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天文笔下的眷村书写

韩松

【摘 要】台湾眷村文学写作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以朱天文为代表的“眷村”二代作家,其对于眷村情结认识所经历的复杂变化,随着时间演化以不同形式的文本表现出来,展现了其独特的生命体验与心理轨迹.以朱天文笔下的眷村书写为切入点,展示作家对眷村意象的把握和体认,探究其之于作家的重要意义. 【期刊名称】《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年(卷),期】2014(019)002 【总页数】4页(P72-75) 【关键词】朱天文;台湾;眷村书写 【作 者】韩松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中文系,山东青岛266071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014

台湾作家朱天文作为“眷村”第二代作家，在其长达30余年的创作生命中，创作了大量小说、散文、杂文、电影剧本。其作品在主题上的变化──从早期热衷于闺阁少女情怀的抒写到晚近集中于世纪末社会情态的观照──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台湾文学发展的多方面的缩影，而十余年的眷村生活更使得朱天文的作品中常带有眷村印记。藉由其自有的与社会历史相联系的眷村情结在文本中的表达，可更深入理

解作家作品与时代的关系。 一、对父辈和家族命运的情感观照

朱天文对父辈的书写脱离了宏大历史叙事，更多的是从人性角度来反思个体在大历史变动时期的无奈感。如父亲和母亲极具传奇色彩的逃婚真实地反映了作为国民党下层军官在台所遭遇的尴尬命运。初来台湾时，很多老兵在大陆已有妻小，他们原本以为在台湾只是暂时的停靠，但遥遥无期的回乡路最终蜕变为望断天涯的不归路。归期无望后不得不面对现实中存在的个人实际问题，而本省女子在当时又不允许和这些老兵结合。故而在关于“老兵”的书写中，就出现了一些年近中年但仍未成家的变态者，以及本省女子和外省军人“私奔”的传奇故事。父辈面对归乡无望的现实，能做的只是不断地调试自己的身份，调整陌生环境所带来的压力，甚至通过宗教的力量来淡化历史留给个体的伤痛。朱天文曾为父辈当初的选择感到不解，为父辈们的逐渐被疏离感到不平，进而在书写中，对于父亲生前的描绘尽量用平和且生活化的语言，用冷静的客观态度来讲述平凡的家族故事。在父亲逝世后，朱氏姐妹面对父亲角色的缺失，面对父亲在岛内所遭遇的不公平，她们的怨怼之气则难以抑制。

朱天文在《童年往事》中，通过阿哈父亲在死时留下的自传文字表达了相似的情感倾向:“初来台湾的时候，本来计划住三四年就要回去的，所以不愿意买家具，暂时只买一些竹器，竹床竹椅竹桌，打算走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丢掉不要了。”而阿哈的祖母，就是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人物。她每天都叫阿哈吃饭，却经常迷路;她讨厌所居住的日式榻榻米的宿舍，人们像小兽一般爬来爬去;她很怀念家乡的那张雕镂着吕洞宾三戏白牡丹的栏杆木床，感觉恍如昨日;她不时神秘地拎着包裹让阿哈陪她回大陆;在阿哈考上凤山中学之际，她迫不及待地要阿哈回大陆拜祖先祠堂……这里时空的交错重叠，让人芜杂莫辨。

事实上，对家族命运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人类对“原乡”追寻的终极关怀。正

是在这层意义上，关于个体家族的历史追寻间接反映了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反思和赢取未来希望的决心。这种家族书写中的漂泊和无依感正契合了上世纪80、90年代台湾社会的现实，在这个剧变的社会中，个人的独立化也加深了人们整体的孤立感和无助感，对家族存在的书写可以通过家族认同、血缘关系给人们以心灵上的归宿与寄托。

二、对眷村生活的二度回望

朱天文的创作中也有对眷村的二度回望。眷村作为作家童年生活的故乡，由于其特殊的封闭性导致生活于其中的人产生被压抑而急于逃离的心态。然而离开眷村后，面对即将到来的眷村拆迁和后现代情境下都市生活的异化，朱氏姐妹也感到极度的焦虑和惶恐，因而又开始怀念起那特有的以“眷村文化”为载体的“浓浓的眷村味儿”。这种宣扬“敬老爱幼，善尽睦邻”之责的传统文化，在离乱逆境中相携支持的温馨情谊，形塑了眷村子弟热爱生活、乐于助人、勇敢上进的品格及子承父业、报效国家的自诩与精神。

朱天文小说《伊甸不再》讲述了名叫甄素兰的眷村女子逃离眷村在都市堕落而最终自杀的故事。小说第一部分“甄素兰”讲述甄素兰在眷村时期的生活。当时的眷村弥漫着令人烦躁和压抑的气氛。甄素兰的母亲整天穿着一袭布袋装行走在村子的大马路上，她由于素兰的父亲风流成性而患上精神分裂症。素兰的父亲高大帅气风流但对家庭极端的不负责任。书中叙述:“父亲和母亲终日吵架，家里冷锅冷灶，衣服没人洗，后院的蔷薇花给霸王草淹没了”。姐姐生活在完全没有自我的世界里，弟弟像父亲一样的成长。这种生活给人带来极度的压抑和不安。而这种现象却是当时眷村生活的真实存在。

《风柜来的人》中的青年颜涣清也忍受不了家中沉闷而压抑的气氛选择离开村子。他受不了父亲终日躺在椅子上，母亲疲惫地操劳，而自己又无所事事靠打弹子看电影打发日子。尽管因为后来与人发生争执而被迫离开，但此前的厌倦之意已非常明

显。正如朱天文所感慨的那样:“她所熟悉的兄弟姊妹们，基于各种奇怪难言的原因，没有一人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的念头，书念得好的，家里也愿意借债支持的就出国深造，念不出的就用跑船的方式离开;大女孩子念不来书的，拜越战之赐，好多嫁了美军得以出国。”眷村子弟幼年时对眷村的挚爱多半来自父辈口耳相传的被夸大了的家族故事和传说，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父辈关于“大中华”的传说在现实面前不攻自破。颜涣清这种成长期所表现出的茫然不知所措，其实也是眷村青年青春叛逆时期的一种表征，他们渴望逃离家庭在社会寻找自己的立足点，但现实的残酷又使他们懵懵懂懂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故而产生低迷、茫然、无助、失望但仍掺杂着希望的复杂的心理体验。 三、成长题材的眷村书写

以眷村为背景的成长小说也是朱氏创作中的优秀之作。朱天文最开始走上文坛，亦是从其带有自传性质的青春小说开始。她的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质，里面交织着主人公青春期的叛逆和单纯，以及渴望融入社会的迫切愿望。她笔下众多成长期的主人公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动后在行为和性格上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大多是朝着向善、符合社会传统道德所规定的方向发展。

小说《小毕的故事》即是有关男性成长的故事。小毕经常犯一些同龄顽皮少年常犯的错误，搞些恶作剧;和不良少年纠缠在一起，被学校贴大过;因为偷钱被继父训斥……他种种叛逆的举动加速了母亲的自杀(虽然小毕只是母亲自杀的一个诱因，但他却认为自己应承担母亲自杀的全部责任)。母亲的去世使小毕为自己的少不更事付出了残酷代价，这种母爱的失去猛然给小毕一个警醒，他决心结束自己混沌的少年时代，“他是决心要跟他从前的世界了断了，他还年轻，天涯海角，他要一个干干净净的开始”。他在心理上把自己送到了成人的规范世界，通过从军获得了自己社会地位的认可;通过帮助毕伯伯打点生意重塑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这些心理上的变化也给他带来了身体上的变化。“多少多少年来，他的瘦，如今是俊挺;黑，

是健朗。那压压的眉毛与睫毛底下，眼睛像风吹过的早稻田，时而露出稻子下水的青光，一闪，又暗了下去”。小毕的变化是从内到外的，他通过对自我的改变，彻底告别少年时期，步入了成年人的世界。

在《世纪末的华丽》中25岁的模特儿米亚，“她养满屋子干燥花草，像药坊”“从干燥花一路观察追踪，到制作药草茶、压花、手制纸……”除了发展对嗅觉的依赖外，只为“绝望地保留下花的鲜艳色彩”“时光更易，青春不能久留。干燥花，其实是作为留住时间、拒绝时间，或凝结时间的隐喻。”米亚欲在台北建立一个新的经验与记忆空间，她对失去了的眷村家园，对姐姐嫁人、母亲衰老这些回忆都渐次淡漠。这部同名的收录作家1988年至1990年间7部作品的小说集，更是将视角彻底放置于眷村世界之外，在对后现代都市文明与世纪末的沧桑忧郁的共同叙写中，寻觅着外省人与台北都市人之间微妙的身份认同关系。 四、父母婚恋生活的“眷村味儿”

朱天文以自己父母的经历写成的《炎夏之都》把重点放在对母亲的礼赞上。母亲和父亲的婚姻显然以母亲勇敢地走出家庭为开端。传丽(母亲原型)想成人之美当红娘替刘香玉传递情书被识破，后来取而代之干脆和海成(父亲原型)谈起了恋爱。她与海成相识两年，总共见过四次面，按台湾当地的风俗，传丽是不可能和海成结合的，因为海成是一个外省人，穷大兵，且年龄也比较大，她们林家的家世在当地还是比较显赫的。但她就相信他，对爱情的直觉使传丽勇敢走出家庭和海成结合，上演了一场台湾版的“娜拉出走的故事”。母亲当时抛开门第之见和父亲私订终生，并先斩后奏，这其中固然有一见钟情的成分，然而这对于当时的台湾本省女子来说是需要相当勇气和决心的。眷村最突出的特点便是里面住的基本都是外省人，而极少数的本省姑娘，她们也是在和父母决裂后才嫁给国民党军人。由于眷村的相对封闭性，使台湾本省人看待眷村的目光是陌生而充满隔离的，所以一般台湾本地人是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嫁给“眷村人”，所以要成就一场姻缘就只能通过出走来

实现。

如果说婚前她的勇敢是做出来的，而婚后她的坚韧和包容也是她做出来的。在《桃树人家有事》里的孟太太(母亲原型)和孟先生(父亲原型)在家庭生活中有很多的冲突，孟太太靠自己的智慧一次次化解。面对孟先生的即将退休，她不顾孟先生的阻挠做起了生意，开理发店，卖面条，过得有滋有味;面对孟先生的大陆发妻，虽然有嫉妒，有不平，可仍然以宽容和智慧赢得了孟先生的信赖和尊重，她一点一点地改变了自己生活的环境，也一点一点地改变了倔强的孟先生。“这一世，孟太太有一半是注定的，有一半可是她做出来的。”母亲带给作家的不仅是隐忍而智慧的女性精神，而且通过母亲使作家得以有机会走进另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这就是由台湾本省人所组成的温馨的乡土世界，正如朱天心所言，“当然我可以明显感觉到眷村和外婆家的差异，眷村是无根的，唯一的亲人是父亲，可是在外婆家的街上一走，随口都可以喊出叔公、叔婆，其中的差异非常大……族群的差异正好是我写作的养分。”而这世界里当然也包括女人。正是由于族群的差异带给孩子的不同感受，才使得朱氏姐妹的小说在充满“浓浓眷村味儿”的对天父的狂热，对故国家园的热望之外，又多了份来自母系家族的关照，多了份具有乡土气息的田园风情。这种独特的身份体验，给朱天文的创作中营造了童话般的诗意，她以孩子的眼光观察周围的人:知书达理总是穿戴整齐的外婆，不顾安危救下安安的疯女人寒子，怪异神秘仍不失善良的阿哈的祖母……即使在男性组成的荒人的世界里也不乏这样坚强的女性形象:特别是阿尧母亲——那个坚强又温婉的日本妇人，面对儿子的另类选择，她默默承受，在儿子生命的最后时刻给予了他最温暖的关怀。还有安静得永远藏匿在自己世界里的妹妹，以及只想要求一间“自己的房间”并将之肆意布置的蓓蓓，这些都是朱天文借助叙述者之口大胆赞同的女性艺术美学的活生生的实践体。这些女性通过对单调的日常生活的热爱体现了一种包容的、坚韧的力，而女人天生的对物质的追求又使她们不至于坠入空虚。

五、眷村书写与都市精神困惑

朱天文前后在眷村生活了14年，在叙写眷村时表达了其在大陆和岛内均两相无依的情感状态，并注定会经受情感折磨。他们这些眷村二代作家的眷村意识，也随着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在逐渐淡漠。眷村书写的文化内涵在改变，其由大陆替身转身变为故乡的象征。具有转折意味的《炎夏之都》就标志着作家由对眷村生活的描摹转向对大都市生活图景的书写与体认。

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速，都市经历着一轮一轮以现代化名义进行的改造和重建，而这种改造和重建在作家的眼里却意味着对历史和文化的隔断，意味着对眷村、对曾经的精神家园的侵蚀。朱天文等眷村二代作家敏感地捕捉到这一变化背后所隐含的忧虑，她们通过各自的创作来揭示都市中存在的“废墟意识”，来喟叹、追怀与寻找昔日的桃花源，表达她们对现实和人类生存境遇未来的忧思。面对都市中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恶化，朱氏漫游异国他乡来宣泄对故土的绝望和自我的怅惘。 朱天文作品中的人物在特定历史时空中有着特定的精神困惑。她笔下的主人公或是沉溺于记忆中不愿醒来，或在时空的隧道中遽然发现自己在衰老，她们总在渴望青春能够常在，但却总被无情的时间钟摆抛入时代之外，从而不可避免地对老去产生焦虑的情绪。在经历过痛苦的挣扎之后，他们选择了面对自在的生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但依然无法摆脱内心精神世界的困顿。他们在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时空中徘徊迷茫。朱天文对时间与空间变换的拿捏总是与她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命运密切相关，她笔下的时空跳跃与转换，恰是印证了人生的无常与悲欢，预示着笔下人物命运的起伏波折。

作家笔下众多出走眷村的人物在都市社会中艰难地挣扎，且大都无法实现其圆满生活的人生景象。在光怪陆离的台湾大都市，人们首先要面对自我的身份迷失，他们旧有的价值观丧失在了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中。他们没有崇高的人生理想，有的只是对物质、肉体等欲望的追逐，在繁花似锦的生活表象下，内心却如荒漠一般孤寂。

他们在欲望与精神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华丽与颓废之间痛苦地纠结着，他们是一群被置于空洞都市下失魂游走的畸零人，他们可以在华丽的都市中获得暂时的感官满足，却无法获得精神上的自我充盈。朱天文抓住都市生活的调子，精准地叙述出来自都市的惶惶威胁，刻画出人物在都市生活中迷惑跌宕的荒凉之感。张诵圣认为:“都市不仅仅是故事的背景而已，在主角的意识中都市本身就是一个角色在活动着”。连王德威也道出朱天文对都市意象的迷恋:“朱本人对人世间的迷恋与迷惑，何曾下于她的角色?”对都市生活的描摹，也映衬出作家对原有的眷村生活的省思乃至留恋。

由于从小就与张爱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家继承了张爱玲从日常琐屑的书写中折射出人生的文学表现手法，极力通过小说中人物的日常生活表现人生的悲凉景象。她希望藉由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剖析，以及通过死亡意象的描写，达到认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困境，并以此来叩问生命意义的目的。但是朱天文无奈地发现，不管她笔下人物有过多少的努力与挣扎，却始终无力改变其现实的生存处境，人们只能在空虚和幻灭的重压之下，将人生过得几无亮色，他们彻头彻尾地陷身在自己的命运里，无法逃避宿命的安排。 结语

在80年代的作品中，眷村或是乐土故乡和家国理想之寄托，或是异乡和急于逃离的处所，是内涵丰富和象征浓郁的意象，而到了90年代，眷村作为简单的地理概念存在于其作品中，时光冲淡了记忆，感伤心理被抚平，因而缺乏了丰富的象征意味。作家的情感态度，经历了从对之怀恋，到夹杂批判，再到逃离甚至忽视的过程，作品主题也从描写眷村生活的情感纠葛、追叙父辈经历以及乡愁心态，寄托作家的哀愁和对生活的感悟，到后期只把眷村当做人物成长的背景加以叙述，将现代都市和眷村对比，表现了对都市人生存处境的反思和岛内历史文化的变迁，且对前者的叙写又大大多于后者。

因此，从最初的眷村生活叙写，眷村记忆追寻，再到疏离、逃离，直到最后的对眷村生命时期的体认与回归，作家的创作理路也由“眷村”而“都市”，最后达致了二者的和解。尽管存在创作时期与作品内容的更迭，眷村作为一种精神符码已深深印刻在朱氏作品之中。不论是甄素兰的迷茫困顿，还是青年的成长困惑，抑或20世纪末米亚的物质与精神的博弈，眷村情结始终贯注于其延续不断的思想之中。正是藉由朱天文笔下的眷村书写，我们对于眷村这个原乡式的真实意象才有了更切近的体会，也使得处于现代都市文明中的人群的心灵得以片刻休憩与洗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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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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