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以来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01年以来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摘要]运用新出土的文献材料，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其意义不容置疑。2001年以来，国内有一批学者就运用出土文献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出土文献与《楚辞》研究、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研究、出土文献与文学史研究等方面。虽然近十余年学术界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取得一些有目共睹的成就，然而，研究现状令人担忧，存在的问题不少。今后，研究者应该密切注视出土文献，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借鉴并吸纳新方法，还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

[关键词]出土文献；治学态度；研究方法；古代文学研究

运用出土文献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成为2001年以来学术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当今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热点之一。然而，学者敏锐地意识到出土文献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却早已有之。早在1925年王国维就曾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中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之大有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显然，国学大师王国维注意到出土文献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并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其后，国内一些学者也对出土文献怀有浓厚的兴趣，纷纷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文学。本文试图对2001年以来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状况进行回顾与反思。

一

近几十年，随着考古事业的大发展，大量的出土文献震惊了当今学术界。运用新出土的文献材料，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其意义不容置疑。2001年以来，国内有一批学者就运用出土文献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并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呈现于读者面前。归纳起来，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笔者查阅了2001年以来《诗经》的研究论文，发现篇名直接含“出土文献”的论文就有8篇，至于运用出土文献研究《诗经》的其他论文，难计其数。在这些论文中，涉及出土文献对《诗经》训诂的作用，如李春艳、时世平《出土文献对（诗经）训诂的作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归纳出土文献对《诗经》的作用主要有证、正、增、辨四个方面。李春艳还在《出土文献对（诗经）训诂实践的借鉴意义》中重述了出土文献对《诗经》训诂的证、正、增、辨四个方面的作用。并提出了出土文献对训诂

实践的五个启示：一是依据故训，不轻改旧说；二是尊重本文，不轻信假借；三是通晓语法，往复求通；四是古代社会生活与古代文献互相发明：五是实是求是，不钻牛角尖。另外，运用出土文献研究《诗经》的论文还涉及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夏传才《（诗经）出土文献和古籍整理》一文详细介绍了20世纪与《诗经》有关的考古新发现以及《诗经》的古籍整理研究（古籍善本重印、校勘、标点、辨伪、辑佚、汇编等）。刘立志在《出土文献与（诗经）学研究二题》一文中依据出土文献，审视了《诗经》学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关雎》诗旨的阐释与接受；二是孔子删诗说再辨证。刘冬颖《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平议》一文认为出土文献对《诗经》研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论述了出土文献对今本《诗经》考释的补充、出土文献对早期儒家论《诗经》风貌的展示、出土文献对《诗经》与礼乐关系的印证、出土文献对《诗经》研究史的丰富。于淑娟《（诗经）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指出了出土文献对《诗经》这一类经典文学的研究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并且对茀《金石简帛诗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作了具体的评述，认为该书对新材料的搜集较完备，依据出土文献对《诗经》文字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注重其对于文学研究所奠定的基础和引领作用。体现了以文献研究推进文学研究的自觉意识。李春艳、时世平《出土文献与二重证据法——兼论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认为，考古发现的“地下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互证互补的二重证据法已蔚然成风，开创了《诗经》注解训诂的新局面。二重证据法的出现完全适应了资料来源的变化和时代发展对学术研究的新要求，丰富了研究手段和方法，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对推动包括《诗经》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罔。

房瑞丽的长篇论文《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梳理了历史上与《诗经》有关的几次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状况，并详细地分析考辨了近几十年来重要的出土文献（中山三器、阜阳《诗经》残简、郭店楚简）与《诗经》研究。可以说，该文利用出土文献对《诗经》作了宏观把握与微观透视。

近几年陆续出版了一些运用出土文献来研究《诗经》的著作。如陆锡兴《（诗经）异文研究》运用出土材料，辨析《诗经》的异文（文字差异），认为《诗经》异文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其研究意义是多方面的旧。于茀《金石简帛诗经研究》分上、下篇，上篇金石简帛与四家诗异文汇考，下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诗论考释。该书运用出土文献对《诗经》异文作了详细考辨。上述这些著作都是从文字训诂入手研究《诗经》，旨在还原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原初面貌。

（二）出土文献与《楚辞》研究。2001年以来有关涉及运用出土资料研究《九歌》论文也很多，如郭常斐《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研究》（《云梦学刊》2010年第2期）、李晓琼《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近十年之研究》（《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1期）、黄灵庚《（九歌）源流丛论》（《文史》2004年第二辑）、姚小鸥《简牍碑铭文献与（九歌·湘夫人）的若干解说》（《北方论丛》2003年第6期）、王泽强《从战国楚墓祭祀竹简看（九歌）属性》（《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和《楚墓竹简所记神祗与（九歌）神祗之异同及其在楚辞学上的意义》（《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汤漳平《再论楚墓祭祀竹简与（楚辞·九歌）》（《文学遗产》2001年第4期）等。需要说明的是，李晓琼《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近十年之研究》一文是对近十年来楚辞

学界关于《九歌》研究的论著的总结和整理，属于综述性质。严格来说，这篇文章不是研究《九歌》的原创性论文。郭常斐《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研究》一文结构包括屈原与《九歌》的作者及创作时间考辨、《九歌》的写作目的及其主题性质探讨、《九歌》的神谱系统及其楚人的祀神观念、出土文献与《九歌》中个别篇目研究这四个部分。经过细读，笔者发现该文的第一、二、四部分没有超出对前人及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评析范围。唯有第三部分是该文作者就竹简中所记载的祀神情况与《九歌》中描绘的神祗，总结出三个特征：其一，大体上可分为天神系列和人鬼系列；其二，神谱系统体现出尊卑观念与祀神顺序；其三，祭祀活动注重时间的选择，讲究“吉时”。黄灵庚《（九歌）源流丛论》结合《九歌》文本及出土的战国楚墓简帛文献材料，对《九歌》的原貌及其流传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姚小鸥《简牍碑铭文献与（九歌·湘夫人）的若干解说》一文使用汉简与碑铭文献等资料，证明《九歌-湘夫人》篇首“与佳期兮夕张”一语中的“张”字为“瞻”字之借。王泽强《从战国楚墓祭祀竹简看（九歌）属性》和《楚墓竹简所记神祗与（九歌）神祗之异同及其在楚辞学上的意义》通过对战国楚墓竹简考察，认为《九歌》确实属于沅湘民间祭祀歌，而不是楚国王室的祀典。对楚墓竹简所记神祗与《九歌》众多的神祗的异同作了比较，分析了楚墓竹简材料在楚辞学上的意义。汤漳平《再论楚墓祭祀竹筒与（楚辞·九歌>》一文根据楚墓祭祀竹简祭祀神系研究《楚辞·九歌》，认为《九歌》确是楚国王室的祀典。该文对楚墓竹简祭祀神系与《九歌》诸神之间的联系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四）出土文献与文学史研究。2001年以来，涉及出土文献与文学史研究的论文不多，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获悉，仅有3篇论文。如胡可先《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的新视野》一文对20世纪新出土的唐代文献材料尤其是碑刻和墓志进行了梳理。认识到新出土文献对于唐代文学史研究视野开拓的意义，提出以现代史学规范为指导，立足文本，并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为基础，尽可能对文学展开多样化的研究。应该是2l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开拓新视野的重要途径之一。郑晨寅《（周易）、出土（易）学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一文对《周易》在各本《中国文学史》中的书写状况作了初步分析，对《周易》与文学关系之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评述，认为出土《易》学文献对考古学、文字学、哲学史有着重要的影响，对文学史而言。也是必须加以重视的阎。汤漳平《对近十年出土文献与文学史研究的思考》一文介绍了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古代文献出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十年出土文献。并特别关注了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注意到一些文学史著作也利用了出土文献的新资料。同时，认为研究工作中的指导思想与研究方法等问题值得进一步重视和讨论阎。这些论文作者都关注到了出土文献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性。

另外，随着敦煌学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学者在研究敦煌文献中涉及了古代文学的研究，仅就这十余年而言，这方面的成果让人眼花嘹乱。大致来说，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敦煌文献中的小说研究。窦怀永、张涌泉《敦煌小说合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被认为是“呈现唐代小说的真实图景”，“敦煌文献研究和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在文献学和文学史研究两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嗍；周维平、李宏《敦煌文献中的三部唐代话本小说》以敦煌文献中的三部小说，即晚唐《韩擒虎话本》《唐太宗入冥记》《叶净能诗》为研究对象，指出话

本小说在唐代已出现，并有一定的艺术成就与不足。在对敦煌文献中的小说进行整体研究，应该说是王吴《敦煌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作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王昊认为敦煌小说应指保存并仅存于敦煌遗书的以唐、五代、宋初写卷为主的小说类作品，具体而言，包括两部分：一是敦煌古体小说，二是敦煌通俗小说。他对敦煌小说的人物世界、生活世界、情感世界以及敦煌志怪小说、敦煌通俗小说的叙事艺术等作了详细研究。张薇薇《从语法角度看敦煌本（搜神记）与变文年代的区别》一文认为，从语法角度说明敦煌本《搜神记》的年代在变文（一般认为是晚唐五代）之前，其内在语言风格统一，反映的大致是中唐以前的语言面貌。

（2）关于敦煌文献中的诗、词、赋研究。张子开《敦煌佛教文献中的白话诗》一文认为，禅宗白话诗、其他白话诗、一般佛教白话诗都属于俗文学，可以纳入通俗禅文学的范畴。该文归类列举了敦煌佛教文献中的禅宗白话诗、其他白话禅诗、一般佛教白话诗，并作了初步分析。张新朋《敦煌诗赋残片拾遗》对《秦妇吟》《晏子赋》《秦将赋》残片进行认定或缀合，并指出了三点意义：一是增加了三篇作品写卷的数量，在摸清敦煌文献中三篇作品的总数上向前迈进了一步。二是为三篇作品校理中的疑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材料。三是为前人的校勘提供了佐证。刘明《敦煌唐写本（玉台新咏）考论》一文论述了《玉台新咏》残卷的抄写年代与编辑体例、残卷的版本价值与几种注本的订补、残卷的传播境遇及其文本接受。丁治民、赵金文《敦煌诗中的别字异文研究——论五代西北方音的精见二系合流》一文在前人有关精见合流的研究基础上，指出了敦煌诗所见精见合流的例证，分析了五代后西北方音未见精见合流的原因，最后得出了唐五代西北方音中的精、见二系有互代或相混的现象。陈静《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及形成原因》指出了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体现为单篇流传与结集流传并存、编辑环节薄弱、异文现象突出，分析了敦煌诗歌写本传播特征的形成原因在于以自抄自用为目的的读者传写、抄本传播中“定本”观念的差异、敦煌的地域特征及敦煌文献的性质。

另外，还有敦煌文献中的应用文、选本及其他方面的研究，如王使臻《敦煌遗书中的唐宋尺牍研究》（兰州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归纳了敦煌尺牍的文本形态，详细研究了各种尺牍文体，并对敦煌尺牍的地域来源与传递、尺牍教育等作了分析。金少华《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研究》（浙江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评价了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的价值，详细叙录了敦煌本的相关写卷，校证了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的异文。伏俊琏《文学与仪式的关系——以先秦文学和敦煌文学为中心》认为先秦文学与敦煌文学多产生于仪式，并通过一定的仪式得以传播。

除了以上诸方面外。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成果还有很多，如朱玉麒《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蔡先金、刘昕《甲骨卜辞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蔡先金、刘晓彤《银雀山汉简（唐勒赋）与宋玉赋公案》，冯淑静、杨琳《由出土简帛文献看文学的由俗变雅》，汤漳平《从出土文献看（诗）（骚）之承传》，陈良武《出土文献与诸子散文研究刍议》等。

二

以上是对2001年以来学术界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成果的初步叙述与梳理。笔者认为，近十余年研究值得人们注意的是：第一，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先秦诗歌。学者大多利用出土文献对《诗经》《楚辞》进行了校读、训诂、考论等。第二，堪称优秀成果的数量不多。上述的朱玉麒《吐鲁番文书中的玄宗诗》、胡可先《出土文献与唐代韦氏文学家族研究》、汤漳平《再论楚墓祭祀竹简与（楚辞·九歌）》等都是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佳作。但是几乎没有如20世纪90年代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该书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再次出版）以及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那样的宏篇巨作。第三，研究队伍规模不够大。目前，虽然学术界对秦汉简帛文献关注者不乏其人，尤其是史学家，但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大多数学者对新出土的大量古代文献资料掌握得还不够充分，学术界能自觉地运用出土文献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运用出土文献研究楚辞的学者数量更不容乐观，诚如周建忠所说：“主观上讲，能够综合运用各门学科。尤其是具有深厚的小学根底、掌握现代考古学理论知识、致力于楚辞研究的研究者为数毕竟不多。”