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庄历史

(2012-03-31 15:46:11)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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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八旗兵丁

毫无疑问，清代是牛庄历史的最重要时期。有清一代，牛庄充分把握所拥有的地缘优势，城镇定居人口大量增加，经济空前繁荣，文化艺术活动空前活跃。并由此形成了 “一城两府，旗民分治”为特征的行政管理模式和多民族文化、多宗教信仰为特征的城镇文化，在诸多方面，有别于东北地区的其他市镇。当然，所有这些都和牛庄清代的八旗驻防有关。

在明代，牛庄仅仅是辽东都司下辖的一个驿城和堡城，设有驿站和递运所，并有驻屯的官军四百六十三名。在明代辽东的诸多城、堡中，行政和军事上并不十分重要。因为明代辽东军屯制度逐渐完善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军粮可以自给自足了，不再依靠海路调运，所以牛庄港在明朝初年的短暂繁荣之后，也逐渐默默无闻。

八旗制度是女真领袖努尔哈赤创建的，集政治、军事和生产于一体，旗人平时耕猎为民，战时应征为兵。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国号为大金，年号天命，史称后金。天启元年三月（1621，后金天命六年），努尔哈赤的后金军队接连攻下辽阳、沈阳及太子河以东70余座城、堡，与明军隔太子河对峙。牛庄城从此纳入后金的版图。明与金的对峙，使牛庄城的战略地位一下子凸显出来。牛庄成了明军收复辽南地区所必须攻取的军事要地，在当时，几乎别无他途。明辽东镇总兵熊廷弼曾在奏折里说“欲以轻兵袭牛庄，夺马圈守之，为明年进兵门户”。但明军的这一战略计划，早被老汗王努尔哈赤所洞悉，

他动员原来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迁往牛庄城和附近其他一些城、堡，分兵驻守，加紧戍防。据《满文老档》记载，辽阳以南的鞍山驿、海城、牛庄一带迁移驻守的主要是镶白旗。因为建国之初，后金统治者对明代原住辽东的汉民实行的是“种族灭绝”政策，在经历一轮又一轮的屠杀以后，牛庄的原住汉民或被杀害，或逃亡到山海关内。八旗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到来的时候，牛庄城几乎是一座空城。他们成为了这座移民城市的第一代移民，进驻明代遗留下来的，四面城墙皆长270米，略显狭小的牛庄城，建立衙署、兵营和校场。当地少量幸存的汉民则不幸沦为八旗兵官兵家里的包衣（满语，家奴），为旗人提供各种劳动并耕种土地。城区周边大量的无主荒地被八旗官兵占有，随着努尔哈赤“计丁授田”政策的施行，这些土地被分发给驻防官兵，成为了他们家族世代拥有的财产。这也是牛庄旗地多于海城和附近其他地区的原因（对于“旗地”、“官庄”和“旗仓”，笔者将另文专述）。这是牛庄八旗驻防的开始。远道而来的旗人改变了牛庄的历史，牛庄也使他们脱离渔猎为主的生产方式，直接进入到农耕社会。

和周边其他城、堡不同的是，八旗在牛庄的驻防竟然与大清王朝相始终，直到民国二年（1913）裁撤，长达二百九十二年。（民国二年裁撤的只是八旗驻防官兵和防守尉衙门，而防守尉一职直到民国十年（1921）才正式裁缺）。

金天命七年（1622）的一月，努尔哈赤集结后金军队从牛庄出发，跨过冰封的太子河，进占辽西一些城、堡，开始了和大明王朝之间旷日持久的“河西之战”。但明军对牛庄城的威胁并没有被完全解除，它依然受到后金统治者的重视。因为牛庄城周围有大量的肥沃的土地和屯田种作的八旗军民，可以做为大后方供应战争所需要的粮草。一旦战争失利，还可以退守牛庄，利用太子河做屏障，仍然可以掌控辽东诸城。同时牛庄的交通方便，兼有水陆之利。所以在金天命八年（1623）重臣和硕图向努尔哈赤建言：“沈阳、牛庄、耀州三城宜先缮完，庶边界内外皆可长驱。”这一建议得到了有效的实施，修缮牛庄城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驻防机构，设置城守尉和满、汉章京各一员。所属官兵皆由盛京内大臣何洛会直接管辖。这时驻防八旗兵的人数随战事的需要增减，并不固定。这一时期，领兵驻防牛庄的又多为努尔哈赤的皇子皇孙，比如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征战朝鲜，就命令努尔哈赤的第十二子当时的武英郡王阿济格驻守牛庄，防止明军乘虚袭扰。此外，曾短时间领兵驻防牛庄的还有努尔哈赤的两个皇孙岳託和萨哈璘。天聪元年(1627)，满洲名臣介山开始担任牛庄城守尉，天聪八年（1634）清初名臣布尔堪担任牛庄城守尉一职。可见牛庄在那一时期，极受清初两代者统治的重视。八旗入关以前在牛庄的驻防，完全是一种战略上的考虑。

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山海关，势如破竹，很快占领中原的大部分地区。牛庄等驻防地的八旗官兵大部分被抽调进关参战，一部分家属也“从龙入关”到关内城市驻防。但作为清军的大后方，“根本之地”的牛庄等驻防城镇，仍有少量官兵留守。顺治元年八月丁巳日（1644年9月22日），清定都北京，改盛京为陪都。就在同一天，清廷对盛京的驻防城市的设置统一进行了调整，牛庄城设防守尉。防守尉同先前的城守尉，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级别却整整降低了一级（城守尉，正三品，防守尉，正四品。掌本城旗籍）。乾隆十三年（1748）改置牛庄协领，乃属奉天副都统管辖，这次改置，牛庄的驻防将领的称谓有所改变，驻防机构乃称防守尉衙门（协领，有正三、从三品，也有正四品的。位在副都统之下，佐领之上，牛庄的协领大概是正四品）。满洲人入主中原以后，如果从全国的战略角度思考，牛庄驻防级别的下降还是必然的趋势。同时清廷对各驻防城市管辖

的区域也做了明确的界定，牛庄防守尉管辖东至辽阳城守界九十里，西至广宁城守界九十里，南至盖平城守界六十里，北至广宁城守界七十里，东南至岫岩城守界一百里，西南至海一百里，东北至辽阳城守界八十里，西北至广宁城守界一百一十里。至于朝廷为何没有把驻防城市设在地理位置更险要，城区面积更大，经济形势更好的海城，我想有三个主要因素，一是大清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无力做大规模的调整，不得不延袭旧制。二是海城南有盖平、熊岳，东有岫岩，北有辽阳，若设在此地则显得过于拥挤。而辽河以西的大片区域却无法顾及。三是牛庄有河港可以远通外海，同时肩负着海防的重任。比如曹廷杰在《东北边防辑要》里就说，“凤凰城居高丽之冲，牛庄为海道之门”，并把牛庄、凤城和控扼入关要道辽西走廊的锦州，作为除盛京以外的三个边防要地，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真知灼见。

牛庄防守尉属奉天副都统管辖。迁移来驻防牛庄的旗兵，不仅有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还曾驻有巴尔虎蒙古旗，和少量的锡伯兵，民族成分非常复杂。随着清代中期经济的繁荣，旗人人口大量繁衍增加。清中期以后，他们日渐融入汉族社会，以至到现在这些民族的语言、文化和习俗已经消失殆尽，殊为可惜。《清会典》记载牛庄驻防兵额八十名，与《柳边纪略》的记载一致。《清史稿》则记载有额兵九十六名。顺治朝牛庄驻防兵额曾增加二十员，康熙十三年增加三十员，康熙三十八年增加锡伯兵二十员，同时裁撤满洲兵额二十员。而《盛京通志》则记载“旧设满洲兵八十四名，蒙古兵十名，汉军兵六十六名，共兵一百六十名。乾隆六年（1741年），由盛京移驻兵二百四十名，二十九年（1764年）移驻塔尔巴哈台二十三名，现实兵数三百七十七名，铁匠二名。”《海城县志》记载同《盛京通志》差别不大，另外还记载有仓军八名，鳏寡孤独四名。为什么牛庄八旗驻防兵额的历史记载差异这样大呢，这和八旗兵随关内战事的需要进行换防和调整有一定关系。另外清廷也在随着旗人人口的增加而不断的增加驻防兵额。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清会典》和《柳边志略》只述满洲八旗的兵额而未计算其他旗。当然也不排除《盛京通志》和《海城县志》误将没有“披甲食粮”的“闲散”旗人壮丁计入兵额。有的史料甚至认为牛庄没有汉军八旗兵额。在这一点上，真不知孰是孰非。

对于牛庄防守尉机构设置《盛京通志》和《海城县志》都有明确的记载。防守尉掌印章京一员，防御三员（原设二员，乾隆五年由盛京移驻五员。十三年裁四员，改设骁骑校，二十九年移驻塔尔巴哈台一员），汉军防御一员，四品协领一员（乾隆十三年增设），骁骑校四员（乾隆十三年增设），笔帖式一员，仓官一员，委官一员。上述是《盛京通志》的记载，反映的是清代中期的机构情况。防守尉一员（满洲人专设的职务），掌管辖区内八旗军政和旗人户口，并征收旗地草豆，没有受理词诉的权力。有防御四员（三人为满洲人，一人为汉人），骁骑校四员，二者职权相同，专管一些催科、缉捕方面的事务，没有听讼责任，一共八人，俗称八旗界官。各有官厅，分掌八旗事务。衙署里面还设兵、户、工三科，又称三司，每司设置掌案一员，号簿二员，贴书无定额。其分掌事项如下：兵科也称兵司，专管军政、军饷、沿道之防备及传送公文等事务。户科也称户司，掌管八旗壮丁、户婚、田土及有关抚恤等事。工科也称工司，又称钱粮司，掌征收草豆并城垣、廨舍、桥梁营缮等事。笔帖式一员（满洲人的职务），协助防守尉主管征收兼管牛马税务。同时因为牛庄旗仓也属防守尉的管辖范畴，还设有仓监督、仓外郎，专管仓务。上述这些是《海城县志》的记载，更能反映清末时的机

构设置情况。两者的差异可以看出，防守尉衙门的的机构设置和职能也在不断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防守尉衙门更像一个行政机关，而不是一个军事机构。级别这样高的防守尉衙门的职能实际上很单一，就是只管理辖区内与旗人相关的事务，牛庄的民人（就是旗人以外的普通百姓，包括汉、回等民族。）则由巡检司来负责管理。这就是清代的“旗民分治”政策。

顺治八年（1651），清廷下诏以“龙兴之地，不至荒芜”为由，开始从关内向关东地区大量移民，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的“顺治拨民”。开放东北以后，从鲁、冀、晋、豫等省份“闯关东”的民人开始大量定居牛庄，汉民的人口猛增，迅速超过了原有的旗人。外省移民们租种旗人的土地，辛勤的劳作，为牛庄经济的发展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牛庄港的海运贸易迅速活跃起来，虽然太子河河道淤塞，码头不断向下游搬迁，离牛庄城越来越遥远。但它和锦州港一起成为当时东北沿海贸易中最重要的口岸。牛庄城内也是商贾云集，贸易繁盛。当然，驻防的八旗官兵社会地位优越，拥有丰厚而且固定的俸饷，是牛庄历史上第一代“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稳定的消费群体，他们对牛庄的商业繁荣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移民和商人们带来了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技术，各种信仰、文化和习俗在这里交流融合。独特的牛庄文化逐渐形成。

康熙二十一年（1682），朝廷设立三岔河巡检司。巡检司在古代是设于水陆交通要冲协助州县管理防务治安并兼管河务的机构。三岔河巡检司驻地在距牛庄西三十里的马圈子城（参见拙文：我的精神家园—荒凉的东昌堡故城）。马圈子城位于太子河下游，曾是辽东入关的必经之路，明代在其对面的太子河西岸设有三岔关。这里在明至清初一直是朝廷重视的军事、交通要地。随着几乎一年一度的朝鲜贡使应朝廷的要求改走北线，途经奉天进京，于是粮饷的运输，公文的传递都随之改走了北线，马圈子城失去了原有的地位。而牛庄城内的居民人数也达到了将近两万人，变成了当时的一个中型城市，常住人口甚至超过了东北地区的大多数县城，亟待管理。于是，清廷决定将三岔河巡检司移驻牛庄，改称牛庄巡检司。这次移驻也使巡检司变成了一个完全的行政机构，这是乾隆年间的事。巡检司是一个“副县级”的行政机构，属海城县管辖。巡检司的巡检只是一个从九品的最低级官员，但他在办理民人事务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巡检有时为了汉民的利益甚至不惜和大自己几品的防守尉分庭抗礼。因为在整个清代，旗人都是一个特权阶层（对于牛庄的“旗人社会”，笔者将有另文专述）。

“一城两府，旗民分治”为特征的管理格局，在清代的其他八旗驻防城市也存在，但牛庄毕竟是一座“副县级”的城镇，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却不多见。

清代的皇帝多次强调，“满语骑射”是“国之根本”。非常重视旗人的民族文化和八旗兵战斗能力的保持。还特别制定了“旗汉不交产”、“旗汉不通婚”等等保护旗人的政策。但他们实在无法面对周围汉人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嘉庆、道光朝以后，满族语言在牛庄消失了，旗人连自己的姓氏都改成了汉姓。虽然牛庄驻防官兵经常组织阅兵，演练，还有对骑射能力的培训。表现突出的旗兵会得到晋升和奖赏，但牛庄八旗驻防官兵武功废驰，战斗力逐代下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治五年（1866）发生在牛庄的“丙寅之难”就是最好的例证：这场驻防二百多年以来唯一的一场大规模战斗，以八旗官兵的临阵溃逃而告终。他们的可笑和拙劣，给牛庄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八旗驻防制度和大清王朝一样腐朽没落，也随着大清王朝的垮塌而被历史消融。现在的牛庄，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八旗驻防，也不知道旗人辉煌的历史。

如果你走在牛庄老城里的后街，一些老人会告诉你，这里原来有一个大院落，叫大老爷府，是衙门，里面住着大官儿。这就是民间对牛庄防守尉衙门仅有的传说。

附：可考的牛庄历任防守尉 石三保：乾隆二十五年任 。 全庆：咸丰四年任 。 锡三：咸丰六年任 。 毓昌：同治五年任 。 丛登甲：同治六年任 。

果勒明阿：字业堂，光绪六年任 。 德克精额：字俊卿， 光绪六年任 。 奇东布：字冶廷，光绪十一年任 。 喜文：字悦亭 ，岫岩人，光绪十三年任 。 赓音：字载廷，光绪二十二年任。 承厚：字世卿，宣统二年任。 成麟：字趾仁，民国二年任。 荣桂：字少松，民国四年任。 富书林：字凌阁，民国五年任。 徐斌英：字魁卿，民国七年任。 乌什哈：字景朱，民国十年任。

古牛庄港的\"牛子\"

(2012-03-31 15:51:26)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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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古船模制作收藏

家徐滨杰先生手制“牛子”船模

沙船是我国古代四大航海船型之一（另三种是福船、广船、鸟船）。而沙船又可细分为很多种，这种沙船的船型特征是：平底，方首方尾，船尾很宽，尾部出方艄，身长体宽而且扁。正是因为这种沙船具有宽、大、扁、浅的特征，所以它有下面的几个优点：一、因为船体宽大，船身扁浅，使重心降低，上层舱房又少，使它的受风面积减小，所以不容易倾覆。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二、因为是平底，吃水浅，不易搁浅，尤适宜在浅滩和水浅的北方内河河港上行驶。它主要航行于长江以北水域，在渤海各口岸尤为流行。当然这种船也就成了往来于牛庄古河港的主要船只。

因为它方头方脑的，船身宽厚，远看像牛，所以过去我们当地人把它戏称为“牛子”，据说牛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船主要到了清代随着渤海各港口的兴起才逐渐流行起来，而牛庄的历史更早。我个人认为牛庄的古称叫牛家庄，初建于辽金时代，在元代就是东北的一个主要港口了，在197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辽阳行省》就有了“牛家庄”这样一个标注，当时属辽阳路，位置就在现在的牛庄。到了明代，为了统一各驿城的称谓，才把原来的“牛家庄”改称为牛庄。以后各方面资料齐全了，我会写文章专述此事。

探古港兴衰 呈牛庄旧貌

(2012-04-12 11:55:41)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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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港口遗址位于牛庄镇北四公里西小渡口，辽河左岸，临近入海口。 当年曹魏派司马懿领兵讨伐公孙渊，海路就是由登州航海至金县再沿海而上至辽河口，由此上溯至三岔河、转太子河，径达囊平（辽阳）城下。明初（1373年），朱元璋派兵海路运粮60万石，有10万石在牛家庄（牛庄）被抢，牛庄港已成为近代南北方海上运输的必经航线。到了清代前期及中叶，已成为东北地区的物资集散地。自清道光28年9月，在古河道上修筑了太平桥后，牛庄码头与牛庄城遂连成一片。因为河运和陆路的发达，当时，牛庄的商业很繁荣，大商号280家，满城幌杆如林，招牌迭挂。牛庄古港口至今仍是一处重要的交通要道，水路直通三岔河，汇入大海，只是如今的码头只能走一些小船。太子河两岸的交通也被浮桥取代，但到了丰水期或汛期，太子河河水陡涨，波涛汹涌，仍可以看到古港口的影子。

昔日闻名中外的牛庄港，曾是《天津条约》中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它在东北是沟通关内外的重要贸易场所，加强了南北方经济的往来，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牛庄，不仅是东北最古老的贸易港，也是古时东北大部分地区从陆路进关的必经之路，至今百姓中仍流传着先有“牛庄”后有“海城”的说法，牛庄古港口遗址的保存，就是牛庄昔日繁华和辉煌的实证。

沙船旧影

关于古城牛庄的记忆——李天民先生遗稿

(2012-04-01 06:48:59)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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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李天民先生手绘的牛庄湘军纪念坊（另一图稿由刘广复先生根据李天民先生的记忆绘制，载于1988年版<牛庄镇志>）

甲午战争牛庄之役湘军前赴后继，军民死事惨列。为纪念此事，湖南人旅沪同乡会募款，于民国三年（1914年）建成此纪念坊，地点在当时的牛庄城西门外路西。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进驻牛庄，勒令当时的牛庄维持会长李梓芳拆除了此坊。日本人把当中的碑心不知道运到什么地方去了，碑心的背面刻了牛庄之役的祥细过程。据李天民老人回忆，落款人是盛孟桃。

听说政府准备组织重建此坊，特发表以资参考。

《盛京通志》载海城西40里牛庄城，明置驿于此。城周围二里九十三步。门三，东曰德盛门，西曰外攘门，北曰福胜门。清天命八年重修。西门外有湘军阵亡纪念坊一座。西北前有法国建天主堂，1900年被义和团烧掉，后清政府腐败无能，又给重建并立碑。解放后拆除建电影院，此碑集中于1959年运至沈阳博物馆作反面教材。

牛庄历史悠久，据传说古时候经辽河、太子河北上的商船，多从此地入港，当时商船象牛状，群众诵“小牛子”，此地繁华，又是水陆交通要道。夜间，这些小商船（小牛子）云集一片，灯火辉煌，犹如村庄，帮得名“牛庄”，一直沿用至今，年久沧桑世变。你看从牛庄去海城四台子东有小码头，该地尚有镇河寺，俗称“正合式”。这庙名证明当年小码头是港口建镇河寺不让水涨伤百姓，镇河水不让犯乱。

第二次鸦片战后，腐败清政府于清咸丰八年（1858年），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其中十一条内载开牛庄为商港。咸丰十一年，英领事至牛庄视察，发现辽河下游海口淤浅，

轮船出入不便，于是舍牛庄开没沟营为港口，代替牛庄港。汉文称营口，留营字纪念没沟营，中文信件称营口，外文仍是牛庄。从解放前营口火车站车表很明显，上边英文NEWCHWANG，下边汉文营口。解放前营口邮局邮戳，亦是上边英文牛庄，下边汉文营口。都方便外国人。

牛庄会馆建于什么年代无可考，这会馆是航海商船建的，他们是冀（河北）兖、青（山东北扬（江苏）。叫“冀兖青扬会馆”，三个地方商船建的（海城会馆只是山东一个地方建的）。在我幼年还记得有前殿“大雄宝殿”后殿二层楼。楼下海城娘娘木刻像，雕刻很细。每年阴历九月初九登高习俗。天主堂高，不让群众上去，都聚集在后楼登高，馆中备茶水招待……

山门上有青石匾上刻（冀兖青扬会馆五大字，两边有钟鼓二楼。山门外有一影壁。向北壁上以砖刻福、禄、寿三星老人像，影壁向南当中砖刻“二龙戏珠”。影壁南是一大坑，中有水。夏日有荷花。这是传说有南方蛮子眼独，看影壁上龙被水天天照将活了，蛮子将龙眼睛挖走。反正我看龙的眼珠没有了。有人说影壁下是海眼，1958年拆除影壁时我赶去看，那有海眼。牛庄北八里有村叫枭姬庙，枭姬亦是海中使风平浪静神，俗称“小姐庙”，清时开牛庄港，中外轮从辽河下游到枭姬庙村亦是小码头将货卸下，再由沙河中小风船，俗你牛子，运往牛庄，当年牛庄在车队将货运往内地东北各地，经北大桥运出。当时牛庄沙河南沿（城南）有烧锅烧酒。西北关一带亦有不少家烧锅，烧出酒装酒篓，再由沙河中小风船运至枭姬庙，再装火轮运至河北、山东、江苏三地方，解放前看上海画报上有牛庄烧酒出售字样。牛庄北大古桥叫太平桥，桥当中栏板石刻“道光己酉年”.

关于牛庄古建筑群

楼头关帝庙。来佛寺，药王庙。药王药圣东西头，当中正位是伏羲扶八卦，神农手执谷穗，轩辕就穿衣服了，东西大山十大名医。这座庙不是什么神佛，都是过去开天辟地先人和汉医文对是纪念馆不应叫庙。来佛寺、财神庙、真武大帝庙、观音寺、灵神庙、东西两座牌楼庙，我们老家对门火神庙、地藏寺，三官庙、胜水寺、马神庙、胡仙堂、衙神庙、三义庙、朝阳寺、天后宫、俗称娘娘庙、西关小关帝庙，以上连会馆在内21座。在解放前存在的尚有13座，这十三座庙从解放到文革前十六年间。牛庄当地负责人换了不少人。没有一次修补古刹破坏地方，保存古迹。想方设法让它塌倒，看某一庙有破坏严重地方，由照相馆将破坏地方照了相。可能亦将照片上报，不久即开始拆除。其中关帝庙建筑雄伟，三层大殿，泥像身高丈二，在海界亦少见，他们一次找相馆照该庙时，我还洗一片，遗憾在文革中损失了。这十三座庙在16年间零星拆除了。到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破四旧红卫兵只扒掉剩下这三座庙，观音寺、药王庙、胡仙堂。牛庄一处古建筑也没有了，你看可惜不可惜，留这些古迹，牛庄亦可作一个好的旅游区。 牛庄关帝庙按关羽守荆州陈容建的。在关羽座像后面向北。塑关羽看《春秋》坐像。塑的栩栩如生。一般庙都向南。牛庄独特庙向东、西、南、北俱全。朝阳寺向东、因叫朝阳寺。北门里三义庙刘关张向北。牛庄分司衙门亦叫县佐公署药王庙南路东胡同内衙神庙向西。向东西南北全有了。这衙门俗称四分司，在清朝时专管汉人事务。清末民国初年我在门前看院内大堂上挂有幔帐，当中有一桌子，上有黄布包印。如同现在戏台演戏一样。

清时旗衙门旗人（满人）当官掌权，在城里路北叫防守尉，门上是立匾，四品官一般是横匾，说明职位高、有权。匾上满汉文对刻。管八旗兵，红旗、黄旗、兰旗、白旗、

镶红旗、镶黄旗、镶兰旗、镶白旗。收粮入仓，因在粮仓旁建胡仙堂，保获粮仓不受损失。

牛庄早年第一次大水，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牛庄大街行船。海城铁道西现在徐家园子附近有座古刹龙王庙，建于乾隆年间，也被大水冲倒了。

牛庄第一次电灯放光。1936年（伪满康德三年）4月30日（阴历前三月廿二日）午后三时放光。牛庄第一次公共汽车通海城是1932年——1933年，没有客运站，海城北门靠墙作临时售票处，一天能往牛庄二次。当时奉票一元，其他地方没有通。第一次在马神庙招收女学不足十人。民国初年的事。最老汉药店：庆昌永药店。最老西药房：光绪二十四年王好古开华英药房，据汉医候继轩口述。第一次糕点店永丰德。最早古刹地藏寺有明朝泰昌年建庙碑。老虎洞在现在冰果店东墙外，它原在牛庄城西门外南胡同靠城墙。据说该处住一巨妇，长相丑陋，性格蛮横，形似虎，人们不敢接近，故称母老虎，因叫老虎洞。清初建牛庄时烟稀少，到处是蒿草，俗称棒打獐子，瓢崴鱼。有小坑地方就有鱼的意思。

牛庄历史上的“同治丙寅之难”

(2012-03-27 15:56:27)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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趾高气扬的清军官兵

在大清王朝的统治者眼中，牛庄一直是一个战略军事要地。从天命六年（1621），八旗官兵驻防牛庄开始，清廷就苦心经营这块辽南的小城，终清一世也没有做出战略性的调整和转变。

牛庄的真的具有战略上的优势吗，从现在看似乎免为其难，八旗在牛庄的驻防（参见拙文：牛庄的清代八旗驻防），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像是延续历史的惯性。牛庄城在战略防御上的弱点，我总结为以下三点：

一、牛庄没有山河之险。牛庄地处辽河下游的卑湿的平原地带，离牛庄最近的山丘也有四十里之遥。历史上曾把太子河做为依托，但那是明代，牛庄城周围城、堡、墩台林立，并且人烟稀少，做为一个核心城镇，一但发生战事，可以把其它的城、堡做为缓冲和依托，形成一个链状的防守地带，太子河也可以充分发挥它的天险作用。这在冷兵器时代确实具有一定优势，但到了清军入关以后，其他的城、堡相继拆毁，牛庄城仅以骑兵的驻防为主，这种优势已经完全丧失。海城河和海城河的故河道在牛庄城中蜿蜒流过，但河道狭窄，桥梁众多，而且每年都有长时间的冰冻期，徒有水运通之利，而在实际的战斗中却无法凭借。

二、牛庄城小、镇区面积大，四方交通便利，这都在无形中增加了战争期间防守的难度。牛庄古城建于明朝初年，是一座“其城周围二里九十三步”的小城（城墙四的边每边长约270米）。天命八年（1623），在努尔哈赤的亲自过问下，牛庄城得到了大规模的修缮，这次重修，只是在明代旧城基础上的修修补补。从此以后，整个清代都没有

再进行大规模的重修和扩建。我认为，没有扩建城池，主要是缘于清朝统治阶级对汉民的戒备和歧视心态，牛庄城虽小，却完全可以承载所有八旗驻防的官兵和家属的居住。如果扩建，势必造成旗汉在城内的混居情况，一旦发生民族起义或旗汉冲突，八旗官兵就会无法据城坚守，更加狼狈。统治者的这种思路，和关内外其它八旗驻防城市是一致的。顺治八年（1651），清廷下诏以“龙兴之地，不至荒芜”为由，开始从关内向关东地区大量移民，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的“顺治拨民”。开放东北以后，从鲁、冀、晋、豫等省 “闯关东”的民人开始大量定居牛庄，城外的汉、回等族移民建宅造屋，牛庄的镇区面积迅速扩大，达到牛庄城的五到六倍。而且当时没有城市规划的观念，很多民宅和市房都依城而建，使原本就低矮荒颓的城墙形同虚设。一但战事发生，就会陷入无坚可据，无险可守的尴尬境地。牛庄曾在几次战争之前在城外修建土围子，设置卡子门，但因为牛庄四面八方都有道路通往周围各乡村，城区面积大，多个卡子门之间相距又比较远，如果从多个方向攻城，守军难免会顾此失彼，露洞百出。

三、驻防八旗兵人数有限，训练和管理松懈，加上武器和战术观念落后，无法符合近现代战争的要求。旗人以“骑射”起家，轻松击败大明王朝，入主中原。这其实是明王朝的体制出现了问题，自毁长城，并不是旗人战斗力强大，武器先进，战术观念新颖所至。但他们胜利后却顽固的认为“骑射”是国之根本，几代皇帝都对旗人的“骑射”能力非常重视，一再强调。在西方已经完全进入到火器时代的时候，八旗兵并没有及时进行这方面的更新和转化。牛庄驻防的八旗官兵也经常组织阅兵，演练，还有对骑射能力的培训。表现突出的旗兵还会得到晋升和奖赏，奖励常常是一定面积的土地。据说直到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还有旗人的后代们在牛庄的箭亭子练习射箭，可见观念的更新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虽然不同于京城驻防旗人的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牛庄驻防的旗人大多管理甚至自己耕种土地，但牛庄八旗驻防官兵武功废驰，战斗力逐代下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至清廷也在数次对外对内的战争之后，开始逐渐依赖绿营兵，并允许民间自已组织团练，参与到地方的防务中来。

牛庄的上述这些不利因素都在“同治丙寅之难”和中日甲午战争“牛庄战役”中无情的暴露出来。从此，牛庄兵连祸结，五十年内，三次被攻陷，遭到洗劫甚至屠城。

同治初年，东北辽吉两省连续发生水旱灾害，而大量来自关外的无业流民却在不断增加，阶级矛盾激化。终于在同治四年（1865）六月，马傻子（马国良）在梨树县买卖街（今梨树县梨树镇）南的一面城，率领几百饥民，竖起“替天行道”大旗，组织反清武装，号称红旗队，为害做乱。最初，因为官府的弹压不利，这支反叛武装不断和各地的土匪势力会和，逐渐壮大。在同治四年（1865）末至同治五年（1866）初的一段时间内，纵横吉林和奉天两省，攻掠多座城镇，并一度危胁长春和盛京两座中心城市。反叛武装震动了清廷，赶紧调集各地部队，前往镇压。反叛武装在清朝正规军和各地组织的民团的夹击下，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与之周旋，并迅速分化成数支的“马贼”武装。其中的一支由匪首刘老好统领，于同治五年初春从北部流窜到辽阳和岫岩山区。不久，这股一千多人的马贼武装从小孤山进入到海城境内。在遭到当地绅士郭允庆率领的民团的迎头痛击后，马贼在海城城外盘桓，伺机攻城。海城知县郝佩芬虽然组强起来几百人的民团和商团，但只是利用城墙坚守海城，拒不出战，马贼复又流窜到海城西部北部诸乡村，焚掠无度，“各乡多为罹害”。朝廷从奉天派出来镇压的部队和炮手

数百人，同这股马贼在耿庄子遭遇，没想到清军主将马万林轻躁无谋，官军一战即溃。

从同治五年二月初九日（1866年3月25日）开始，马贼乘胜准备进攻牛庄，他们虽人多势众，但对城内驻防的八旗兵还是心存忌惮，最初只是小规模的骚扰。马贼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周围乡村，大肆劫掠。这时候，牛庄城内已经聚集了大量来自附近各乡逃难的民众，因为当时的百姓非常迷信城中驻防的八旗官兵，毕竟这是一支高薪厚饷的正规军。虽然城中各商号和富户众多，并没有有效的组织民团，战前也没有购买新式武器和修筑工事。到了三月二十六日（1866年5月10日）刘老好的带领的马贼在把牛庄周边焚掠一空之后，大规模集结武装进攻牛庄。大战来临之际，大批平时养尊处优的八旗兵和旗人壮丁称病不出，当时的牛庄防守尉毓昌只好临时任命牛庄回民仉庸及吴章为团练长，自已亲自率领八旗兵和回、汉民团一百多人仓促迎战，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守军毫无做战经历，面对汹涌而来的一千多马贼，惊惶失措，迅速溃逃。

《清史稿穆宗本纪一》对牛庄“同治丙寅之难”的记载

守军逃跑，城被攻破的消息很迅速传遍了全城，商民和在牛庄避难的人们开始向四面八方的道路逃命。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各方向的道路不久就都被马贼封锁了，他们只好任人宰割。从马贼进入牛庄的那一刻起，抢掠、屠杀和奸淫就开始了。这些马贼毫无纲领和纪律可言，肆行焚掠。他们逐户搜寻财物和妇女，稍有不从，即斧刃相加。在牛庄失陷的五天里，据不完全统计，牛庄城内有一千多人被杀，妇女为守大节而自杀者达十数人（但只有三人受到朝廷的旌表），“诚从未有之浩劫也”。各富户和商号大多被抢掠一空，房屋被烧毁，物资损失无法统计。牛庄从乾隆、嘉庆两朝的“黄金时代”积累起来的财富几乎丧失殆尽。

牛庄的陷落惊动了朝廷，上层统治者颜面尽失。在他们眼里，牛庄不仅是一座八旗驻防城市、辽南重镇，还管理着大量的官庄、王庄和旗地，这里的财富和兴衰与他们息息相关。很快，朝廷从奉天派遣一个营的洋枪队来到海城，这支拥有现代化武器的军队果然具有威慑力，占领牛庄的马贼也开始无组织的向四方溃散。四月初一（5月14日）官军在几乎没有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收复了牛庄城。收复事件被庄重地记录在《清实录》中（当然也被《清史稿》所引用）。

率兵逃跑的牛庄防过尉毓昌被褫职查办，这个因为在清咸丰十一年四月十四日（1861年5月23日），同英国首任驻牛庄领事托马斯·泰勒·密迪乐商谈牛庄开港事宜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结束了自己可耻的官僚生涯。取而代之的是团练出身的汉人丛登甲。这是汉人首次担任防守尉一职，可见清廷对旗人充满了失望。丛登甲上任以后，“即缮甲兵，精训练，禁赌博，清盗源，遇豪猾严惩不贷，地方肃清，人民安堵。”然而这毕竟是亡羊补牢之举。劫后的牛庄城疮痍满目，“民食缺乏，里中不举火者五六十家”，很多人连基本的生活都保证不了，依靠海城的一些开明士绅的赈济，才艰难地维持到了秋收。笔者估计情况可能比这还要严重。

中国古代城墙是用土做的，用夯土打实、夯实筑成的，用当地黄土或黑土，用夯打得紧固，一层一层地打，每层打到十五厘米的厚度。为了把城墙做得坚固耐久，就把城墙的墙面不做成直线的，而是上部墙面向内收起成为“侧脚”。城墙的厚度，下部为四米，上部为三点五米，高度大约七至十米不甚相同。到了明代，国势发达，经济繁荣，所以有能力烧砖，对各地城墙外皮进行包砖，成为砖城墙。

用土修筑的城墙坚固耐久，防御性很强。夯土筑城的城门与角楼处，将城墙宽度放宽，与城墙同样做法，乃在下部做一个夯洞（筒券），上部继续夯土，墙的顶上用砖平铺，然后立柱，修建一层房屋，这就作为城楼了。城楼是一个标志，从远处便知城之位置。同时，它也是一种防御性设施，可以窥视敌人，也可以射箭或打枪，里面有洞眼。

城墙墙体宽大，而且有七至八米的高度，所以用土的量是相当大的。砖城墙也就是在夯土城墙的两面包上一层大砖，即城砖。城砖比房屋用的砖块尺度宽长，城砖用白灰浆砌筑。凡是砖砌的城墙，其表皮用砖，基座都用石条砌筑，石条高度不甚相等，有的地方一米，有的地方两米，在石条的顶部再砌砖墙墙体，砌到一定高度时再做垛口、枪眼。

古代城墙及城门洞口的式样，现在到北京或到其它地方看到的城门，基本上全部都是券门洞。券门洞即是半圆形的门洞。这个式样的券洞发明很早，一般用于房屋与墓葬，到元代开始才大量用于城门上。早期的城门洞口都做方形的或者做圭角形，其来源是由于建楼用木梁来支承，在砖墙上用圆木成排地平铺基础之上，在圆木上往上砌砖，上部再建城楼，这是砖土结合的方式。在这样构造的情况下，挑木即梁与砖打接之处易于腐烂，所以在梁的端部贴城墙洞口是一排木柱，木柱柱头再支承顺梁，梁面贴于排梁之底面，这就加固了其承压力。唐宋时期这种做法十分普遍，到了元朝，砌砖技术更进一步发展，所以城门洞口的木梁、排梁全部取消，改为用砖砌拱的办法，由墙体一直与拱砖门洞口上的顶砖全部连成一体，这样既坚固又耐久，非常稳定。所以券门建造较普遍并流传开来。

城墙并非一条直线，有的相互错开，有的不直通。虽然用砖砌出，也同样砌出弧形。在城墙墙体之侧面还砌出马面。每隔二十几米之处，特别是防御性强的部位，才建设马面。马面是宋代名词，就是在墙体的外楼建一个方垛，大约五乘八米左右，从外表看与城墙相同，这是为防御敌人攻城，保卫城池的一项设施。

在城墙的里边还建有马道，这是为人们登上城墙之用的。在军事战略上还有一种是战马城。城墙只修外面，与其它城一样，但在城里边不做墙面而是做斜的土坡。这样做，一方面为了节省城砖，另一方面，主要是为了战争时，人们可从城内四面八方登上城头，不用局部的马道。这种方法，战力、防御性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