出现“烈祖”一词： 奏鼓简简，衙我烈祖。（《那》）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烈祖》） 因此，这两首诗不可能是商代人的作品。 １１．商王 “商王”和“天子”同时出现在《长发》篇中，已 见上文。不论《长发》的“天子”是最高统治者称号 还是“天慈”的意思，商代甲骨文在祭祀时惯例只用 庙号而不称“王”，也没有称“商王”的用例 ，所以 《长发》的“商王”应该不是商代的祭祀称法。 １２．商之先后 “商之先后”见于《玄鸟》篇，原文如下： ．９６・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玄鸟》） “商之先后”作为“之”字结构式，是西周早、中 期以后的事，不可能出现于商代，上文已谈到；其次， 商人在甲骨文祭祀中只用“多后”来指称先君，没有 发现“先后”的叫法。另一方面，《玄鸟》诗的“商之 先后”这种称呼，更似后人从历史追述的角度加 “商”字来指称商代先王，不像商代时人之称。 １３．殷 “殷”字见《玄鸟》和《殷武》两篇，一共３次，属 于朝代名称：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玄鸟》） 殷受命成宜，百禄是何。（《玄鸟》）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殷武》） 甲骨文虽然有“殷”字，但都不作朝代名称，而 用作疾病之称，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３２１—３２３页 “释殷”条有所讨论。《玄鸟》诗中既称“生商”，又 称“殷土（社）”，“商、殷”并用，可见王国维《说商 颂》所言“卜辞称国都日商不日殷，而《颂》则‘殷 商’错出”是事实，不能因甲骨文有“殷”字而不检查 其用法就贸然指王说为非。 １４．罴尝 陈氏分析《那》篇文字时指出甲骨文没有“尝” 字，那是很有意义的。《那》篇有“燕、尝”二字： 顾予蚕尝，汤孙之将。 《烈祖》一诗也有这两句。《那》诗《正义》云： “此云‘悉、尝’，则是秋、冬之祭。”《小雅・天保》： “是用是享，檎祠蒸尝。”《传》：“春日祠，夏日榆，秋 日尝，冬日蒸。”《鲁颂・圈官》：“秋而载尝。”《礼 记・王制》：“春日杓，夏日稀，秋日尝，冬日蒸。”虽 然《毛传》和《礼记》的春、夏祭名略有不同，但“悉、 尝”为《诗经》中常用的祭祀名称则没有问题，甚至 可以说，《诗经》中“燕尝”可能已经等同“祭祀”一 词的意义了。刘源指出，《小雅・楚茨》的“以往蒸 尝”，和“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以为酒食，以享以祀” 一同出现诗中，看来是描述丰收以后对先人的一次 祭祀，把“蒸尝”解释为秋冬两次祭祀似乎与诗的本 意有所抵牾。金文中“祠、榆、尝、登（悉）”都出现 过，“檎、尝、燕”三个“祭名”也和时祭没有联系。从 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金文中的“尝、蒸”常以“用登 （蒸）用尝”、“以登（悉）以尝”的形式出现，和《诗 经》里的“以往燕尝”、“是悉是享”用法相似，其中 “悉、尝”都用来说明献祭仪式的内容∞。商人虽然 重视祭祀，但甲骨文在纪录祭祀活动时从无“尝” 字，显然是还没有这样的名称或仪式，可见“尝”作 为祭祀义，当为人周之后甚至是西周晚期以后的祭 曾志雄：《诗经・商颂》的年代问题 祀制度。宋人因祭祀的需要而提“悉尝”，恐怕是受 周人语言、制度的影响。 四、结论 是“商代人写的颂”，二是“关于商代人的颂”。从语 义结构角度分析，第一意义的“商代人”是“主事 格”，第二意义的“商代人”是“对象格（或受事 格）”。由于以上的语言事实排除了《商颂》出于商 代的可能，那么“商颂”只能理解为第二意义了。 以上我们讨论了《商颂》中晚于商代语言特点 的８个虚词和６个关键性名词及动词，现在把它们 只要认定《商颂》中的“商”是对象格，那么“商 的出现情 ： 整理成下表： 《商颂》各篇非商代用语一览表 用蘑＼ 《＼ 那》 《烈祖》 《玄鸟》 《长发》 《殷武》 ＼ 其 ｖ， ｖ／ 之 ｖ， ｖ， 所 ｖ， 也 而 ｖ， 且 ／ ／ 斯 ｖ／ 是 ｖ， ｖ， ／ 天子 ／（？） 烈祖 ｖ， ｖ， 商王 ｖ， 商之先后 ｖ， 殷 燕尝 ｖ／ 虽然１４个词语数量不算多，但难得它们分布于 《商颂》每一篇作品里头。由上文看到，这１４个语 言成分出现的时代并不齐一，最早的是“天子”，出 现于西周早、中期（但这个词语是否即后世的“天 子”并不确定）¨６＿“。，最晚的是“而”和“斯”，出现于 春秋时期前后，其他各词语约在西周晚期到东周初 期之间。由于《商颂》五篇在各种传说中是同时出 现的，而且各种说法颇一致，又由于这些词语的时代 特征比较确定，而时代特征又都是不可逆现的（即 后代的词语不可能出现于前代），那么我们只能够 根据最晚的特征论断五篇《商颂》大约同时出现于 春秋前期。史籍上最早引用《商颂》的是《国语》。 《国语・晋语四》“宋襄公赠重耳以马二十乘”章引 《商颂》“汤降不迟，圣敬日跻”二句，即《长发》诗。 宋襄公赠重耳以马二十乘一事，《左传》见于僖公二 十三年，即宋襄公十四年（前６３７），因此《商颂》五 篇之作，不应该晚于此年。 从语言结构说，“商颂”的结构很像今天的“老 王的小说”那样。拿“老王的小说”这个短语来看， 它最少有两个意思：一是“老王写的小说”，二是“关 于老王的小说”。同样，“商颂”也有这两层意义：一 代人”就必然不是作者了。言下之意，《商颂》为宋 诗说是本文自然的结论。不过，本文虽然从语言角 度论证了《商颂》不出于商代人之手，但并不等于说 本文认为《商颂》是正考父所作。毕竟正考父的年 代还真有问题，而本文在上面也只讨论年代，没有论 及作者。即使王国维当年作《说商颂》，他也没有主 张《商颂》出于正考父之手。《商颂》是否出于正考 父之手，可以另作讨论。 注释： ①《史记》记载，周公名旦，为周武王弟，佐武王伐纣，因 功封于曲阜，是为鲁公。见点校本《史记・鲁周公世家》中 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１５１５页。 ②据《史记》记载，微子名开，为纣之庶兄。周武王伐纣 克殷，封纣子武庚续殷祀。后武庚作乱，周公承成王命诛武 庚，乃命微子代殷，国于宋。见点校本《史记・宋微子世家》 １６０７—１６２１页。 ③《正义》引《世本》云：“宋愍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 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为宋司马华督杀之，而 绝其世。其子木金父降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为 华氏所佰，奔鲁为防大夫，故日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 梁纥，叔梁纥生仲尼，则正考父是孑Ｌ子七世之祖。”见《毛诗 正义（整理本）》１６８４～１６８５页。 ④这二十条证据中十三条为魏源所举，七条为皮锡瑞所 举．王先谦（１９４２～１９１７）将二者收入于《诗三家义集疏》，中 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１０９０～１０９６页，甚便查阅。 ⑤陈炜湛的字表原为分篇列出，没有做出最后的结算 表；我们据每一篇计算而得出此数字。又陈氏在《烈祖》篇 的字表内重收一个“不”字，本文在计算数字时已将数目加 以校正。 ⑥见陈炜湛《商代甲骨金文词汇与（诗・商颂）的比较》 ８５—８６页。又按：原文指《殷武》一诗中有“容”字为甲骨文 所无，此“容”字当为“客”字误植，现更正为“客”字。 ⑦《诗经》引文据《毛诗正义（整理本）》，下同，不再标 注。 ⑧陈永正：《西周春秋铜器铭文中的联结词））３２２页，《古 文字研究》１９８６年第十五辑。按：西周金文的“之”字比我们 想象中少，只有５７例。而用于领属性定语之后的只有９例， 其中以蠡驹尊（《集成））６ｏｉ１）为最早，《蠡驹尊》为西周中期 器。 ⑨《那》和《烈祖》还各有一句“汤孙之将”，《那》诗郑 《笺》：“将，犹扶助也。”我们认为“汤孙之将”即“汤孙是 ・９７・ 第３３卷 第１期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１月 将”，这两句的“之”不是结构助词而是宾语前置，但这两例 宾语前置的“之”也不是甲骨文的句法，见张玉金《甲骨文语 法学｝２９２页“宾语前置句”。 ⑩这１５次是：１．秉文之德（《清庙》）、２．维天之命（《维 天之命》）、３．文王之德之纯（《维天之命》）、４．文王之典 （《维清》）、５．维周之祯（《维清》）、６．岐有夷之行（《天作》）、 ７．仪式刑文王之典（《我将》）、８．畏天之威（《我将》）、９．维 莫之春（《臣工》）、１０．在周之庭（《有瞽》）、ｌ１．邦家之光 （《载芟》）、ｌ２．续古之人（《良耜》）、１３．蹁躏王之造（《酌》）、 １４．敷天之下（《般》）、１５．时周之命（《般》）。 ⑩甲骨文中有“而”字，学者通常释之为人名或地名，见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３３５７ 号“而”字。 ⑥钱宗武：《今文尚书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４年）４２９—４３０页。本文作者翻查了《殷周金文集成》中 的西周器铭，有“是”字的才１５个，器号为２７２４、２８３８、２８４１、 ３９１０．１ ３９１０．２、３９１１．１、３９１１．２ ３９１７、４１０７、４３３０、５３４８．１、 ５３４８．２、５９３０、９７１３、１０１７３。但２８３８器（《留鼎》）的“是”字 拓本原字不清，《殷周金文集成释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据“已剔本”补入，释 为“唯朕［禾是］偿”。智鼎是西周中期，如果这样，西周金文 的“是”字宾语前置句式最早见于西周中期。又，甲骨文的 宾语前置句请参看参考文献９。 ⑩《尚书・吕刑》有“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及“皇帝清 问下民”二句，句中“皇帝”不是最高统治者的一般称号，而 是对“帝尧”的敬称。屈万里《尚书集释》（联经出版事业公 司，１９８３）谓：“皇帝，意谓伟大之上帝。”这与后世的“皇帝” 乃“三皇五帝”的合称不同。 ⑩本文利用香港中文大学《汉达文库》检索甲骨文 词语。 ⑩《商周祭祖礼研究》５９页及６１页。又，于省吾《尚书 新证》（崧高书社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８５年）６５～６６页也指出， 《尚书》中《盘庚》、《召诰》、《立政》等篇的“吁”即金文“龠” 字，亦作“杓”或“榆”。“檎”有二义，一为春或夏祭之专名； ・９８・ 一指一切祭祀言，亦犹“燕”之不专谓冬祭。 参考文献： ［１］ 国语（上册）［Ｍ］．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 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毛诗正义（整理本）［Ｍ］．龚 抗云，李传书，胡渐逵，等，整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０． ［３］冯浩菲．郑氏诗谱订考［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４］ 司马迁．史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５］张伟保：《诗三百》的形成与流传研究［Ｄ］．北京师范 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ｏ４． ［６］ 王国维．定本观堂集林（上）［Ｍ］．台北：世界书局， １９６１． ［７］ 陈炜湛．商代甲骨金文词汇与《诗・商颂》的比较 ［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１）：８３－８８． ［８］唐钰明．其、厥考［Ｍ］／／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唐 钰明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９］林义光．诗经通解［Ｍ］．台北：台湾中华书局，１９７１． ［１Ｏ］朱熹．诗集传［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８． ［１１］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Ｍ］．北京：文物出 版社，１９８８． ［１２］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Ｍ］．陈金生，点校，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８９． ［１３］ 尚书的文法及其年代［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 研究所周刊，１９２８年第四十九、五十、五十一期合刊． ［１４］ 陈永正．西周秋春铜器铭文中的联结词［Ｊ］．古文字 研究，１９８６（第十五辑）． ［１５］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Ｍ］．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４． ［１６］曹建国．出土文献与先秦《诗》学研究［Ｄ］．上海：复 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４． （责任编辑：韩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