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特殊性及其人学反思

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特殊性及其人学反思

文/陈新夏

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特殊背景及其表现方式

现代性具有普遍性。现代化作为世界通行的社会发展模式，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具有相同的规定和总体目标，也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社会效应。现代化的基本效应就体现在现代性上。西方的现代性表征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现代社会整体结构的特征、性质以及相应的观念。按照通常的理解，广义的现代性既体现在器物层面上，又体现在制度层面上和观念（精神文化） 层面上。现代性在物质层面的体现，就是以工业化为载体、以科技为支撑的生产力进步及作为其结果的经济发展即物质财富的增长。现代性在制度层面上的体现，就是建立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现代性在观念层面上的体现，就是确立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现代意识。

现代性的普遍性含义适用于任何国家或地区，中国当然也不例外。这就意味着，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与在西方国家一样，会出现现代性问题，这正是我们在当前要研究并应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原因之所在。现代性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或地区又具有特殊性即多样性。西方现代性虽然是其他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参照系，但是现代性在全世界的蔓延和扩张并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明或一种制度模式。即使在西方文明框架内，现代性也发展出了多种文化方案和制度模式。现代性的特殊性在当代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我们探讨中国现代性问题时重要的出发点。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主要是由三方面因素决定的：中国传统观念和的保守性，中国近代以来的特殊历史进程，中国广大的地域以及原因造成的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三方面因素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特殊背景。

一是传统观念和的保守性与现代性所倡导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自由意识、主体意识、人格意识、公平意识、法制意识等格格不入，与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现代治理直接抵触。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动甚至被迫从西方社会强行移植过来的，是为了国家民族生存所不得不进行的，是应对外部入侵从而救亡图存的

反应，因而中国的现代性观念和与既有的传统观念和之间并非自然替代的关系，在现代性观念和已经植入中国社会的同时，一些本质上具有反现代性特质的传统的前现代观念和却依然存在且势力强大。这种现代化进程的波折或中断不仅制约着社会物质层面的变化，也影响到人们精神层面的变化。三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差距以及导向方面的原因，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在社会阶层之间，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收入、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差距逐渐拉大，社会各阶层分化日趋明显，不同的人群分别处于现代化、小康、温饱和贫困层面。上述几种因素，使得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人群在生存发展的起点、条件和地位上极不均衡，由此导致了社会发展阶段及其相关问题的差异，使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人群分别处于不同的发展时代（如前现代、现代甚至后现代），各自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形成了不同的愿望和奋斗目标。

由于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影响、思想文化启蒙过程的断裂以及制度建设不到位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当代中国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前现代问题，从而使当代中国现代性问题具有特殊的表现方式，这就是现代性问题与前现代问题并存。用马克思的理论范式表述，就是人的依赖关系与物的依赖性并存。由于与大量前现代性问题并存，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既与西方的现代性问题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又具有自身的特点。所谓与西方相同或相似，是指西方曾经发生的现代性问题几乎都在中国逐一重现，包括资本逻辑通行从而加剧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博弈和争夺，消费主义盛行，重占有甚于重生存，“工具理性”张扬、科技负面效应凸显，以及资源环境危机加重并制约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等等。所谓具有自身的特点，是指这些现代性问题在中国往往与前现代问题相重叠并相互影响，从而使问题的表现及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

一是资本的逻辑通行于经济活动乃至于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市场经济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是清晰地确定不同的利益主体，在人们之间划定利益的边界，而对不同人（群）的利益进行区分，必然导致他们之间利益的分化和对立，导致

2016.10 | SOCIAL SCIENCE DIGEST

85

哲学

各利益主体对利益追求的最大化，进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博弈甚至争夺。利益追求的最大化以及利益主体之间博弈所遵从的正是资本的逻辑。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在提升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时，也确立了资本的逻辑。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不完善以及法律法规建设及实施不到位，资本的逻辑表现得尤为露骨和任性。

二是消费主义盛行。始于西方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面子观念、从众心理相叠加，加剧了消费的冲动及其盲目性，消费从维持生活的手段变成了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时代潮流，引发了一些炫耀性的甚至是畸形的非理性消费行为，既影响了社会风气，凸显了差别，也加重了环境和资源的负担。

三是资源环境危机加重。由于急于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并尽快追赶发达国家，我们采取了粗放的、以单纯扩大生产规模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带来了大气污染、水源污染、气候变暖、冰川融化、生态破坏、土地荒漠化、有毒有害物质扩散，水资源、矿产资源和能源的短缺，一些稀有动植物灭绝等一系列严重问题。随着人的活动对环境影响的深入和扩大以及人口增长与资源消耗的矛盾日趋尖锐，人与自然的矛盾愈趋凸显，资源环境危机已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综上可见，由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现代性问题和前现代问题并存且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这种态势不仅给我国现代化建设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使现代性建构困难重重，也从不同的角度给人的生存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使我们同时面临着人的依赖关系问题与物的依赖性问题。

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人学反思

反思现代性有两种立场，一种是站在现代性之后的立场反思现代性，另一种是站在前现代的立场反对现代性。这两种立场的目标指向完全相反。前一种立场是指向未来的，其对现代性的反思是向前看，是为了推动社会朝前走而不是拉着社会往后退，其对现代性的批判不是反对现代性，而是为发展和完善现代性以便更好地发挥现代性的作用，更有效地管控并缩小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后一种立场是指向过去的，其对现代性的反思是向后看，是要拉着社会往后退，其现代性“反思”不是为了管控并缩小现代性的负面效应以便发展和完善现代性，而是要反对并取消现代性本身。目标指向的不同决定了两种立场对待现代性标准的不同，决定了所看到的现代性问题及其原因也不同。从本质上说，两种立场的根本差异在于，现代性之后的立场是有利于人的发展的立场，是顺应当代社会发展大趋势

86

社会科学文摘 | SOCIAL SCIENCE DIGEST

的立场，前现代性的立场则是有利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立场，是背离当代社会发展大趋势的立场。

从人学的视角看，现代性问题与前现代问题虽然原因及表现各不相同，但二者都制约着人的发展，因而反思现代性必须采取高于现代性的立场而拒斥低于现代性的立场。站在有利于人的发展的立场，我们的现代性反思既要借鉴西方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又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与西方的现代性问题既具有共性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共性决定了我们的现代性应对方案可以参考西方的理论，差别则决定了我们的现代性应对方案应当从中国的现代性背景以及现代性问题的特殊性出发，从现代性问题和前现代问题并存且从不同方面制约人的发展的现实出发。

站在高于现代性的立场，我们的现代性反思应当借鉴西方的现代性反思理论。应当看到，由于西方社会发展已经经历了完整的现代化阶段而彻底超越了前现代阶段及其问题，因而西方学者的现代性反思是指向未来的，是着眼于克服现代性的弊端进而追求比现代性更高层次的社会发展阶段，因此，西方的现代性反思从总体上说是站在高于（或后于）现代性的立场上的，其现代性反思理论和方法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性具有可资借鉴之处。

站在高于现代性的立场，我们的现代性反思应当有比西方现代性反思更高的诉求，这就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依次经历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着前现代、现代以及现代性之后的社会发展阶段；而当代中国人的发展正处于“由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性过渡”，以及“物的依赖性从而开始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两个过程并行的阶段。

在现代性问题和前现代问题并存的背景下，我们在理解和解决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时，不能忽视前现代性问题的解决；同样地，在理解和解决当代中国的前现代性问题时，亦不能离开现代性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发展和完善现代性才能去除人的依赖关系，只有通过反思现代性才能超越物的依赖关系，才能推进人的发展。

发展并完成现代性与超越物的依赖关系这两项任务，既存在着矛盾又具有统一性。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是因为发展并完成现代性会强化物的依赖关系，这一点毋庸赘述。两者之间具有统一性，是因为一方面，在人的依赖关系与物的依赖性并存的情况下，发展并完成现代性与超越物的依赖关系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推进社会进步并实现人的发展。另一方面，在现代性未完成的情势下，发展并完成现代性将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对此，可以从马克思对科学的双重社会效应的辩证理解中得到启示。马克思在论及科技对人的影响时曾精辟地指出：“自

哲学

略论东方哲学与宗教

文/洪修平

如何理解“东方”概念？

“东方”这个概念尽管大家经常在用，但其内涵其实并不很确定。人们往往从地域、文化或政治等不同的角度来使用它。例如日本学者中村元在谈到“东方”这个概念时就曾说过：“所谓‘东方’，所指范围并不确定。在中国，‘东方’是指日本，在现代日本，‘东方’是与西方Occident、Abendland相对的概念，可以译成East、Orient或是Morgenland。但在西方，一说到Orient或Morgenland，其原义并非是日本、中国或印度所说的‘东方’，而是指包括了巴比伦和埃及在内的‘东方’。日本人说到东方，好像主要是指日本、中国和印度，及其周围的一些国家。就思维方法而言，文化圈的思维方法远比其他东方人更为接近于西方。”

而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也指出：“无论是‘东方’这一用语，还是‘西方’这一概念都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稳定性，二者都由人为努力所构成，部分地在确认对方，部分地在认同对方。” 他还具体地从历史和文化

等不同的角度探讨了 “东方”这一概念的出现和使用。在他看来，对于欧洲人来说，“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东方不仅与欧洲相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明和语言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此外，东方也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然而，这些东方形象并非都出想象。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不过， 美国人却不会像欧洲人这样感受东方，“对他们而言，所谓‘东方’更可能是与远东（主要是中国和日本）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说，虽然“东方”概念出自欧美人，但对于“东方”，欧洲人与美国人其实也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这就与社会历史和文化联系在一起了。因为“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它不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正如西方也并不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一样。……作为一个地理的和文化

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

这一说法既揭示了科技直接地使人“非人化”的效应，又肯定了这种“非人化充分发展”根本上是人的的条件，在一定阶段上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这一论述所蕴含的道理，无疑适用于对待中国的现代性：马克思并未因科学“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而否定科学，同样的道理，我们亦不能因为现代性的负面影响而否定现代性，因为我们当前同时面临着发展并完成现代性与超越物的依赖关系而追求人的发展这两项任务。

从促进人的发展的要求看，就我国当前的情况而言，通过发展并完成现代性而去除人的依赖关系与通过反思现代性而超越物的依赖关系，这两项任务的分量和轻重缓急是有所不同的，两项工作的步骤和力度亦应当有所差别。

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和观念等方面的现实，在这两项任务中，发展并完成现代性的任务更为迫切也更为主要。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当代中国尚未超越且又必须尽快超越人的依赖关系阶段，而只有超越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完成现代性，才能向更高层次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推进。正是基于这一现实，我们既要反思现代化问题，避免现代化的陷阱，更要关注前现代性问题，致力于超越人的依赖关系并使一些落后地区的人们和弱势人群早日拥有现代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只有在未来现代性得到比较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才有必要也才有可能完全超越物的依赖性而趋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由此我们认为，着眼于现实，当前的重点是发展现代性；着眼于未来，在发展现代性的同时必须管控并缩小现代性的负面效应。S（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摘自《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

2016.10 | SOCIAL SCIENCE DIGEST

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