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转兵——血战湘江与中央红军进军方向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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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史博采·纪实（上）》 2016年第2期

徐占权 徐婧

战略转兵，就是指从根本上改变战略进军的方向。而正确的战略进军方向的选择，必须严格依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和正确认识客观情况变化为基本前提，否则不可能作出正确的战略抉择，这已经被红军长征途中多次进行的战略转兵的历史事实所证明是真理。

血战湘江

1934年10月10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震惊中外的伟大长征从这一天开始。是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１、第２野战纵队，分别由江西瑞金田心、梅坑、九堡地区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开始举行前所未有的战略大转移。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7日，按照中革军委颁布的《野战军渡河计划》，分别从于都、花桥、潭头圩（龙石咀）、赖公庙、大坪心（龙山门）、峡山圩（孟口）等10个渡口南渡于都河（即贡水），向突围前进阵地开进。根据地人民群众怀着难分难舍的心情，聚集在村头、路边，为红军送行。红军指战员也怀着依恋之情与乡亲们频频挥手告别。

50年后，聂荣臻元帅在回忆中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

一军团的部队，是十月十六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

10月21日，中央红军各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开始进行突围战役。至25日，从信丰南北渡过桃江，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接着，沿着赣粤和湘粤边界继续向湖南的汝城和广东边境的城口方向前进，于11月8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15日，从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又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

这时，蒋介石已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11月12日，他急忙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原“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西路军和北路军中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主力；令粤军陈济棠部４个师北进粤湘桂边进行截击；令广西（桂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白崇禧以５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令贵州省“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到湘黔边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何键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于11月13日发布了“追剿”计划，将所属部队编为５路“追剿”军，部署“追剿”中央红军。

这时，蒋介石虽然调集了25个师的兵力，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但是，在这些部队中，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各有各的打算。其中，由于中央红军进入湘南，直接威胁到何键的统治，因此，他的所部行动比较积极，企图早日把红军撵出湘南；而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浑元两部

虽然装备好，战斗力比较强，何键则对其指挥不灵，行动比较消极；粤、桂两军则在其边境防堵，只求自保，行动亦不积极。

另外，朱德、陈毅等曾于1928年1月在湘南地区领导南昌起义军余部举行过暴动，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比较大，群众基础比较好，国民党军的力量不强，又属于无堡垒地域，便于红军机动作战。

毛泽东根据上述情况，即向中共中央建议：乘各路国民党军正在调动之际，薛、周两部尚未靠拢之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杀一个回马枪，寻歼国民党军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但是，博古、李德等人“根本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将遇到敌人严重的反对，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决斗，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首先，他们拒绝采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采取消极避战方针，一味命令红军西进，企图到达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后，先放下行李，尔后再举行反攻，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恢复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不仅使红军丧失了在湘南歼敌的良机，而且使红军“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

其次，指挥笨拙。灵活用兵，机动作战，是战略转移中争取主动权的重要原则。红军长征途中，蒋介石依仗其优势兵力，总是多路出动，分进合击，企图一举将红军歼灭于运动之中。红军处于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随时有被合围的危险。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红军必须密切注意敌情的变化，正确处理好走与打的关系，建立能打能走的行动部署；在根本战略方向不变的情况下，根据情况的变化，经常变换作战方向,使敌人摸不清红军的意图；要善于采取一切巧妙的方法，不断引诱和迷惑敌人，调动敌人，创造战机，打击敌人，一旦出现战机，就应迅速集中兵力，歼灭敌人。如果情况不利，就应迅速转移兵力，摆脱敌人。只有这样灵活用兵，机动作战，才能从被动中争取主动，把握作战的主动权。但是，在博古、李德的消极避战思想指导下，红军的战略转移一度变成“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这严重地限制了主力红军的机动。

再次，延误了战机。红军进入湘中、湘南后，当时该地区仅有一些地方部队防守，国民党中央军还远在赣江以东的兴国、古龙岗、石城等地，短期内难以赶到湘中和粤北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应乘虚兼程西进，争得先机。但是，博古、李德等人却仍以红1、红9军团在左，红3、红8军团在右，军委第1、第2纵队居中，红5军团殿后的甬道式部署西进。由于中共中央机关把大量笨重营具和工厂机器等“坛坛罐罐”都带上了，部队行军长达160余里，行动十分缓慢，有时一天只能走10—15公里。这种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使中央红军主力变成了中央机关的掩护队，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机动能力，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第四，敌情判断失误。11月17日，中革军委已经获悉何键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的计划，但是，博古、李德直到24日还认为，“目前尾随之敌其行动仍极慎重，表现为无急追决心，而系相机进展的性质”（中央档案馆50卷80号）。因此，他们迟迟没有定下迅速渡江的决心，直到11月25日17时下达从向全州、兴安西北的黄山地域进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是已经贻误了渡江的最佳时机，敌人已经从容布设了第四道封锁线。形势表明，红军将在湘江势必与国民党军有一场血战。

为了迅速渡过湘江，中央红军主力按照中革军委和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的命令，昼夜兼程向湘江疾进。27日，红１军团先头部队第２师顺利地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28日，红１军团主力经鞍山坝到达石塘圩。同日，红３军团第４师先头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枫山铺地区。红５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掩护后续部队通过。军委纵队已进到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距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采取轻装疾进，完全可以迅速渡过湘江，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但是，博古、李德等人仍然不肯把那么多“坛坛罐罐”丢弃，致使部队行动缓慢，

每天只走二三十公里，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1、红3军团不得不与优势的国民党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时，红军的处境十分险恶。渡过湘江的部队正在同截击的国民党军进行顽强拼搏，滞留在湘江以东的部队困难更多。是日夜，军委命令红１军团，在原地阻击全州的国民党桂军的进攻，无论如何要控制西进道路；红３军团集中２个师以上兵力，“有向南驱逐光华铺之敌的任务，并占领唐家市及西山地域，六师之部队应留河东岸，有占领石玉村的任务，并掩护我五、八军团及六师切断的部队通过湘水”。“在万不得已时，三军团必须固守界首及其西南和东南的地域”。红５军团“主力应向麻子渡前进，并有扼阻桂军及周敌追击的部队之任务。被切断的部队应自动的突围，向麻子渡前进”。

12月１日，国民党桂军和“追剿”军主力，向中央红军各部队发起了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是日３时半，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总政治部下达命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红军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的号召，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不顾一切牺牲，同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拼搏，用刺刀、手榴弹打垮国民党军整连、整营的一次又一次冲锋。经过浴血奋战，终于阻止住了国民党军的进攻，至17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和红军大部都渡过了湘江，并于12月３日进入西延地区休整。

湘江血战，是中央红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来打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仗。红军广大指战员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英勇的献身精神，与优势的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了国民党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保护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已损失过半，连同沿途的减员，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特别是红3军团第18团、红5军团第34师全军覆没，这在红军历史上还属首次。这是博古、李德等人在退却中实行逃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力主战略转变

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仍认为红军会继续向湘西前进，与红2、红6军团会合。因此，他迅速调整部署，调集约20个师20余万兵力，在城步、绥宁、靖县、洪江、武冈等地，构筑了四道工事，张网以待，企图彻底消灭红军。

但是，博古、李德等人不察敌情的变化，于12月４日决定中央红军“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扬所、长安堡地域”，尔后北上湘西，与红２、红６军团会合，并严令各军团首长对“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如果中央红军按照博古、李德的原定计划，由通道北出湘西同红２、红６军团会合，势必要与五六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决战，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从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出发，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前途命运出发，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展开了斗争，力主中央红军放弃由通道北上，与同红２、红６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坚决主张改向国民党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挽救危局。

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可以避免中央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其次，可以避强击弱，争取主动。在各路敌军中，被称为“双枪兵”的黔军最弱，武器装备最差，部队组织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同时，黔军内部派系多，侯之担、尤国才、蒋在珍等部各据一方，矛盾重重，便于红军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争取主动。再次，可以打乱国民党军围歼红军的部署，便于与红四方面军和红2、红6军团形成鼎足之势，有利于红军的尔后作战和发展。

中共中央在通道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力主实行战略转兵，是毛泽东在红军长征途中再次提出的一项战略性建议，王稼祥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主张。随后，又取得了张闻天的拥护和支持。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实权派；张闻天是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党内仅次于博古。他们与毛泽东共同向中共中央提出这一主张。因此，周恩来于12月12日在湘南通道县芙蓉镇主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进军方向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他详细分析了敌我情况，明确阐述了放弃与红2、红6军团会合原定计划的理由，坚决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但是，博古、李德等人反对。他们认为，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是共产国际批准的，不能改变。因此，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未能被会议采纳，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北出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

但是，周恩来在拟定中央红军12月13日行动计划时，根据毛泽东的主张，在行军路线上作了一些变通，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中央红军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西进贵州，尔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这是他职权范围之内的事。这一变通不仅避免了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而且证明了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然而，却引起了李德的不满。据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记载：当他看到13日入黔的命令后，就要周恩来去讲详细情况。周恩来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息，可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兵力比较薄弱。博古也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了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由此可见，周恩来不仅赞成毛泽东的战略转兵主张，而且在他职权范围内对行军路线进行了调整，为党立了大功；博古与李德也是有区别的。

当然，通道会议虽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从根本上实行战略转兵，但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它是红军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召开的长征以来第一次紧急军事会议，并在行军路线上作了一些变通，从而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证明了毛泽东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它开启了毛泽东重新崛起之路。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不仅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而且差点连长征都不能参加，别说参加中共中央的会议了。通道会议不仅允许毛泽东参加了会议，而且允许他在会议上陈述自己关于改变战略进军方向的主张，为尔后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的召开，乃至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启了重新崛起之路，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三，引起党和红军高层领导人对于战略进军方向问题的深入思考。诸如周恩来认为，改变中央红军的战略进军方向是一个十分迫切而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他鉴于通道会议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从根本上实行战略转兵，因此会后，他随红1军团第1师先头部队行

动，寻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合适地点。12月15日，红1军团占领黎平后，周恩来随部队进驻黎平，选定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展开了各项紧张而有序的准备工作。

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博古、李德的错误继续开展斗争，并于12月17日取得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和支持。12月17日，中革军委在部署18日的部队行动时，命令红1军团准备进占剑河，但“不渡清水江，改由清水江南岸西进”；红3军团向黎平西北开进，并侦察到台拱的道路。同时，规定各部队每日行程不要超过50里，具体位置由各军团首长依据实际地形自定。这说明中央政治局多数委员已经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创造了条件。

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

黎平地处黔、湘、桂三省区的结合部，历史悠久，是古代贵州东南部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自古以来都是东进两湖、南下两广、西进西南的主要通道，为贵州省四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中央红军占领黎平后，国民党黔军王家烈部退守施秉、镇远、台拱（今台江）地区；“追剿”军正向铜仁、玉屏、天柱之线前进，企图拦截中央红军北上；桂军1个师向榕江前进，企图向中央红军续行侧击。但各路国民党军远离中央红军约3天路程，这为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赢得了时间。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二郎坡胡荣顺店铺（今二郎坡52号）召开。当时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陈云、朱德、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李德因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集中讨论中央红军进军的战略方向问题。

博古代表李德在会上首先发言，仍然坚持中央红军沿着红6军团前进的路线进入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他说：这是共产国际同意的，不能越雷池一步。凯丰等人拥护博古的主张，认为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不得更改。

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他具体地分析了敌对双方的情况，强调指出：中央红军应向遵义地区挺进，如有可能，还可以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之交协同作战。

历史又面临着关键时刻。怎样才能使红军转危为安，是整个党和红军上上下下都在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等先后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我们必须用全力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政治局认为，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责成军委依据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

这里，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周恩来在黎平会议上的态度至关重要。自湘江战役后，周恩来在实际上具体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局的协调工作。他是会议的主持者，又是关键人物，如果没有他的认识转变，黎平会议不可能取得成功。正如他后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

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

据《周恩来传》记载：“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给李德送去，李德看后大发雷霆，用英语和周恩来吵了起来。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回忆说：‘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博古听说这件事后，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编者注）’。”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

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它是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干扰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红军的战略进军方向问题，并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没有黎平会议，就不会有遵义会议。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黎平会议，是这个伟大转折的起点，具有深远而伟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会议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央红军进军的战略方向，完全避免了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正如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这就为尔后纠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其次，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提议，明确规定了新的战略进军方向和作战原则。决定指出：“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并强调：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该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道路上，与上述诸敌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再次，会议根据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民主集中制根本制度，强调充分发挥军委、书记处、总政治部的整体职能作用，反对个人独断专行，并对洋顾问李德的军事决策权和指挥权进行了明确限制。决定指出：“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这实际上是对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的“太上皇”李德的决策权、指挥权的限制。

第四，会议根据当时部队的实际状况，提出坚决反对悲观失望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危险的任务。

另外，会议还决定红军长征到达适当地点，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问题，为纠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