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塑造人物的方法

《战国策》上承《国语》、《左传》，下启司马迁的《史记》，内容是纵横家的自我表现，故而从人物的粉墨登场到建功立业，从举手投足的细枝末节到文采飞扬的长篇大论，从外在的神态变化到隐秘的内心独白，从主要人物到次要人物，作者都有精心的安排，从而使《战国策》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写人从自然到自觉过渡的桥梁。是纵横家的自我表现，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写人从自然到自觉过渡的桥梁。 战国策写人自觉

在先秦历史散文中，《国语》是以记事为主，有时人物的语言就是一篇文章，如《邵共谏珥谤》。《左传》虽将记言、记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塑造出了生动的历史人物群像，但这只是叙事的客观效果而已，写人意识还是处于自发状态。《战国策》上承《国语》、《左传》，下启司马迁的《史记》，内容是纵横家的自我表现，故而从人物的粉墨登场到建功立业，从举手投足的细枝末节到文采飞扬的长篇大论，从外在的神态变化到隐秘的内心独白，从主要人物到次要人物，作者都有精心的安排，从而使《战国策》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写人从自然到自觉过渡的桥梁。 一、欲扬先抑的手法

为了把人物写的成功，写的丰满，《战国策》常用这个方法。如《邹忌讽齐王纳谏》（《齐策·一》），开头写他“朝服衣冠”后顾影自怜，并不厌其烦地问妻，问妾，问上门求他办事的客人：他与城

北徐公谁美？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终于放心了。读者几乎要发笑了：这是国之重臣？分明是个心理有点变态的自恋狂！恰巧第二天齐国之美丽者——徐公登门求见，他“熟视之”，自信心动摇了，“窥镜而视”，的确“弗如远甚”。也许这一打击太沉重了，竟使他如《诗经》中“求之不得，悠哉悠哉”的那个君子一样，辗转反侧，夜不能寝，反复考虑这件事。浅薄之极，无聊之极！尽管他身长“八尺有余”，如玉树临风，此时在读者眼里，不过一绣花枕头而已。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他居然在朝廷这个严肃的地方大曝其隐私来，真让人摸不透他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谁知他话锋一转，由“蒙蔽”转到“王之蔽”上，大谈特谈起治国的道理。其时刻不忘国事的敬业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作者的“扬”并没有到此结束，他以夸张的笔调写邹忌讽谏的成效：齐王于是广开言路，国力大振，以至于“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这一结局不仅让邹忌收获齐王更多的赏识和重视，而且使他收到了读者更多的欣赏与仰慕。又如，在《冯缓客孟尝君》（《齐策·四》，先极写冯谖的”贫穷无能”：“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若。”这是一个令孟尝君同情可怜的小人物。收下他之后，“居有顷，倚柱弹其剑”，要求食有鱼，出有车；孟尝君满足其愿望后，他还到朋友那里炫耀一番——分明是个胸无大志，虚荣心强的鸡鸣狗盗之徒。谁知过不多久，又弹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连孟

尝君左右的人都对他厌恶得很。此人真是：“贪而不知足”，本事没一点，嘴张得天一样大！连孟尝君左右的人都对他厌恶得很。后孟尝君希望有门客能去薛地收债，他毛遂自荐。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回应该有一番令人刮目相看的作为吧，谁知回来时，居然两手空空，还振振有词：为孟尝君购买了“义”！孟尝君手下的三千门客，个个都要天天吃饭，自作主张买“义”，让他们去喝西北风不成？孟尝君一肚子恼火，尽管他“宰相肚子能撑船”，此时也阴云密布，说不定心里恨得咬牙切齿。

像弹簧一样，“抑”到极点，就会扬到极点。然后，作者就用很多的笔墨来表现冯谖的奇能异才。平时不显山露水的冯谖，在关键时刻就开始充分显示他的政治才华：为孟尝君构建了“三窟”，使其担任齐国丞相几十年，“无纤介之祸”。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由抑到扬，事写得曲折，人也写得生动。

又如写苏秦，先写他的屡说屡败，落魄穷途，再写他的败而不馁，发愤苦读，最后写他的功成名就，扬眉吐气。抑扬之间，把苏秦这位千方百计展示自我价值、具有顽强生命意识的纵横象的形象展示在读者面前，激励读者去奋斗拼搏，张扬自我。 二、对比映衬的手法

《左传》的写人意识是自然的，证据之一就是其绝大部分篇章没有中心人物，即人物形象多，但主次不分。而《战国策》则不同，一篇文章，围绕一个中心事件，一个主要人物总会有一番趣谈，或长篇大论，或三言两语。当然其中还有其他人物，但这些人物属于

从属地位，起映衬、烘托作用或对比反衬作用。 1、人物之间的映衬、烘托

烘托手法是将主要任务与其类似的人物放在同一条件下加以描写，于交相辉映中，使得主要人物得到映衬，显得更加突出。如《邹忌讽齐王讽谏》，用齐王的从善如流映衬邹忌的辩才出众，忠于国事，令人信赖器重；《范睢至秦》（《秦策·三》）用秦昭王的恭敬求教、称之为父，映衬了范睢出色的口才和卓越的治国才干；《苏秦始将连横》以秦惠王的冷漠、拒绝，烘托苏秦追名逐利的炽热与执着，以其家人前倨后恭的态度映衬他功成名就之后的威风显赫，等等。

不仅篇章内部人物之间有映衬，而且篇章之间人物彼此的烘托作用也很明显。如以苏秦来陪衬张仪，凡苏秦成功游说过的国君，张仪也前去游说一番。二人政见截然相反，但结果却惊人地一致。张仪改变了苏秦原来苦心营造的“合纵”的局面，从而用苏秦来衬托张仪的口才、心计和手腕。还有，用范瞧这位秦之重臣来衬托政治新锐蔡泽（《秦策·三》），让苏秦与其弟苏代互相映衬，张孟谈与范睢、唐雎与荆轲彼此辉映等等，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和“得士则昌，失士则亡”的局面。 2、人物间的对比反衬

反衬手法是把彼此之间互相对立的人物对照起来进行进行描写，以突出人物性格的方法。如《司马错论伐蜀》中（《秦策·一》，司马错主张伐蜀，张仪主张伐韩，用张仪的“华而不实”反衬司马错

的“实而不华”，突出了司马错的务实精神；在《齐宣王见颜蜀》（《齐策·四》）中，用齐宣王的富贵骄人反衬颜蜀的不慕名利，一身傲骨；《冯谖客孟尝君》中，用孟尝君的目光短浅反衬冯谖的深谋远虑；《触龙说赵太后》中，以赵太后的喜怒形于色，感情用事反衬触龙的深沉内敛，机智老练；《赵策·三》用平原君的优柔寡断，反衬出了鲁仲连的义正辞严；《魏策·四》用秦王的骄横狡诈，色厉内荏反衬出唐睢的机智勇敢，不畏强暴。

另外，《战国策》中，苏秦、张仪之流与颜蜀、鲁仲连等人形成对比，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人们的不同的价值取向，也使人物的个性更鲜明。人物前后的不同状况形成对比：如：苏秦游说秦王失败后的落魄困顿与成功显达时的“黄金万年益为用，转毂连骑，炫横于道”的显赫威势形成对比，赞扬了纵横家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秦围赵之邯郸》中辛垣衍开始时自视甚高，不愿见鲁仲连，忠心耿耿地执行魏王的命令；等到鲁仲连给他分析帝秦利弊之后，“辛垣衍起，再拜，谢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去，不敢复言帝秦”。从忠于职守到改变主意，从鄙视到仰视，无不凸现鲁仲连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目光敏锐，对时局头脑清醒，擅长说理的特点。《唐睢不辱使命》中通过秦王初始的骄横与后来的窘态的对比，使唐睢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义士形象呼之欲出。

三、环境烘托式手法

《战国策》中，每逢写有胆有识、有勇有谋而能成就一番事业的

纵横家时，作者就有意识地先设置一种危机四伏的环境，再让主要人物置身其中，迎难而上，大显身手，轻而易举地解决；平常人望而生畏的难题，让他们的才干与胆识，放射出令人炫目的光芒，从而达到刻画人物的目的。

战国的“士”叱咤风云，几乎能将天下玩弄于股掌之上，以勾心斗角、图强争霸的各个诸候国作为释放生命活力，放展政治才干的大舞台。天下无事时，他们恐怕天下不乱，挑起事端，显示自己的存在；纷争四起时，他们又四处奔忙，施展才干，献计献策，将战争消弥于无形。没有他们，世界会显得冷静寂寞，有了他们，世界会更加热闹而充满活力。

如《触龙说赵太后》中，开篇就写赵国岌岌可危的形势，扣人心弦，赵太后新用事国家政权更迭，人心不稳，赵太后从后宫到政治前沿，没有什么从政经验，对秦来说不足为虑，秦见有机可乘，“急攻之”。赵向齐求救，齐提出出兵条件，“必以长安君为质”。国难当头，缺乏经验的太后果然不顾全局，宁愿国家遭难，也不愿让儿子去异国受罪，并“明谓左右：有说者，老妇必唾其面！”这时游说的处境犹如李白笔下的蜀道，难于上青于，成功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众人无计可施，老将触龙颤巍巍地出马了，不费吹灰之力，而且马到成功，由此显示了触龙的机智过人，胆识超凡，让人印象深刻。

唐睢的出场亦用此法，志在图霸的秦王要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并命令道：“安陵君其许寡人！”“其实是要吞并安陵。”在这时，这

命令几乎不是可抗拒的。安陵危矣！要打消秦王的吞并企图，其难度之大，近于“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安陵君一筹莫展，几乎坐以待毙了，这时唐睢出场，肩负重任，远赴秦国，为安陵的存亡与秦王斗智斗勇，让秦王对他心生敬意，成功地打消了秦王的并吞意图，如此危急四伏的出场情境，正好显出了唐睢的能力智慧不同凡响。

再如《知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中张孟谈的出场：赵襄子拒绝了贪图私制，残忍执拗的智伯索要土地的要求，知伯暗中勾结韩、魏攻赵国。一场敌强我弱，胜负难定的战斗即将打响。为了挽救赵国，在这十万火急的时刻，张孟谈奉命于危难之间。只见他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先让赴襄子固守晋阳，再离间敌人，最后活捉知伯。形势越千钧一发，关键人物越能举重若轻，自有锦囊妙计，从容化解，这种先难后易的写人方法，极易显示出纵横家的英雄本色。 当然，《战国策》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一是很多篇章在人物对话中开始，在对话中结束，往往忽略了对人物的必要介绍，是读者对主要人物缺乏全面的了解。二是恪守“四一律”，影响人物形象的复杂性。除了《苏秦始将连横》以外，绝大部分一篇文章拘泥于一个故事，一个中心人物，一番趣谈，人物的性格也比较单一，是典型的“扁平人物”。三是过分注重记言，这与作者的意图有关，由于创造者绝大多数是“士”集团中的一员，故而他们更倾心炫耀他们的纵横捭阖、几乎能呼风唤雨的辩才，而不是致力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但是，尽管《战国策》在写人方面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比起《左传》的自然写人，也是历史性的进步，而且它直接影响司马迁的《史记》，堪称是从自然写人到自觉写人的桥梁。 参考文献：

[1]王守谦，喻芳葵，王凤春，李烨.战国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