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和WTO下中国银行业的发展

—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程 柯1

摘 要：经济活动中，制度作为行为准则决定着经济活动发展和各种经济关系展开的框架，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历史进行简要回顾，得出中国银行业发展和制度变迁联结在一起的结论。在加入WTO之后，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格局的条件下，中国政府通过制度因素所进行改革的动力源于政府发展经济的急切需求，这种动力需求决定着中国银行业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对于促进银行业的整体发展措施应该是有效的。面对外资银行进入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中国银行业在制度、经营管理理念等方面的改革又体现出强烈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色彩，而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则是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动力之源。

关键词：制度变迁 诱致性 强制性 中国银行业 WTO

一、制度和制度变迁

制度是指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范，既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等成文的规则，又包括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靠人们的自我约束和舆论监督来实施的道德、风俗、习惯等。

早期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凡勃伦、康芒斯和密契尔已开始将制度和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并企图构建一套制度经济理论体系。此后，早期制度学派发展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学派：一是以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海尔布伦纳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该学派继承了“凡勃伦”传统，主要研究制度对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以及制度的进化过程，同时也强调技术变化在制度进化过程中的作用。二是以科斯、诺思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该学派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进行制度和制度分析，并将自身看作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补充和发展。它重视制度均衡的分析意义并在“需求－供给”框架下展开对制度变迁的研究。

新制度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都认为制度有两层基本含义：其一，制度是行为规则，决定着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与不能够做什么事；其二，制度是人们结成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等组织或体制，决定着经济发展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展开的框架。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诸要素或结构随时间推移、环境变化而发生的改变，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人们通常是根据市场的自发因素还是政府的强制行为所引起，将制度变迁划分为两类：诱致性强制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个人和团体为追求自身利益而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 1

程柯（1975-），男，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通信地址：江苏南京市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张向阳转程柯收；邮政编码：210096,电话：025-3792148，电子信箱：chke@3ide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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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具有盈利性、自发性的特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强制实施的，由纯粹的政府行为促成的制度变迁，具有强制和利益双重性的特征。

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制度变迁的历史。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历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中国银行业的制度变迁史

从发展历程看，中国银行业可以划分为两个主要时期。 （一）从1949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形成了与产品经济以及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的银行体制。这一阶段的银行体制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排斥其它信用形式并高度集中管理的银行信用；第二，单一的国家银行机构。为了实现资金的集中分配和统一管理，全国的信用活动都集中于中国人民银行，形成了中国人民银行一统天下的垄断格局；第三，银行从属财政，银行地位受到弱化；第四，银行遵从指令性计划，信贷管理实行统存统贷。

这一阶段与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相适应的银行管理体制安排，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首先，有利于计划管理，避免权利过于分散；其次，有利于迅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发现问题后能及时加以纠正，效果明显；再次，便于集中使用资金，发挥资金的整体功能和作用，有利于支持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了体制转轨时期。大一统的银行体制改造成二级银行制度，二级银行制度得以确立与完善。其具体表现为：第一，建立起了四大国有银行为主体，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为补充的银行体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这一段期间相继得以恢复和建立，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解决中国银行业增量资产问题的尝试，而得到迅速的发展。第二，信贷管理体制进行了三次重大变革，中央银行调控不断向间接调控过渡。差额包干；实贷实存；总量控制、比例管理、分类指导、市场融通等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施行，使中央银行的间接调控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第三，银行进入固定资产领域并统管流动资金，银行信用领域大大拓展，财政相对弱化。第四，利率杠杆作用受到重视，利率调整渐趋灵活，形成了法定利率与市场利率并存的利率格局。

这种二级银行制度的建立，以及随后的一大批金融机构的出现，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大量融资，极大促进了经济的腾飞。同时，伴随这信贷规模控制，以及国有专业银行的垄断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金融秩序的相对稳定。

三、WTO下中国银行业的发展

从中国银行业的制度变迁历程中可以看出，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是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制度因素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中，一直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段时期，发生重要作用的制度因素主要体现为一种国家的意志，体现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而在银行业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则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强制性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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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入WTO的漫长征途中，中国的银行业也演绎着一场制度演进与变迁的格局。法律因素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1995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十七条规定：“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同时在第二条中明确指出，商业银行是依照《公司法》设立的企业法人，并以“全部法人财产承担民事责任”(第四条)。对于原国有专业银行，《商业银行法》第十八条称之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这说明，原国有专业银行不仅是一个公司，而且是有限责任公司。这就从根本上明确了四大银行的市场主体身份，为其开展商业性经营奠定了法律基础。

2、1998年5月，中国定向发行2000亿特种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使其达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要求。

3、1999年初，成立九个跨区分行调整商业银行的业务领导体制，避免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 4、1999年10月，中国成立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解决银行业过高的呆坏账问题。

上述举措表明，中国政府在开放的世界经济格局下，在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之前，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中国银行业所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提升了中国银行业的整体竞争能力。

（二）诱致性制度变迁

从经济学原理来说，一种资源的配置效率取决于市场上提供该资源的竞争者数量。在银行产权结构既定的前提下，货币资金的配置效率取决于信贷市场上提供资金信贷的银行数量。银行业在加入WTO五年后基本完全开放，这意味着外资银行进入壁垒基本消失。与加入WTO之前相比，外资银行的进入及其对各方面潜在与自发的影响将对中国的银行业自身发展将起重要推动作用：

第一，可以为国内银行特别是商业银行学习西方国家银行业先进的管理经验提供便利、可以很好地引入国外金融机构先进的管理机制、制度以及创新的技术和产品，更好地促进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同时对中国的利率改革、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也将产生较强的外部推动力。

第二，可以引入新的市场竞争机制。强化竞争意识，增加金融服务品种，提高服务质量，并使中国银行业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的平等竞争，逐步培育出一批国内优势企业，从而带动银行资产质量的提高。在优质客户的竞争方面，中短期内外资银行竞争的焦点集中于大中城市和批发业务，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形成短兵相接的态势。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大多资本雄厚、管理完善、服务高效、信誉优良。外资银行对大客户的争夺，必然迫使中国银行业加强对客户服务，特别是大客户的服务。

第三，可以提高银行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资金运用效益。整合中国现有的银行业的资源，形成银行间资源优势互补的局面，避免由于规模、资金实力、客户群体、业务范围等方面的差异，影响银行资源的使用效率。

第四，可以促进政府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安全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加入WTO的最初五年，随着各项减让措施的逐步落实，外资银行的逐步进入，中国的商业银行市场的竞争将日益激烈。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要求金融监管当局不断完善金融监管制度，以跟上业务发展的需要。此外，大量新形式的违规行为可能会发生、某些外资全能银行可能会利用合法或非法的途径将投资银行风险转移到商业银行领域，凡此种种都将迫使中国政府加强与改进对金融业的监管。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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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和WTO下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上述分析清晰地表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是和制度变迁联结在一起的。在加入WTO之后，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格局的条件下，中国政府通过制度因素所进行改革的动力源于政府发展经济的急切需求，而不是为了获取经济租金。这种动力需求决定着中国银行业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对于促进银行业的整体发展措施应该是有效的。在加入WTO格局下，面对外资银行进入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中国银行业在制度、经营管理理念等方面的改革又体现出强烈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色彩，而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则是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动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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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洪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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